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复工、复产、复商的日益推进,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走出小区,回到工作岗位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这是上海恢复常态化的需要,是经济亟待复苏的需要,也是个人保障生活的需要。



但在近日,“新闻晨报·周到帮办”接到不少市民求助,都集中在复工者出入小区的问题上。

有的小区,已经复工的人员申请轮换想要回家的,却被拒之门外;有的小区,回家是可以回的,回了就不要再出去了;还有的小区,想要出小区没问题,但去复工了,就别再回来了。

虽然根据《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对复工人员回小区的已经做出了明确:封闭生产企业可以向所在区有关部门申请轮换已复工复产人员,相关人员可凭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进小区前加测1次抗原,如阴性可回小区。

但上海人不是都知道,除了看上海发布,还要看居委会发布。

复工者进出的层层阻碍,无疑是上海复工复产道路上的堵点和绊脚石。但为何会出现越往下越层层加码的现象?居委会或者其他小区自治组织,有没有权力关上小区的大门?

类型一:出去了就不要回来

家住嘉定区马陆镇的彭女士日前向新闻晨报·周到帮办反映:她的先生在安亭镇某车企工作,从3月底便留守单位进行防疫相关工作,至今已离家近两个月。5月14日左右,彭女士丈夫的公司告知其可以回家轮休,他当时致电所在居委,询问返家所需证明,得到的回复是待马陆镇静默期结束+公司出具的返回证明即可。

公司出具了5月16日以后的放行许可后,彭女士本人于5月17日前往居委会询问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向她出示了复工人员返家所需的材料。



如图所示,上面一列针对的是党政机关的复工人员,下面一列是企业单位的复工人员。我们注意到,相比党政机关,企业复工人员返家所需满足的条件更多,主要涉及的是区防控办盖章材料和复工证(轮换)。

“我当时就问,区防控办的盖章材料具体是什么内容?居委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一份情况说明,盖上区防控办的章。”彭女士回忆,“至于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区防控办?具体联系防控办的哪个部门?这些都没法给我一个回答。”她在网上搜到了区防控办电话,但多次拨打始终无法接通。在拨打防控办电话无果的情况下,她又尝试拨打12345市民热线,市民热线的回复是,让他们找公司协助解决。

“我老公的公司在安亭镇,他们已经出具了有安亭镇盖章的返回住地证明,也就是说安亭镇是放行的,但是现在总不能让安亭镇要求马陆镇放人进去吧?”

5月22日,彭女士再次前往居委会。“我因为联系不上区防控办,想着已经过了几天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更新,也许已经不需要防控办盖章材料了?”但居委会再次向她强调,防控办的证明是必须的。

记者随后找到彭女士家所在居委沟通时,居委工作人员告知,小区之前有返家复工人员拿到过防控办证明的先例。而当记者告知其上海市政府已有相关人员返家的明确政策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尚未接到上级通知。

“我们也不是想投诉,就是希望相关信息可以进行公示,让我们有复工复产需求的居民清楚知道?”彭女士说,“我们也看到疫情期间居委工作的不易,但也希望他们能理解一个家庭正常的诉求。”

还有的小区,则明确规定不可返回小区,比如在宝山区的乾溪一村,实行只出不进的政策,在外居民暂时(6月1日前)不可返回小区。除非是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方可每日往返。

类型二:回来了就不要出去

而在浦东新区的馨悦名邸和金色雅筑相对宽容一点。居民长期居家后可离开小区,但离开小区后短期内不可再回;或长期离家后可返回小区,但进入小区后短期内也不可再离开,无论居家还是返岗,均要原地观察一段时间,不能短时间内频繁进出小区。

无论离开还是返回小区均需持相应证件。离开小区时,居民需持单位证明、48小时核酸证明离开小区。在馨悦名邸,居民返回小区时,需提供单位证明,写明闭环管理的时间地点、核酸抗原等情况,同时持48小时核酸证明,并在小区门口进行抗原自测,结果为阴性后,方可返回小区,一旦返回则短期内不能再离开小区。馨悦名邸暂不接受从其他小区返回该小区的居民。金色雅筑可接受小区、企业等地返回的居民。同样一旦返回则不能在短时间内离开小区。

馨悦名邸的居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离开小区居民比返回小区的居民更多。从每日核酸或抗原人数来看,每日离开小区人数不等,对比5月1日与5月27日核酸/抗原人数数据,约有三十多名居民离开小区,有的为返岗有的是返乡。

在上述两个小区,医护人员、警察等一线防疫人员可每日往返。居民如有就医需求可以外出。

类型三:外地返沪人员被拒之门外

市民孙女士通过“新闻晨报·周到帮办”反映,5月25日,六十多岁的妈妈从河北返沪,带着两个满满当当的大箱子,到达上海虹桥站后,乘坐出租车回到了位于宝山区淞南九村的家。到了小区门口,却被保安拦下,孙女士的妈妈一下没了方向。

