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04
大尾巴熊/文
“ 橡胶王国繁荣的背后，很大一部分上是华人用双手和头脑支撑起来的；不夸张的说，没有华人，就没有今天的马来西亚。
落地生根校/捕风者 画/一条人文主义狗 图/地缘谷
去过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都能模糊感觉到，马来西亚不仅仅有着当地的土著马来人，更有着不少让我们交流起来格外亲切的海外华人。
事实上，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一直非常重要，马来西亚华语是官方的第三大语言，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全国第二大“少“数民族，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约23.4%（第三大民族是印度族，占人口7%），近1/4，实际上可并不“少”。
不仅仅数量上不”少“，在质量上，华人也屡次在历史上扮演马来西亚不可或缺的一员，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无心插柳——郑和船队与峇峇娘惹明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明成祖令下令命郑和率领含240艘海船、27400名船员的庞大船队南下远航，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和下西洋”。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时也必然会遇到西方远航船只上可能遭遇的困难。如缺乏蔬菜带来维生素C导致的坏血病、缺乏淡水和粮食导致的船员伤病减员、以及海盗导致的的舰船受损。
粮食和蔬菜，在饮食天赋点满的中国人看来，并非难事；郑和船队在远航途中时常捕捞海鱼，在船上还畜养了鸡鸭；蔬菜亦可在船上栽种。14世纪的北非丹吉尔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就描写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上的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用。
大概像今天这样在船上种菜？
但船队上的产量势必十分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及饮用水，势必待上岸时补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那么，这些郑和船队必需的补给又从哪里获取呢？
答案是马来半岛。马来半岛地处航线的中心，无论是南下爪哇，还是西去印度、阿拉伯半岛，甚至更远的非洲，都是十分优秀的贸易中转站，更兼具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的优点“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谷丰登”。
更重要的是，明朝也出于政治需要，笼络马六甲王朝。马六甲王朝才刚刚摆脱暹罗的藩属，常受暹罗王国的勒索，每年仍须进贡黄金四十两给暹罗；1405年，马六甲第一个国王拜里米苏拉决心摆脱这种不平等关系。他随明朝使节入朝，明成祖亲自册封其为国王，更是将马六甲地位提拔至与暹罗等同。
1409年，马六甲更是遣使节随郑和宝船入贡，明朝正式册封马六甲为藩国；于情于理，马六甲王国自然对于来此的可能传播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华人报以热烈的欢迎。
拜里米苏拉，他创建了马六甲王朝，图为当时他带使团出使大明并觐见明成祖
就这样，一部分郑和船队的的中国船员，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彭亨、柔佛、新加坡等地扎下了根。他们中间，又多半来自善于经商的广东潮汕和福建闽南。
在郑和下船队被迫停止后，放下了锄头，做起了商人，很快便利用马来半岛的地理优势赚得盆满钵满；两地的宗族文化都讲究衣锦还乡、提携同族，一传十，十传百，在地少人多的福建和潮汕两地都掀起了“下南洋”的浪潮，一直蔓延至鸦片战争时期。
而当地的原住民见到这些潮汕闽南舶来客时总是听到男性被称呼为“阿爸（a ba）”，女性却被称呼“阿娘（a nya）”，久而久之当地人便把这些人的男称做“峇峇（ba ba）”，女则称之为“娘惹（nyonya）”；当然，当地的华人则更习惯把自己称作为“海峡华人”。
峇峇娘惹的中式婚礼，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生根发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究竟是是扫荡叛军张士诚的旧部，亦或是寻找可能流落海外的建文帝，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数次远航，却无心为马来西亚带来了最早一批的华人。
顽强生长——柔佛王朝与“港主制度”明朝中期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的短视政策，将已然受藩属的马六甲王朝推向了西方殖民者。
