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中和Jenny是这里的农场主。2012年至2015年，我每周一至两天来这里义务帮忙。
我在大陆从来没下过田，种过地。我们这一代的人总要被老一辈的人训，说青葱和蒜苗分不清，把小麦当水稻。因此当我和大陆的亲戚朋友说，我在香港种田时，个个都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嗯，我很满意这种戏剧效果。
香港哪来田地？其实该问的问题应该是，香港的田都去哪儿啦？可这没有什么不好啊，大陆地价便宜，人力便宜，生产便宜的瓜果蔬菜给香港人消费，不是理所当然吗？我支吾着答不上来。
听起来的确合情合理——合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中的劳动分工理。我可拆不了这个招。不过一旦供应链出于各种缘由断链，我们还有菜吃吗？菜价大涨供不应求大家都亲身体验过吧？
我一开始耕田可绝对没有什么大抱负，纯粹出于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大学三年级的暑假背上行囊，到西班牙的三个有机农场晃了一个月，算是初步的种田经历。要知道，西班牙人，尤其是盛夏的西班牙人，在懒洋洋过日子方面可是享有盛名的。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一个大农场
接着在高温高湿的香港，红火蚁在第一回合就完胜，无情地打碎了我所有田园牧歌的美丽幻想。为了防备无孔不入的蚁和蚊，必须大热天穿长袖衫、长裤、长筒雨靴，还要戴胶手套。哇，写下这些字都觉得热。
贪图一时凉快会后悔一个星期——那是痕痒发作的正常周期。所以，回归现实回归土地，种田真的是苦差事呀。
大帽山下生活馆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种下去呢？每个人的回答可能都不同。对我而言，因为，种田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一直想达到的目标是，让自己身上生产者的成分多一点，消费者的成分少一点。否则就像香港的经济是寄生型经济一样，自己会是一个寄生型的人。吃着泰国来的米，剥着美国来的橘子，用山东来的大蒜炒着不知哪儿来的菜。喝着澳洲来的牛奶，连用的水都是广东来的。
种田不仅是一种劳动方式，一种生产方式，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你的生活。好多原本沦为垃圾的东西可以抢救回来再利用：厨余、硬纸皮做堆肥，酸奶盒拿来培苗，易拉罐插在竹竿头防止戳破防鸟网等等。
天天看天气预报，时不时抬头看天，仔细嗅着空气中的泥土味。去超市的次数少了，厌倦加工食品。把农业贬为低贱活儿实在是冤枉。当一个农民可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想想当年诸葛孔明隐居隆中时，不也躬耕？这可比坐在电脑前敲键盘要复杂得多呐。
我边种边学，而又有好多农业操作不是用道理说得通的。它就这么做了，老老实实学来了就是，别多问为什么。所以，我越学越觉得惭愧，越觉得见识短浅，越觉得糊涂。
甘笋吃过，五指甘笋有没有见过？
比如有一个困惑是，当你平整土地遇到一个触目惊心的红火蚁巢穴时，是该继续，还是绕道而行？换个方式问，所有这块土地上的生灵，都有权利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是吧？
有一次阿周拿着打草机在打草，突然停了下来，难得看到他惊慌失措，脸色铁青。Jenny不断问他怎么了，他的回答断断续续，好不容易才搞清：他一个没注意，打草机的利刃便扫荡了一窝鼠仔。皮肤粉嫩，刚出生的小老鼠。
所以，我的问题是：到底，我们有什么权利，把不利于我们的作物生长的昆虫定义为害虫，并将其驱逐出境或赶尽杀绝？……唉，我还是乖乖种田好了，不要随便把田间地头的问题上升到生命的哲学探讨。种田是一门哲学。难怪读黑格尔出身的阿周能得心应手。
被晒得黑得发亮的周思中，躬耕之余还拿了个博士学位
一个经常和土地、阳光雨露、作物打交道的人，质地应该和天天坐在密闭办公室对着电脑屏幕吹空调的人不一样吧？对身处其中的周遭环境、四季的更迭乃至生命的感悟也会不一样吧？就像刚刚惊慌失措的阿周，平常尽管对偷吃粮食的鼠崽子破口大骂，在错手杀了生的同时却悔恨不已。这就是农民硬朗的外壳下柔软的生命质地吧？
吃过豌豆苗，但看过这么漂亮的豌豆花吗？
你信不信邪？Jenny问我。那还是2012年，当时我俩挤在那把遮一个人都吃力的可怜小阳伞下，走在倾盆大雨中。当天是小满，早上我们七点钟起床，几个人合力，插完一块田的秧苗。刚吃完午饭，雨就下来了。所以，你信不信邪呢？
我浑身淋得湿透，一早上弯着腰插秧，身体绝谈不上舒适，但心情顶愉快。雨声很大，我得扯着嗓子高声回答：我愿意相信！眼睁睁看着小小的一粒种子进了泥土，后来就冒了芽儿。再后来长了叶，再后来连续几个星期都有漂亮得跟玩具似的生菜收割，不是很神奇吗？
沾了草木灰杀菌的马铃薯块埋到地下，再后来的后来我们刨土跟挖宝似的，恐怕真挖到宝都没有这么欢乐吧。大声喊着自己挖到了几个薯仔，不是也很神奇吗？
种子待满月发芽，照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农事不会出错……这其中的妙不可言，邪不邪？农民是不是都有股天真的傻劲儿呢？
在香港搞农业，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莽夫的有勇无谋，还是理想主义者头破血流的悲剧壮美？农友们总嘲笑自己是香港的最后一代农夫。我很自豪自己也在这其中流了汗出了力（甚至还流了血，喂了蚊子）。
种子已播下。尽管生长缓慢，但是，就像那种种奇妙，总有一天它会冒芽儿、长叶，挡也挡不住，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