人在浦东家中的孙女士,急忙拨通了淞南九村居委的电话,居委工作人员表示返沪未报备不让进。孙女士反复交涉未果后,又询问工作人员,“如果不让老人回家,那老人住哪里呢?如果能帮忙联系酒店,愿意自费居住。”居委工作人员除了告知孙女士老人不能进小区,其他一概不知。

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就这样在小区门口等待、再等待,孙女士的妈妈无奈之下走去了小区附近的派出所寻求帮助。面对老人的无助,警察也只能安慰。此时,孙女士在浦东家中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寻求各个平台的帮助。

孙女士的妈妈在派出所停留了一会后,再次回到了小区门口。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决定“硬闯”回家,孙女士妈妈带着两个大行李箱直往小区里冲,保安则紧跟在后,劝说其先去居委。于是老人一来到居委就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居委工作人员让老人先坐下,查看了老人的核酸报告、行程码等,打了一些电话后,最终同意老人回家,并要求其居家五天健康管理。

虽然老人最终回到了家中,但让孙女士非常气愤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自家小区门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居委工作人员根本没到小区门口来询问过任何情况,最终还是靠老人“硬闯”才回到了家中。为何进小区这么难?

人大代表观点:防疫要与法治理念相结合

市人大代表,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潘书鸿认为,现在防疫的过程中,小区与小区,居委和居委会之间的操作手法和操作流程存在着差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则,让老百姓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最近有市民通过各种途径反映,他们要复工复产,向自己所住的小区居委会申请出门证。但是居委会说,出去以后就不能回来了,何时能回家?说要等到全市解封才能回来,建议他们住到工作单位去等等。然而,复工复产的市民所在单位也有防疫方面的工作要求,所在单位本身也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和冲突,不是说住就能住的,如果那这样还怎么复工复产?”

潘书鸿介绍,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是一个民间的自治组织,它的核心价值是民间依法自治,居委会是基于居民的授权开展服务管理小区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但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居委会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政府的职能行为。

那么,居委会在执行政府职能行为的过程中,首先应当依法执行操作,不能自行层层加码。“比如区里规定静默期为3天,居委会出于防疫指标上的压力,将小区静默期延长到5天,那么多出来的2天就属于自行加码。”他举例说。

而在防疫中,辛勤工作的“大白”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民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认可。但就“大白”本身组成的身份而言,又有着多重性,有的是警察,有的是居委干部或者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是社区招募的志愿者或物业工作人员等。

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不同部门,所以执行防疫任务尺度时会有差别。“我认为,作为“大白”,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还要懂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在执行防疫任务时,要符合防疫管理者或服务者这个主体身份的形象。”潘书鸿说。

潘书鸿表示,在防疫的过程中,首先还是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现在居委会的各种做法和规则,到底是基于什么依据,要给百姓一个明白,要赋予百姓基本的知情权,让百姓配合居委会、配合基层部门把防疫工作做好、做实。如果百姓不知道疫情防疫过程中的具体标准或尺度,不给百姓应有的知情权,让他们蒙在鼓里,就容易形成对立情绪和矛盾冲突。”

律师意见:居委无权自作主张,层层加码

居委会是否有权制定小区的出入政策?上海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曹竹平告诉记者,严格意义上来说,防控政策应当由市政府来统一制定的,“这肯定不是居委会管的事情。居委会它是一个自治组织,它是根本没有权力来做这些事情的,包括它的上一级街道(镇)政府也是没有权力来制定这个政策的。”

曹竹平认为,当前,复工复产是疫情社会面平稳后的头等大事,管理上应当全市一盘棋。“上海每天的发布会都有非常明确复工复产的要求,市里的政策其实已经非常细化了,要求保障复产人员能够顺利进出小区,对于不同行业的人员也提出了不同的核酸抗原要求。在疫情使得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我们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要防止基层行政机关、街道(镇)一级的政府及基层的居委甚至物业、业委会自作主张,层层加码。否则不利于本市复工复产政策的落地和执行。

曹竹平举例说,之前,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的决定及有关要求都是由市级政府来发布决定的,它有市人大的授权,符合法律程序。现在上海仍在进行的三区管理也有明确的政策要求。在这个范围里,街道(镇)和居委都不能再加码了,比如设置“每天或每几天里,每户只有一人能出门”的规定,“每隔几天,每家(或每栋楼、每层楼)可以派一个代表出门购物”的规定。

“当前,疫情已经在社会面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并非两个月前快速蔓延扩散的阶段了。抗疫不是目的,清零本身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抗疫的根本目的还是要让广大居民回归正常生活、享受到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基层组织在市政府规定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会削弱老百姓对居委会的信赖,不利于疫情之后居民工作的开展。”曹竹平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