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种针对中国企业的“杀猪盘”特别火。

简单来说就是请君入瓮、然后瓮中捉鳖——先通过优惠招商政策把你吸引过来，一旦投资到位、厂房落地，当地的各个执法部门就开始联手上门，罚款、扣钱等等一拥而上。

在这方面，小米的体会是相当深的。

自2015年开始，小米就开始加大在印度的投资额度，还在当地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也算是跟印度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绑定。

小米为啥瞄准印度呢？市场太大，机会太多，而印度又给进口手机设置了高关税，小米要把国内产的手机拿到印度卖，基本挣不到啥钱，想进入，只有在当地建厂。

一开始的时候，双方还能和谐共处。

小米于2017年第三季度赶超三星，顺利成为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老大，市场占有率23%，为了显示对印度市场的重视，雷军不仅亲临发布会，还给莫迪送了一部手机。



▲2017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甜甜”也变成了“牛夫人”。

今年五月初，印度突然扣押了小米公司555亿卢比的资金，理由是以支付版权费的名义对海外实体“汇款”，这差不多折合47亿人民币，事发之后公司相当懵逼，因为这种做法在印度既不违法、也不违规，属于是通行的惯例。

现在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几乎相当于勒索。

不过考虑到制造业的重资产特性，这么巨额的资金被扣押是相当严重的危机，这不仅会影响到员工薪水的发放，甚至会导致拖欠上下游供应商货款，相当于釜底抽薪。

到了这一步，你连掀桌子的机会都没有了。

被逼无奈之下，公司只能选择跟当局保持密切合作、澄清误会，说白了就是掏钱消灾。眼看着一击得手，受到了鼓舞的印度马上又筹划起了新的动作。

印度企业事务部在五月底收到“匿名举报”后开始对500多家在印中企的账目进行调查。这里面不仅有做手机的VIVO和OPPO，还有华为、中兴等电信运营商，覆盖范围之大超乎想象。

巧合的是，就在调查之前，苹果公司和一些印度企业才刚刚递上去一条“密折”，建议印度当局加强对外国公司的各类财务监管。



尽管看着是神操作，但在印中企早就习惯了。

早在多年之前，印度就提出来一个“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具体做法也不复杂，就是一方面寻找进口替代，一方面融入欧美产业链、鼓励外资建厂，以此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除了搞阳谋之外，各种“顺应潮流”的小动作也很多，比如砸电视、扣押进口商品等等；自2020年以来，他们还接连封禁了二百多个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一时间搞得是鸡犬不宁。



当然了，遭殃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公司。

早在2008年，印度税务部门就给微软开了张70亿卢比的“罚单”，理由是在收专利费的时候没交够税。不过这在微软看来有点莫名其妙，毕竟之前的操作一直合乎美国、印度达成的所得税协定。



等到后来，手头有点紧的印度又选择了故技重施。

2013年3月，当地税务部门向诺基亚开出了一张208亿卢比的罚单。除了“偷逃税”外，印度还指控诺基亚做出了一些“过分、令人无法接受、与公平竞争和管理标准不符”的行为，用词相当严厉。

而在2013年11月，他们又给IBM寄去了一张价值535.7亿卢比缴税单。按照税务部门的说法，这笔税款本来该在2009年补缴，至于为啥拖到了现在，那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说来也巧，2013年的印度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在国大党辛格的“带领下”，印度GDP增速连续多年下滑，不仅贫富差距严重、社会矛盾也十分激化，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没钱了咋办？那就杀大户呗。

现在的情况，跟前几年差不多。

今年3月份，印度遭遇了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在印度中北部，不少地方的温度直逼45摄氏度。随着极端高温不断持续、夸张的干旱也如影随形，粮食产量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除了农业告急之外，印度国内的通胀也很严重。

在燃料、粮食以及工业制成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4月份印度CPI指数飙至7.79%，创近8年来新高。而批发价格指数已经飙升到了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高达15.08%。

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印度不仅开始限制粮食出口，还给本国的外贸企业加上了15%-50%不等的出口关税。重压之下，很多外国客户不得不放弃了和印度厂家签订的合同。

看起来这是件促进商品回流、打压通胀的好事，可是考虑到印度国民的消费能力，这些东西在国内卖不出什么高价。营收下降反过来影响利润，最后直接导致税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下降。

经济不好，政府就无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各地的分裂势力就会更加活跃。

往西北边看，尚武的锡克教徒自上世纪起就一直谋求脱离印度实行自治，几十年来跟印度教徒打个不停，甚至还派人刺杀过印度的政治强人英迪拉·甘地，武德十分充沛。

往东北边看，被孟加拉、缅甸和不丹夹住的那块地方更是分离主义的温床。如果再算上印控克什米尔、以及在一些农村地区活跃的印度毛派武装，整体形势就更严峻了。

内外交困之下，印度税务局只能想办法从大企业身上找钱。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最近几年十分活跃、又没啥反制措施的中国企业头上。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产业链转移、工厂外迁的讨论很多。

尤其是在疫情、关税、用工及土地成本的影响下，包括做鞋的、缝衣服的、组装手机耳机笔记本的不少公司和产业都举家搬迁到了东南亚的越南。

在承接了海外投资和转移产业后，越南的外贸总额也跟着水涨船高。整个2021年，越南的出口额高达3362亿美元，甚至取代中国成了耐克的最大制造国。

就因为这个，很多人干脆把越南称为蒸蒸日上的“小中国”。如果说越南的威胁迫在眉睫，那人口是它十几倍的印度岂不是更可怕？

2022年，印度以14.15亿的人口规模超越中国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要命的是，印度15～64岁的劳动人口比例高达67%，而且每年有超过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人口众多、劳动力又廉价，这简直就是中低端制造业的天堂啊。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策朝令夕改、营商环境不理想等负面因素也依然存在。更麻烦的是，由于语言、宗教和种姓制度的限制，印度的人口也不能完全转化为红利。

2001年的时候，有个机构在印度做了次调查。他们发现，大概有1635种不同的语言在印度各地流通，其中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就有29种。



在发布一些重要文件的时候，笔杆子们不得不准备包括二十多种语言在内的不同版本；书不同文、车不同轨，这对没经历过土改和民族整合的印度来说是十分被动的。

整个南亚想靠承接产业取代中国，目前来看还存在不小的挑战。

对我们自己来说，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更加迫在眉睫。与其因产业转移而焦虑，不如想想怎么能继续向上追赶。

更要紧的，是建立一定的反制机制，不然每次一出事，身在海外的中国企业总会被拎出来当软柿子捏，今天罚款、明天扣钱、后天封工厂，四处封杀，全球化日益艰难，大公司也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