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能够发现，这一轮奥密克戎袭击下，防疫方式相较前两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核酸检测成本降低，检测能力加强，全员筛查成为发现病例后的常规操作，在那些出现疫情的大城市，商场、超市、公交地铁等公共场合，普遍开始要求48或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
在动态清零的目标下，常态化的核酸检测，逐渐重塑我们的生活。过去两年里只用绿码就能出门，现在要出一趟门，核酸证明成为和身份证一样重要的凭据。
那么，对各城市而言，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到底要花多少钱？疫情影响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如何消化全员核酸检测产生的巨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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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吴证券的统计，4月以来，我国已有超过15个城市宣布常态化核酸检测，其中既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也包括盐城、淮南等三四线城市；常被使用的频次为每周、每3天或每48小时检测。
常态化的核酸检测，成为“抗疫”的标配，各地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先行示范区深圳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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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深圳人就在不停地“捅喉咙”。在3月份的疫情中，深圳较早推出了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地铁的防疫措施，随后不久，深圳提出了“步行15分钟核酸服务圈”。
在小区、城中村、公园、体育场等场所，大规模地设置采样点，提高检测能力，同时要求48或72小时核酸凭据进出卡口。这让深圳在这一轮疫情中，快速地筛查出了感染人群。
相较于封城前没有进行过全员核酸的上海，深圳的防疫经验，有利于快速清零，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封城。从经济代价最小化的角度看，确实是动态清零方针下的相对更优的“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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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规模核酸检测，加上卡口凭检测结果进出，很快成为各大涉疫城市的标准动作。
比如4月11日起，乘坐武汉地铁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还有一些更“绝”的地方，不做核酸就赋黄码，寸步难行。
48小时或者72小时的“保质期”，要求高频次的核酸检测，对于那些千万人口的一二线大城市来说，这就得建设大量的采样点，抽掉大量的采样人员。
在此次会议宣布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前，很多城市都提出了这一规划。15分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能接受的结果了，如果排队时间太长，常态化检测也是一种巨大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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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东吴证券的测算，全面封控两周造成的（本地）经济损失，为该城市当月GDP的32%左右，局部封控的损失要小得多，约10%。
而且，经济停摆、企业停产，直接的GDP损失只是其一。如果疫情反复，或者像上海那样长时间得不到控制，清零的封锁期过长，那么资金外流、产业链出逃，将会是更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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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全员核酸检测虽然比较折腾，但毕竟能够早发现，防止疫情扩散。像江苏江阴，日前更是推出奖励政策——连续5轮参与全员核酸检测奖励100元。
但是，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必要性比较足的，通常是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一二线城市，而这些城市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核酸检测的资金投入，不是一个小数目。
还是引用一份来自东吴证券的数据：
根据我们的估算，如果所有二线以上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其一年的成本上限约为1.7万亿元，占2021年中国名义GDP的1.3%、公共财政收入的7.2%。
为什么是1.7万亿元呢？
测算的基数是：第一，一二线城市的总人口为5.05亿人；第二，人均费用按照混检8元/人+单人单检24元/人价格的中间值，也即16元/人算；第三，48小时的检测频率。
当然，不是所有一二线城市都有疫情，也不是所有有确诊病例的城市，都实行了48小时或者72小时检测，检测范围也未必是全员，更可能是按照三区（封控、管控、防范区）划分，只对重点区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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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得考虑到，这一笔支出并非全部。
按照15分钟核酸“采样圈”的规划，各大城市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硬件，比如现在多地推出了那种流动检测亭，成本也在几万元左右。至于人员开支，更不用说了。
另一方面，相较于2020年上百元的单人检测费用，现在的检测成本，已经压降得很低了。
如北京最新的混合检测价格，已经由每样本5.9元降低至3.4元。深圳则开始采取20混一的检测模式，要继续压降成本并不容易。
目前，武汉的GDP体量也才1.7万亿元左右。2021年，全国只有24个省区的GDP超过了1.7万亿元。而全国2021年的税收中收入，一共只有172731亿元，1.7万亿等于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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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GDP的1.3%来做核酸，算大账，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算小账，这笔钱对一些城市造成的压力，会显得更加真实。
根据七普数据，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已达到18个，按人口数量排名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天津、西安、苏州、郑州、武汉、杭州、临沂、石家庄、东莞、青岛、长沙和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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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为例，如果放宽到72小时核酸，也就是三天做一次，那每人每月需要做十次，共160元，一年为1920元。武汉常住人口为1232.7万人，一年的费用就在236亿元左右。
