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报》网站6月5日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助手们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无力扭转可能令政府不堪重负的一连串挑战。
全球通胀飙升，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高法院准备废除一项宪法权利，可能再次暴发的流行病。即使在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的情况下，国会也陷入僵局，无法通过全面的枪支安全法案。
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宫发现自己要么力量有限，要么无能为力。白宫内部的士气直线下降，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拜登会重蹈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覆辙，卡特在第一任期也深受物价飙升和外交政策困境的困扰。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新闻秘书吉布斯（Robert Gibbs）说:“这是困扰了很多前任总统的问题。很多事情都发生在你的眼皮底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根魔杖可以解决它。人们没有很好地了解总统权力的局限性。总统要承担的责任比他拥有的应对工具更大。”
不过白宫西翼认为，仍有时间进行调整。白宫的计划是让拜登多强调已经取得的成绩。拜登政府还将搁置不愿与沙特合作的态度，希望借此刺激石油生产。近一个月来，拜登和他的核心圈子一直在为是否前往沙特阿拉伯而苦恼。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谋杀并肢解《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Mohammed bin Salman）后，这个国家被拜登视为边缘化国家。
据两名了解拜登想法的人士透露，拜登一度愤怒地拒绝与王储会面，认为美国总统“应该代表某些东西”。但拜登最近态度软化，意识到有必要推动利雅得提高石油产量。不过，这次访问的日期仍然不确定，这让一些助手怀疑拜登是否会再次改变主意。
拜登政府还计划加强对共和党的攻击，旨在把共和党描绘成在枪支安全和堕胎等问题上与美国主流脱节的政党，同时希望“国会山骚乱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进一步把共和党描绘成过于极端和危险的政党，使其无法重新掌权。
但据五名白宫官员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主党人说，首先，拜登的助手们需要停止互相指责，以及化解人事变动导致的担忧。他们也需要安抚白宫西翼沮丧情绪最大的来源，那就是拜登本人。拜登对自己的民调数字低于特朗普感到愤怒，拜登私下里经常称特朗普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是美国民主的生存威胁。
拜登外交政策“小集团”的最大弱点
ERIK CARTER5月下旬，《纽约时报》披露了令人惊讶的消息：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以华盛顿的标准来看，这场围绕对华关税的争端是温和的。没有官僚主义的刀光剑影，没有向报纸提供贬低性引言作为背景。尽管如此，它还是很醒目，因为它太不寻常了。“拜登官员之间的公开分歧，”时报指出，“一直都非常罕见。”
对于拜登及其外交政策幕僚中的高层成员来说，彼此之间的熟悉带来了凝聚力。大约20年前，国务卿布林肯开始与拜登合作。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曾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拜登说，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他与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在一起度过“无数个小时”。“这些人不只是以前的同事，”曾任奥巴马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兹告诉我。“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朋友。”
相比之下，过去的两届民主党政府都不仅仅是“由对手组成的团队”——奥巴马曾这样描述他对内阁的设想。他们往往是由一群陌生人组成的团队。莱斯·阿斯平称，他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期间只见过后者两次。奥巴马的首任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与被奥巴马击败的约翰·麦凯恩关系更为密切。
拜登的顾问们对彼此的信任使他们能够以非常规的方式合作。在乌克兰危机的早期阶段，政府多次通过公布克里姆林宫战争计划的细节来干扰俄罗斯的欺骗手段。在过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一般都对此类机密进行保密。但拜登的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和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都曾与布林肯和沙利文密切合作。这种熟悉很可能有助于克服地盘之争，否则争执可能会阻碍拜登政府的信息战略。
但是一片和谐也有黑暗面：群体思维。奥巴马曾说，“我想要那些能够不断把我赶出舒适区的人。”但是拜登不这么想。他为他的政府任命了有能力的、正派的人，他们都是从外交政策建制派中逐步晋升上来的，总体上都认同这个群体的设想。他们是罗兹所称的著名的“小集团”(Blob)中的佼佼者，是华盛顿的两党外交政策精英，他们认为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对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和平至关重要。
甚至当拜登政府不顾建制派的意见，从阿富汗撤军时，其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受“小集团”推崇的项目：支持美国对抗强大的对手，尤其是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最有影响力的顾问在质疑，考虑到美国人实际面临的威胁，这样的优先事项是否正确。
“小集团”倾向于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军事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军事解决方案。拜登的大部分高级助手都来自于那些令他们倾向于这一观点的机构。回到政府工作之前，布林肯和海恩斯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其客户包括国防承包商。奥斯汀将军曾在武器制造商雷神公司的董事会任职。至少有11名拜登政府的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沙皇”库尔特·坎贝尔，以及五角大楼中国工作组负责人伊利·拉特纳——都曾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成员，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该中心从国防承包商获得的资金比华盛顿其他任何智库都多。
考虑到这些背景，拜登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比美国在越南战争最激烈时期的预算还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根据2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只有17%的民主党人认为军事开支应该增加。
拜登政府迅速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召集欧洲盟友一同惩罚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侵略行为，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它也在利用这场战争来推进一个更大的目标：挫败一个对手的傲气。奥斯汀将军曾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的目标之一是“看到俄罗斯被削弱”。布林肯为解除反俄制裁设定了极高的标准——莫斯科撤出乌克兰领土必须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即使在乌克兰的热战结束后，与俄罗斯的冷战仍有可能持续下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他们从根本上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威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以零和原则来定义与世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关系。5月26日，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概述了政府的中国战略，他说，该战略可以“概括为三个词”：美国将在国内“投资”，与盟友的政策保持“一致”，并与北京“竞争”。“合作”一词的缺失十分显眼。
拜登官员将他们放弃与中国的“接触”描述为对中国好战行为的回应——尤其是中国在南海岛屿上的防御工事和对台湾的恐吓。但是，尽管这些行动值得关注，但过去几年的主要教训是，中国对普通美国人构成的最严重威胁源自它在气候变化和大流行中的所作所为，认真解决这些危险需要与中国进行更多合作。
尽管如此，在上个月演讲中，布林肯直到第38分钟才谈到与中国在气候或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而拜登的鹰派政策助长了敌对和升级的恶性循环，让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去年11月就气候行动发表了联合声明，但中国领导人已明确表示，拜登政府不能将环境问题的进展与整体关系恶化隔离开来。
“美方希望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去年秋天说，“但如果‘绿洲’周围被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在大流行问题上，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零和观点，也破坏了重建被特朗普摧毁的公共卫生伙伴关系的努力。“美国疫苗外交的目的是与中国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而不是与中国进行全球公益合作。”
前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曾将美国和中国比作“两个猿类部落，在周围的森林正在燃烧之时，还在继续争夺领土”。这是拜登彬彬有礼的军国主义者们在权力的圣殿里需要听到的那种刺耳言论。他们需要一些能挑战那些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假说的同事。团结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优势之一，也是它最大的弱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