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陆续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一时众说纷纭。人们往往把焦点放在“要不要退出”的问题上，一种意见支持退出，认为中国大学应有自己的标准，另一种意见反对退出，认为这是与国际脱轨。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国际排名”这一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实际影响。本文指出，国际大学排行榜，比如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主要根据各国大学多项数据来作出，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量化考核”，其中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受这一标准影响，为了提升大学排名，在国内不少大学里，外国留学生比中国学生住着更豪华的宿舍，领着优厚的奖学金，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能享受更低的录取和考核标准。这是过去几年里频繁出现留学生舆情的一个重要诱因。事实上，这些特殊待遇，在中国人到国外读书时，一个都没有。作者发问：中国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录取什么样的留学生？逐步缩小双重标准，看重成绩而非数量，中国高校才可能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学。
本文原载“南都观察家”，原题为《老外扎堆大学校园，为何“留学逆差”还越来越大？》，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老外扎堆大学校园，
为何“留学逆差”还越来越大？
▍“老外”扎堆的大学校园
每年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都要举办一场载歌载舞的晚会——“北京留学生之夜”。我曾有幸观赏了各国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场晚会彰显了“高端大气国际范儿”，有篇后续报道称：“来自首都8所高校、40余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中外学生演员联袂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国际艺术盛宴。”我在台下欣赏着表演，心里却隐隐有一丝不安。节目单上印着一位日本学生的名字，她已经连续几周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了。上学期结束后，她果然未能通过考核，我只好给了个不及格的分数。
如果喜欢走访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便会发现这些年肤色各异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虽然留学生占全体大学生的比例还很小，但他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新生扩招的幅度。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大学录取的留学新生从2005年的6.1万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万人，增幅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录取的国内大学生则从504万人上升到698万，增幅为38%。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年度数据，如果将各类留学生加总，他们的存量已从2011年的29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44万人，接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则从660所增长到829所。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很多留学生来中国只是参加汉语培训，更值得关注的是拿文凭的学历生，即读本科、硕士或博士的留学生。他们的增速尤为惊人，在2005年之后的十年间从每年录取1.5万人上升到3.8万人，增幅为158%。
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也越大。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从3.8%迅速发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一学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为学历生，留学生规模和比例均居全国高校首位。2016年，北师大计划招收245名本科留学生，同年北师大招收国内本科生2590人，留学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国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学，2014年国际学历生的招生规模仅为75人。
我曾在北师大为三类学生授课：本科生、专业硕士和留学生。每类学生中都存在好学生和差学生，可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有些留学生甚至连一篇通顺的文章都写不出来，还有的连中文试题都读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学生项目的负责人聊起此事，并建议他控制一下生源质量。他有些无奈地答道：“我能招够学生就不错啦。”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招这么多留学生？
▍“规模优先”的教育方针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中国高校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了落实这份《纲要》，教育部随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示到2020年要将来华留学人员提升至50万人。中国教育政策的决策者意识到，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留学生招生规模扩大，尤其是学历生人数增长，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表现。
在这种规模优先的指导思想下，教育部于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留学生工作指导方针，《留学中国计划》又将其修改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政策目标的叙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们的重要程度，“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该计划强调的“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留学生比例对中国高校这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吗？问题在于，是否“一流”并不取决于中国大学，也不取决于教育部的官员，而是由某些国际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决定的。目前，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咨询公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制作，还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发布。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于科研成果指标，而且由本土大学评估，因此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不如前两者。那么，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排名呢？
▍大学排名与国际学生比例
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数一样，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于各国高等学府的多项数据，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将这些指标标准化，再赋予一定权重，分析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所大学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计算公式都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单上，牛津大学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学排名第十。就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比而言，前者为35%，后者为24%。芝大招收的留学生素质也许高于牛津大学，但由于比例较低，就会失掉一些分数。
为什么这两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对规模，而不是绝对质量？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源质量难于比较——清点人头总是易于测试水平。二是这两大排行榜都有英国背景，而英国大学的留学生比例较高。给予这一指标更多权重，可以提升英国大学的排名。与纯粹基于科研指标的交大排行榜相较，这一点就显得更清楚。在2016年的泰晤士榜单上，有三所英国大学进入前十，分别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当年的交大榜单上，只有剑桥大学进入前十，排在第四位。
我们是否应该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两家的榜单？中国教育界的领导们很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国内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别处于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单上则处于29位和35位，在QS榜单上则处于39位和24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家的排名参考了很多主观因素(如同行和雇主评价)，它们的客观指标也更具操作空间。针对排行榜的各项指数，有些高校的领导班子积极应对，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本校排名。进一步扩大留学生在全校学生中的比例，无疑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
