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触过新冠病毒感染者，也未曾涉足任何中高风险地区，河南健康码却突然变红 ——近日，多名与河南村镇银行兑付危机相关的储户，陷入了一场“红码疑云”。 此前有维权储户反映： 他们近期没有外出，手机上的河南健康码却因“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 这一 理由变红，一进郑州就被带走隔离。 也有人刚 到 郑州 时 还是 “ 绿码 ” ，被发现是来讨说法后，很快转为 “ 红码 ” ，变得寸步难行。
对当事人而言，无端被赋“红码”，本身就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侵犯，倘若因此被强制隔离，更是一场“无妄之灾”。不论这些“红码”因何而变，又是否与当事人的维权行动有关，都应该及时给予回应并纠正。如若不然，不仅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会严重折损健康码制度的严肃性，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额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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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浮现的个体案例，以及舆论场上的质疑，6月14日，河南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具体是哪个单位或部门赋予的“红码”。郑州市卫健委相关人士明确表示：赋予相关人员“红码”的不是该部门。面对媒体采访，河南省卫健委、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等单位也纷纷表示，相关情况不在其掌控之内。一时间，涉事“红码”的责任归属问题，成了一场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进一步的调查纠正工作，也因此陷入了暂时性的僵局。
随着调查深入，究竟是哪个部门把“红码”强加到维权群众身上，终究会真相大白。然而，当下的混乱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问题。社会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起事件，不仅是因为人们关心、同情受到影响的维权群众，更是因为所有人都不免担心：其他地方会不会在未来“如法炮制”？从这个角度上看，相比于追究赋码单位或个人的责任，“不知道是谁赋的红码”，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究的事。
决定健康码是绿的还是红的，不该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判断，而应有一套明确的规则。由谁来执行这套规则，也应该有清楚的规定。对于健康码判定工作，如果什么单位都有权力插上一脚，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必然难以说清。各地之所以设立健康码制度，其初衷当然是防控疫情。从这个角度出发，赋予健康码的权力理当掌控在各地公共卫生部门手里。如果与防疫无关的单位也能随意干预，就难免会有其他利害关系渗透到这项工作之中，扭曲健康码制度的功能与意义。
在事件真相水落石出之前，社会不必急于对哪个具体部门问责。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与其说这起事件暴露出了个别政府部门的问题，不如说它照见了大众心中的某种隐忧：万一健康码被滥用，我们该怎么办？唯有彻查真相、亡羊补牢，以实际行动让公众看到有关部门绝不滥用健康码的决心，才能对冲、消解这份隐忧，让健康码制度健康运行。
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健康码是以个人信息的处理为基础，结合大数据对于个人疫情传播风险的评级和画像，唯一正当化的使用理由就是为了进行传染病疫情的风险管理。他还说：“如果将健康码的防疫目的拓展到其他方面，甚至演变成‘社会维稳码’，首先违背了健康码本身目的的正当性，也违反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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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疫情时期的特殊产物，健康码本来就具有“非常性”，其应用必须严守法治边界，避免在防疫需求之外给公民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此前，一些地方因滥用征信制度、滥用考试加分被曝光。乍看起来，这些做法似乎可以成为实现一些目标的“趁手工具”，但是，如果只顾行政方便，却漠视群众利益、违背法治原则，最终会动摇相关制度的信任根基。只有规范好权力边界，依法依规行事，才是良性有效的治理方式。防疫如此，其他政府行为亦如此。
河南红码事件 为什么必须追责？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并行动：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大数据时代的新课题。
马飘/文 最近几日以来，民众聚焦于河南滥用健康码事件。河南几家村镇银行的线上储户反映，尽管其来自低风险地区，但赴郑州后，本为正常状态的健康码被转成红码。被赋红码的，还包括一些并未到访郑州的相关储户。
作为电子通行证，健康码具有极强监控力和强制性。按照相关防疫规定，红码持有者应立即向社区疫情防控部门报备，在没有转码前，禁止外出。前述被赋红码的储户，随即被工作人员带往相关隔离点。
所以，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是否赋于某个人红码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实质上，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人的人身权利问题。
在疫情爆发期间，健康码通过识别个人数据，对可能有染疫风险的人群予以识别、管理，有其一定的正当性，但这个服务于防疫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健康码，可以在其他方面随意使用，就像此次因为事涉存款纠纷的储户被赋红码，一时实质上人身自由受限。
其实，民众高度关注储户红码的问题，不仅仅是“随意红”或者防疫过度。更核心的是，大数据背景下的行政权力如何不被滥用。
这种滥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当政府掌握海量个人信息，借助大数据手段，很容易限定某些特定人群的权利，包括人身的自由等。