仅仅在受藩属后的100多年后，1511年，马六甲王朝就亡于坚船利炮的葡萄牙殖民者，马六甲城也沦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分崩离析的马六甲王国由于失去了国都，剩余的部分由马六甲王朝末代皇子阿拉乌丁在1528年于柔佛重组了新的王国——柔佛王朝。
马六甲惨遭葡萄牙人进攻，马六甲战士在卫国血战
今天的马来西亚，还有葡萄牙人当年进攻留下来断壁残垣和大炮
之后的柔佛王朝，国王逐渐变成傀儡，不停经历着混乱的政治斗争。这导致柔佛王朝先后经历了宰相当政时期、又经历了天猛公（英语：Tumongong，马六甲的大将军，掌握军权）当政时期。
无论上述哪个当政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于马六甲过分孱弱的现实国力和过于优越的地缘条件而被迫讨好外来的殖民者。柔佛王朝不得已在先后到来、虎视眈眈的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忙不迭的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出让自己的土地、香料、劳动力以及锡矿开采权。
毕竟，大英帝国的前膛枪和无敌舰队可不是吃素的
1818年，英国人斯坦福·来福士与柔佛王朝的天猛公阿杜拉曼签订协议，将新加坡租让给英国作为商港；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英国近代化的建设方式，很快让新加坡取代了柔佛王朝本来的商贸优势，成为东南亚的重要商港。失去贸易地位后，随之而来的是柔佛国内土地荒芜、人口大量流失，财源也接近枯竭。
新加坡用蜡像还原当时斯坦福·来福士与柔佛王朝的天猛公阿杜拉曼签订协议
港口优势随即从柔佛转向新加坡
公元1833年，天猛公达因·易卜拉欣痛定思痛，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了马来西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港主制度”（Kang chu system），其政策核心就是招引大量华人进入柔佛，开垦拓荒，从而实现富国之路。
当时的港主制度规定，“当一个华裔种植者选择河流边上的荒地时，便向天猛公申请一份港契（Surat Sungai），有了这份港契，开港者只需要每年缴纳固定抽成的银两给天猛公，便可以被称为港主（Tuan Sungai）”。当然，港主在享有当地种植园产出的利益的同时也需要维持好当地的行政和安保的工作。
天猛公达因·易卜拉欣，其子阿布·巴卡尔延续了他的政策并大力推进柔佛的西化进程，被誉为“柔佛现代之父”
今天的柔佛新山有一条陈旭年街(JalanTanHockNee)，这条街就是纪念柔佛的首位港主陈旭年
当时，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清朝更是被迫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条约》更是明确容许华人作为劳动力可以出洋作为廉价苦力工作，相较当时世界对华人的歧视和压迫，马来西亚的港主制度更吸引着许多鸦片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人民携家带口，“下南洋”谋取一个更好的未来；为了区别峇峇娘惹和这些新到的华人，这一时期的华人被称为”新客“。
陈旭年，原籍潮州彩塘区全砂乡人，南洋最著名的华侨领袖和港主，被授为“柔佛侨长”，他是担任侨长职位的唯
在温士德博士（Dr.Winsted）的著作《柔佛史》中，就曾提到，1870年代，移民过来的华人就已经在柔佛各地开发了19个崭新的港口，十年之后，这些新开发的港口整整翻了一倍，新城镇如新山、本珍和麻坡也因新移民的带动下兴旺发达起来，侧面展示了港主制度的吸引力和“下南洋”这一民间运动的如火如荼。
枝繁叶茂——英国统治与橡胶王国尽管“港主制度”使柔佛王国获得了丰厚的财源，也使得治下的柔佛王国兴旺发达，但“富国”却没能“强兵”的柔佛王国始终摆脱不了英国人的影响。
而且，柔佛王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柔佛王国的小邦国彭亨、雪兰莪、霹雳、森美兰等邦国逐渐被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并被英国代理人掌握，尽管直到1896年英国才正式成立马来联邦，由英国指派的总参政司实际殖民统治，但实际上，整个马来半岛在被英国经济殖民的道路上，从未停下来过。
英国人位于新加坡的总参政司实际统治了整个马来半岛
19世纪20年代初，由于第二次工业化如火如荼，汽车、航空和电气等新兴产业崛起，刺激了国际市场对橡胶的巨大需求；但橡胶的需求却不那么容易得到满足。首先，橡胶起源于南美洲，且只适宜种植在高温多雨、气候潮湿的地区；其次，橡胶种植业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勤劳肯吃苦的劳动力。这两个条件，都恰恰适合当时英国治下的马来半岛。
辛勤在橡胶种植园开辟道路，采胶割胶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们
在英国的大力投资和刻意引导下，马来亚的橡胶种植企业规模直线上升，1900年，马来亚橡胶种植面积为4940英亩，1905年猛涨为5万英亩，1920年则达到了220万亩；橡胶产量更是从从1905年的不足200吨猛增至1920年的17.7万吨，占世界产量的一半以上，马来亚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橡胶王国”。
