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最近有个呼吁很有见地:

• 毋庸讳言,当下人们围绕经济的整体信心依然疲弱,市场气氛继续低沉。中国除了基本政策宣示,恐怕还需要把工具箱完全打开,那里面的工具还有很多。与国际压力和新冠病毒这样的“洪水猛兽”对抗对冲,恐怕需要“震撼弹”级别的手段上场。光用口号安抚公众,这样的市场信心激励是不会起作用的。一旦我们的经济慢下来,不仅国内各种矛盾都会爆发,世界对我们的态度也将出现很不利的转变。

什么样的政策才算“震撼弹”?林毅夫的最新建议肯定算不上“震撼弹”,更像“烟幕弹”。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建议,对防疫封控的地方向每个家庭发放1000元(其中500元采取消费券形式)。“每个家庭1000元”,这个金额让我哭笑不得,真心不知道林毅夫本人多少年没去餐馆“埋单”了。窃以为,至少要多一个0才有意义。



在笔者印象中,上一次称得上“震撼弹”的,当属2009-2010年的“四万亿”。



忆彼时,学术界对“四万亿口诛笔伐”。事后评价,“四万亿”有得有失:高铁奇迹是最意外的收获,债务失控和货币超发是最大的代价。



高铁奇迹助力中国国运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既获得四万亿的好处又避免四万亿的代价?在基建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简单重复四万亿显然不可取。



今天,更好的机会终于来了:以四万亿的力度发放消费券。



当前,虽然投资、出口、消费都存在压力,但真正的焦点问题是三个:

• 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压力;

• 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生活压力;



• 作为经济中流砥柱(2021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65.4%)的消费出现大幅下跌(4月同比下降11.1%)。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环环相扣:

• 没有消费,中小微企业就没收入;

• 由于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绝对主力,中小微企业就没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就没了生计;



• 家庭没了生计,消费就失去了源头活水。



这样一来,问题反而简化了:只需把消费激活,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因此,中央反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消费,其实都是同一个命题的不同侧面。



问题简单,方法也简单:大规模发消费券。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失去一个季度的收入约为人均8800元,一个四口之家相当于损失3.5万元。虽然有的人还在正常领取工资,但公司收入下降的损失,肯定会逐渐在工资和奖金的下降或失业中体现出来。

消费券发放,不应该适用于所有家庭。一方面,富裕家庭积蓄较多,不至于生活出现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货币投放增多,资产价格会上涨,从中受益的主要是富裕家庭。也就是说,货币超发存在有利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中国有4.9亿户家庭,按照50%分位划分中低收入家庭,则有2.45亿户。如果每户发1万元,需要2.45万亿;每户2万元,则需4.9万亿,大致相当于又一次“四万亿”。

但此四万亿非彼四万亿。与2009年的四万亿相比,今天发放消费券好处很多、害处极少,综合社会效益很高:

• 消费券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增长,避免螺旋式下滑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 消费券可以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 消费券可以转化为大批中小微企业收入,使其起死回生;

• 更重要的是,经济的活跃可以重新为财政收入带来增量,财政实际“净支出”会大大低于4万亿。只有经济稳住了,才能阻止财政收入的持续下降。



• 大手笔的消费券,也可以对金融市场带来极大提振,进而促进经济金融财政的良性循环。

在地方土地出让金锐减的情况下,消费券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这样也不会推高实体经济杠杆率。与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仍有很高的安全边际。



在设计细节上,消费券应该注意:

• 主要用于受疫情冲击最直接的领域,例如餐饮、商业、酒店、航空、旅游、娱乐等;



• 要设置期限,例如2022年12月31日前失效。这样有利于尽快产生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