因为疫情防控，政府收集了很多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健康、交通等各方面信息，这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数据安全，乃至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不受侵害等问题，包括相关数据的使用——不能用于非正当的用途。
其次，大数据技术加持下，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从储户红码事件看，更重要的是如何依法依规行事，不越界。
技术拓宽了政府行动的可能性范围，但是并不是所有有能力做的行为，法律都赋其行使的权力。当行政部门获得了更强大的能力之后，必须考虑，怎样做才是合适的。
其三，当有相关部门的越界行为发生时，这时候谁来监督，谁来纠正。
上述三个方面，就储户红码事件看，河南有关部门的表现都没有及格。
就健康码的使用，2020年2月出台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就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针对此次河南发生的“储户红码”事件，法学专家认为，有关做法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乃至相关公职人员可能涉嫌《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等。
但是事件发生到今天，没有一个权威解释，互相推诿，没有谁来纠正、问责。
民众之所以不停追问，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一旦轻易放过了，这种大数据技术的能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捆绑起来，必然有权任性，造成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肆意侵害，后果不可想象。
此次储户红码事件，并非偶然，之前发生过多起与健康码信息相关的过度防疫甚至滥用行为。
比如，在收麦农忙期间，一地方甚至曝出“没有核酸证明，不能下地割麦”的奇闻；外省人士“入豫即赋黄码”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从全国看，一些地方其实早已出现将健康码集成到其他“码”的延展应用。其法律依据如何、延展应用正当性如何、审查程序如何、个人权利保障如何等等信息，都很难从公开渠道了解。
或许是一批没有被及时纠正和追责的事件，形成了很多人对于法律的轻慢。一定意义上，此次储户红码事件，是上述若干“小病”，最终变“重疾”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并行动：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大数据时代的新课题。
就健康码的案例，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首次全国性、高效率、高精准地收集、掌握个人信息的案例”，也有人认为是“在非常时期一举突破诸多制度和规范的非常之举”，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第一场全局性大考”。
“储户红码事件”，明示了中国数字社会建设和治理的潜在风险已经在不断累积。
终究，助力抗击疫情的健康码，不能因为各种私利的扭曲，成为危及全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负面因素。
民众期待着所有的过程能够在正确的伦理和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前行。
河南也该整顿一下
唐山风波尚未了，河南平地起波澜。
最近，洛阳市偃师区迎宾社区发出通知：
“由于迎宾社区为无访社区，根据上级政策，今年凡户籍在迎宾社区的中招考生，第一志愿降3分录取。请符合政策的考生持户口本、身份证到迎宾社区报名。”
所谓无访社区，即没有社区居民到京、省、市、县去上访。
上访和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力，洛阳给无访社区考生加分的做法，本质上是以政策为诱饵，吸引有考生的家庭不上访。
谁要是敢上访，那便是破坏社区幸福生活的敌对分子，必然会触动其他人的蛋糕，引起众怒，然后自发拦截上访者。
社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平息事端，省市免去诸多麻烦，有考生的家庭得到加分的优惠，他们每个人都有光明的前途。
唯独利益受到损害、想上访维权的人，得不到任何好处。
但是那又怎样呢，在“大局”面前，极个别人不重要了。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老套路罢了。
这种见不得光的操作，是害怕人民群众的，于是经过网络曝光发酵，偃师区政府紧急发布说明：
“网上关于我区中考招生降分政策的信息，引发网络关注，经认真研究，目前已停止执行有关政策。”
看看这份说明的措辞，是引发网络关注才停止执行的，并不是他们的觉悟突然提高，觉得自己做错了。
既然不是诚心实意的知错改错，那这种伤害公民权利、违反社会公正的事，极有可能还会发生无数次。
有停止的，自然也有没停止的。
前两个月，河南的4家村镇银行出事，数十万储户的存款取不出来，拖延到现在，便有不少外地储户到郑州讨说法。
但是这些储户的健康码，在上车前还是绿码，进入郑州就莫名其妙的变成红码，被相关部门强制带走隔离。
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自己防疫不到位，经过互相交流才知道，健康码绿转红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去郑州讨说法的储户。
也就是，这是有针对性的红码。
想恢复绿色健康码也可以，只要放弃上访讨说法，离开郑州回到户籍所在地，就能用绿色健康码正常生活。
总而言之，红不红，你的身体说了不算，我说了算。
更有甚者，一群女性储户准备到河南银保监局咨询案件进展，刚走到门口，便被十几名壮汉围堵，骗她们说，银保监局的领导在附近等她们，一定会给她们满意的答复。
随后就被生拉硬拽的推上大巴车。
等到了地方，她们发现并没有所谓的领导，只有一群壮汉堵在房间门口，不允许她们自由活动，就连去卫生间都有人贴身陪伴。
想离开这间房子，就要放弃上访，当地用警车送她们去车站，亲眼看着她们坐车回家。
以上是两件事，但归根结底是一件事。
那就是地方上的某些干部，结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利益集团。
他们把防疫政策和公权力，异化成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维护某些人私人利益的工具，要剥夺人民群众上访的权利，要剥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唐山的事和普通人息息相关，河南的事也和普通人息息相关。
毕竟普通人吃烧烤可能被打，难道就不怕在社区里被针对、把钱存进银行被某些人给吞了？
如果不铲除这些地方利益集团，不把背后的保护伞挖出来，那么就不能震慑其他地方，更不能保护你我的利益。
既然唐山的盖子已经揭开了， 不如趁着这股东风， 把河南也整顿一下， 还中国一片朗朗乾坤， 让人民群众有真正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