1895-1927的32年间，进入马来亚的华人约有600万人以上（包括往返的）。橡胶王国繁荣的背后，很大一部分上是华人用双手和头脑支撑起来的；不夸张的说，没有华人，就没有今天的马来西亚。
但英国的殖民统治并非出于好心，而是出于资本的利益。在英国的刻意扶植下，华人成为英国统治依靠的种族，以打压当地独立倾向；英国刻意多任用华裔做官员，华裔和巫裔的贫富分化也不断扩大，这为之后巫裔和华裔的族群冲突，埋下了不稳定的祸根。
兄弟阋墙——巫统、马华公会与新加坡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后，马来西亚于1961年就出现了独立的曙光。
1969年的马来西亚，共拥有一千万人口，其中其中巫裔占53% ，华裔占37% ，印裔占10%；但首都吉隆坡就有45万人口，其中华裔占55% ，巫裔占25% ，印裔占19% ，其他种族占1%。
华人占比的优势，再加上前英国殖民政府有意无意的挑拨离间，更导致了代表马来人的巫来由人统一组织，简称“巫统”（PEKEMBAR）与代表华人的马来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和代表印度人的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彼此之间信任的裂隙也越来越大。
表面平静的首都吉隆坡，隐藏着不信任和仇视的祸根
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一个选举由巫统领导的，宣称“马来人的马来亚”的“联盟”赢下51.8%的选票，104席中攻下74席，在国会中取得绝对优势，但这次优势，是排除了马华公会的存在的。马华总会长林苍佑要求该党允许参选104席中的40席，却遭到了“联盟”的拒绝。
被“联盟”排除在外的马华公会
1963年新加坡州选举，“联盟”决定以新加坡联盟党的名义挑战李光耀领导，宣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巫统党人为了新加坡联盟党在新加坡活跃参与州选，指控新加坡马来人在华人主宰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之中，被当成二等公民。但是最后巫统支持的马来候选人全都输给了人民行动党候选人。
这一劣势无疑激怒了“联盟”。1965年8月7日，首相东姑建议马来西亚国会对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而举行了投票。尽管李光耀尝试挽留新加坡在联邦之中，国会最终在8月9日以126票比0票，一致支持将新加坡逐出联邦。
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他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任首相。他被尊称为“马来西亚独立之父”
东姑在国会演说时表示：“在我领导这下议院的十年之中，我未曾如此痛苦地履行职务。我在此宣布新加坡正式脱离联邦。” 当天，泪流满面的李光耀宣布新加坡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及自己成为这新国家的总理。他的演说摘录：“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我的一生，我整个成年的生活中，我都坚信于两地的合并及团结。”
李光耀因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去而泪流满面，这或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最大的机遇因此，新加坡成为了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因违抗本地意愿，被迫独立的国家。然而，驱逐出新加坡并没有缓和马来西亚的矛盾，反而让巫华矛盾再次上升。
1969年的事件让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之后，阿卜杜勒·拉扎克政府开始推行新政策，在此之后的马哈蒂尔延续并探究出了一套精心规划的族群政治平衡，政府体系试图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与和缓的种族政策相结合，以提倡所有民族的平等参与，并倡导“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宏观政策。“对马来西亚利益的直言辩护，促成了以前不存在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信心。”2010年，编写马哈蒂尔传记的怀恩如是说道。
马哈蒂尔也因此被称为“马来西亚现代之父”，也将原本摇摇欲坠的马来西亚团结到三”族“鼎立的支柱之下，能跨越文化、种族的隔阂团结在一起，并共同为马来西亚的明天而努力。
隔阂与歧视带不来繁荣，带不来发展，只有基于相互理解和体谅的友好交流、相互信任，才是马来西亚所有人的明天。
参考资料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之演变 . 刘文荣
东南亚华侨史 . 元明时代中国人在东南亚各国的活动 . 朱杰勤
北斗七星报 . 马来西亚标新立异者: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动荡的时代 . 帕尔格雷夫 · 麦克米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