武汉2021年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78.65亿元，236亿元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然相对于封城造成的损失，这已经算是更小的代价了。
不过，即便是位居头部的一二线城市，也并非所有城市都能做到自给自足。绝大多数城市的财政自给率，也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以支出，都是要低于100%的，得依赖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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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这些城市拿出几十亿、几百亿的钱，来花在做核酸上，那还是很“肉疼”的。
特别是像郑州这样的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千亿出头，但常住人口超1200万人，全员核酸检测的成本相当高。所以，郑州今天宣布，公交、地铁、出租车不再查核酸证明。
还有的城市，为了将核酸检测的成本最小化，选择减少流动，减少输入。比如，采取省外人员入境即赋黄码的政策，来变相增加人口流入的成本，减少输入风险。
至于那些中小城市，因为人口流动更少，它们对全员核酸检测的依赖性，未必像这些经过疫情反弹的一二线城市那样充足，而且城市更小，15分钟核酸“采样圈”建设成本也更低。
不过其“抗疫”成本，体现在另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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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些城市采取管控的“阈值”更低。此前甚至出现过发现一例便封城的案例，还有的地区，没有阳性没有密接，也实施全域封控管理，目的只是“为全员核酸检测做好准备”。
因此，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得付出一定的成本。
核酸检测，的确造富了一批公司，也能够带动就业，只是这种收益相较于疫情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对那些大城市的市民来说，在特效药出来之前，在动态清零的策略调整之前，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恐怕都得接受不停“捅喉咙”的现实了。
不停地核酸，当然要强过封城。只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抗疫攻坚能尽早胜利，和48小时或者72小时核酸检测相伴的日子，不会太长。
深圳财政收入下滑约44%，地方4月财政收支矛盾加大
近期部分省市开始公布4月份财政收支形势。在疫情等超预期因素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大规模退税减税政策落地带来的减收，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
5月11日，深圳市财政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1~4月深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309.8亿元，下降12.6%。事实上，一季度深圳市这一收入还保持微增，但4月份收入下滑约44%。
对于前4个月财政收入下滑，深圳市财政局解释称，主要原因是中央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等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导致的政策性减收。
今年1.5万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在4月1日起正式实施，由于疫情冲击下企业困难加剧，财税部门加快退税进度。税务总局数据显示，4月份增值税留抵退税规模高达8015亿元。这反映到地方财政收入上，即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大幅减少。但此举增加了企业现金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涵养税源，增加财政收入。
受退税减税缓税新政影响，不少地方与深圳类似，前四个月尤其是4月份财政收入出现明显下降。这在不少率先公开披露4月财政收支的市县数据中得以印证。例如，前四个月，广西南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约6%，江苏常州同口径下滑4.5%，湖南株洲同比下降约4.9%。
此外，由于4月份疫情扩散，不少居民隔离在家，部分企业停工停产，这也会对当地财政收入造成冲击。
目前公开前四个月财政收支情况的省份比较少。从一季度各地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来看，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有较大差异，其中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或高位运行影响，内蒙古、山西等资源型省份财政收入保持较快上涨。
国盛证券研究所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杨业伟对比一季度各省份财政收支差额发现，一季度财政盈余省份除了上海、福建等经济强省之外，陕西、内蒙古等资源型省份也开始上榜。一季度上海和福建依然是财政盈余，盈余规模为400多亿元。而资源型省份由于收入大幅上升，也进入财政盈余省份行列，如陕西一季度财政盈余802亿元，内蒙古盈余16亿元。
不过，随着4月份地方财政收入明显下滑，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明显加大。比如，近期海南省财政厅召开全省财政形势分析会。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之下，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局势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海南省财政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与挑战，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缓慢，完成全年任务目标面临较大压力。
为了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支持退税减税等政策落地，目前中央财政通过加快筹集资金，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的8000亿元转移支付资金已经在4月份全部下达至地方。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近日公开表示，财政部督促指导各省级财政部门对退税规模较大、财政相对困难的县区制定针对性财力保障方案，特别是退税额度超过自身财力水平的重点县区，要予以密切关注，开展一对一辅导，确保这些县区在做好退税资金保障的同时，实现财政平稳运行，“三保”保障不出问题。
为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在税收收入下滑现状下，通过加快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资，来保障重大项目建设，以发挥债券资金稳投资稳增长效应。
根据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数据，今年1〜4月新增地方债16813亿元，超过2019〜2021年同期，占全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3700亿元的38.7%。其中，广东新增地方债发行规模最大，达到1727亿元；其次是山东，发行1263亿元；河南、浙江、四川3个省新增地方债发行规模在1000亿〜1200亿元。
随着财政部要求地方在6月底前完成大部分新增专项债发行任务，市场预计5月和6月将迎来发债小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