美国加州圣何塞郊区公立学校莱夫奥克高中的历史老师马特·巴里,32岁(指的是《夹缝生存》英文原版出版的2018年时的年龄),从教九年。每周工作日都会为“美国历史和经济”课程授课。而在课余时间和周末,巴里做起了优步司机。

巴里和妻子妮科尔都是教师,年薪都是6.9万美元。这个收入已经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但因为他们生活在硅谷地区,当地的房价、物价已经涨到了十分离谱的地步,让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都苦不堪言。以房价为例,巴里工作的城镇,一个房子起步售价就高达150万美元。这意味着,像他这样的为莱夫奥克高中上课的老师,不可能住在他们的学生附近。他在等待接单的时候批改作业,备课。



巴里还不是老师同事中条件最差的。因为他们夫妻是教师双职工,有两份收入。优步在当地肆无忌惮地突破监管部门的限制,用金钱诱惑巴里这样营收不足的上班族兼职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硅谷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科技新贵,收入丰沛,甚至可谓陡然暴富,愿意为自己的豪奢消费付钱,却拒绝多缴点税,让自己的孩子的老师能够付得起房租。

经常撰写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作品频见于《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阿莉莎·夸特在其所著的《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一书中谈到,硅谷对于有钱人来说,是一个扭曲的幻梦:“低税收,好学校,与风险投资人共进可以报销的晚餐之后,还有老师开车送你回家!”

优步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企业,还积极推动所谓的零工经济发展——说白了,就是企业不必担负雇佣福利责任以及顾客(乘客)安全责任,却要从交易双方中截取相当份额交易费用。

那么,为什么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教师的薪资会显得如此之低呢?《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书中援引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理查德·英格索尔的说法,教师工资低的历史性原因引在于从前教师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所以匹配较低的薪酬。即便在后来,美国的各级教育体系也加入了大量的男性教师,工资水平却依然长期滞后于其他行业。



《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书作者采访了在硅谷地区从事优步兼职工作的教师。优步很精明地捕捉到这些本该享受着良好中产阶级生活的教师群体的狼狈现状,专门为之定制了不能拒绝的兼职合同订单。书作者感慨说,在美国,从优步司机这样的合同雇工,到文件审查律师,再到零售业雇员,这些原本归属中产阶级成员的职位,对应的就业人群都发生了阶级滑落,“都深受不规律工作时间、不稳定工作岗位和低薪资之害”。

《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这本书全面考察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状况:社会保障越发薄弱,生育成本不断上涨,怀孕歧视和性别歧视频现,中年失业甚至早于40岁的失业成为常态,大量的白领工作者被迫全天候、高强度地工作,根本不能维持所谓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这本书援引《华盛顿邮报》等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指出,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苦恼。而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相较于20年前已经高出了30%,公立大学学费上涨两倍有余,医疗健康支出翻了一番,房价、租价都上涨惊人。而与之同时,美国的主要工会继续沉沦,雇员权利大幅缩水,养老金和小额福利不断消失。



所以,就有了《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这本书所揭示的一系列荒谬现状,比如大学教授及其家属被列入贫困者医疗补助计划,因为学校并不提供医疗保险,并且还需要去申请政府发放的食品券。这显现出“高学历穷人”的悲惨遭遇。又如,从事日托、养老服务的服务业,工作强度很大,薪酬却一直维持在低限,但这些服务本身的费用很少,两个价格之间的差价使得公共服务私有化的企业主们,以及投资于那些私有化服务企业项目的股民们赚得盆满钵满。再如,因“机器换人”等因素,律师、医生、药剂师、企业高管等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群,无法获得充分就业,被迫卷入零工经济,只能获得十分微薄的收入。

固然,正如《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书中所谈到的,美国相较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对于企业的雇工福利责任显得尤其吝啬,比如美国雇佣单位会相当程度上惩罚怀孕的女职工,以及企图休育儿假、陪护假的男性雇员。但苛待职场妈妈的做法绝不仅仅限于美国。荒谬之处正在于此,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为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龄化加深而苦恼,却不能真正拿出可以帮助职场妈妈的切实举措。

当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脆弱,劳工阶级的境况没有改善,而科技、资本的力量又让巨富阶层的财富变得更为突出,这就必然使得美国等国家的社会撕裂加剧。《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书作者直言不讳地说,硅谷企业家、脸书高管谢丽尔·桑德伯格鼓励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向前一步”,但现实情况却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以及男性,“向前倾”只会“扑街”。

《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这本书提出了许多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建议举措。比如,推行全民儿童补贴计划。也就是通过税收为所有美国儿童提供额外补贴。其实这种做法在北欧国家已经长期推行,对于财政负担也不会很重。又如,由政府出资,提供高质量、全覆盖、补贴更充分的日托服务,并改善从事日托、养老服务等工作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薪酬状况。再如,效仿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的经验,鼓励企业办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为员工减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