除了有助于提升大学排名，来华留学生也常常被视为“国际人才”。在2014年12月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引进的来华留学生却还不多。广纳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国留学生，可以很好地平衡当前的留学逆差，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留学大国，同时参与到全球人才竞争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学经济等‘留学红利’。”王辉耀先生为改善中国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学生问题上并不具有一线的教学经验。由王辉耀主编的2013年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留学赤字”，我国出国留学生与在华留学生人数之间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万扩大到2012年的80.9万。“留学逆差”和“留学赤字”显然借用了国际贸易的概念，它们为中国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留学教育属于一种服务贸易，中国留学生对外支付的学费显然高于外国留学生支付给我国的学费。
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应当保持流出人数与流入人数平衡，就像做国际贸易一样？一个非洲学生就读于广州某大学，这对中国的意义是否相当于一名北京学生就读于美国某大学？
如果只考虑学生数量而不计生源质量，我们很容易计算“留学逆差”。然而，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中国吸引的留学生，其平均质量不仅逊于美国吸引的留学生，而且明显不如中国本土的大学生，在各个层次的中国高校都是如此。无须借助实证数据，我们就可以从选拔机制上推断出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家庭无力承担子女留学国外的高昂学费，因此高中毕业生大都会参加高考，争取进入国内较好的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等较富裕的地区，北大清华基本可以保证吸收到国内最好的生源。其他学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实力，吸收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生源，几流大学就招收几流学生。
然而，留学生的招生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一流大学招收留学生，不得不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的青年，国外学生首先会考虑申请欧美大学，和中国学子的留学趋向一致。因此，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国家二三流的学生，而中国二三流大学能招到的留学生素质就更等而下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高考竞争激烈，北大清华的本土生源质量不见得逊于哈佛耶鲁，而留学生的水平却不如美国一流大学。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学内，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具有显著的成绩差距，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间。
▍扩招政策弊大于利
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标，除了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还有着外交战略方面的考虑。比如，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针对沿线国家的招生力度。这些国家来的留学生有助于促进交流，推动发展，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然而，中国高校的学生同外国留学生接触后，容易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学习不如我们”，对非洲和亚洲学生的印象尤其如此。
其实，不是这些地区的学生不如中国学生，而是录取政策的双重标准造成的。
有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告诉我，北大每年招收约二百名韩国本科生，在整个山东省才招一百多人，山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多。北大放弃了中国本土的优质生源，却招来二三流的韩国学生提升“国际化”，实属得不偿失之举。由于韩国学生学风不佳，北大学生积怨已久，他们之间还为此爆发过冲突。在很多大学，韩国学生在留学生中占有很大比例，所谓“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韩国化”。例如，北师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学生，在全球设了两个考点，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就在首尔。
中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留学生约占一成，这意味着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优秀学子只能进入差一些的大学就读。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标准，这些中国学生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难怪他们会产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学生抱怨说：“我很愤怒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居然不能给自己的国民，自己的优秀人才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留学教育的直接成本也非常高昂。中国高校的声望和师资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汉语也不是国际通行的英语。如果想招到还算合格的留学生，就得靠提供奖学金了。根据教育部公报，201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有4.9万人，占来华学生总数的11.1%，根据学位高低，每人每年约在六至十万元之间。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奖学金，总规模估计有几十亿。就其性质而言，政府奖学金相当于给予其他国家的一笔巨额援助。这笔“留学援助”若能节省一部分，用于资助或奖励中国的优秀学子，也会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此外，由于留学生平均素质较差，高校教师不得不多花时间教导他们，这其实是将教育成本转嫁到了教师身上。某名牌大学的留办人员提出，对留学生应当“同等对待，适当照顾，严格要求，加强指导”。“适当照顾”其实就是降低考核标准，“加强指导”则意味着增加工作量。每当为水平很差的留学生批改论文，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招他们？”
中国高校目前实行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中国考生的入学机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国内大学提高国际声誉。尽管大学排行榜只重比例，不看质量，可留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能力还是会通过其他方式反馈到国际社会上。就像某些大学曾经开办卖文凭的培训项目，最终还是会让这些项目声誉扫地的。此外，扩招对留学生也有不利影响。由于降低标准录取，很多留学生几乎一入校门就进入差生行列，整个学习阶段都面临巨大压力，有些人就自暴自弃了。如果他们进入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学校，本有可能继续投入喜爱的专业。
在我曾就职的北师大，2016年某留学生项目少招了三分之一学生。起初，我有些不满上课人数减少，可很快就发现作业质量提高了。几位同事都反映，这届留学生的平均水平高于往届。规模质量不可得兼，双重标准误人误己。中国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录取什么样的留学生？逐步缩小双重标准，看重成绩而非数量，中国高校才会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吧。
相关报道：人大、南大、兰大退出国际排名，传递出的信号耐人寻味
首先就必须搞清楚，这几所大学真“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今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都看不到这几所大学的排名了吗？大学和大学排行榜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熊丙奇
近日，网传“中国人民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引发关注。5月8日，央广网记者就网传信息进行了求证，从多个权威信源和知情人处得到证实。
多位知情人表示，对于“中国人民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一事，校方领导层已形成共识并做出决定。其中，该校一有关领导透露，中国人民大学确已决定不再参加国际排名。
而在此之前，已有消息称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也已陆续退出“国际大学排名”。4月15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南京大学校方明确，在《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兰州大学一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该校未参加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之前泰晤士曾专门联系学校，最终决定不参加。QS之前联系学校时，报过一年数据，后来应该没有再跟进。”
多所大学“退出”国际排名，传递出什么信号？自媒体各有各的解读。有自媒体称这是中国大学更加自信的表现，主动“亮剑”，不再搞“洋指标”。也有自媒体调侃，中国足球也应该宣布退出国际排名；还有网友“跟风”宣布自己退出福布斯富豪榜排名。
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这不是一件开玩笑事，需要严肃对待。首先就必须搞清楚，这几所大学真“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今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都看不到这几所大学的排名了吗？大学和大学排行榜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
01
大学真“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了吗？
看看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有没有兰州大学就会得到答案。查阅2022年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兰州大学位列全世界751-800名。那么，兰州大学不是早就“决定不参加”了吗？
其实，所谓的“退出”，是大学宣布不与排名机构合作、不向排名机构提供数据，而不是排行榜不再把这所大学排在榜单中。至于南京大学的“退出”，根据校方的说法，根本就没提“退出”，只是“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大学不向排名机构提供数据，并不会影响到排名机构对大学的排名。因为大部分排名机构用以排名的数据，都是从公开渠道获得，且可以“验证”的，排行机构根据自己设定的指标、权重，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给各大学打分，得出名次。如果大学给什么数据，就用什么数据，反而影响排行榜的公信力。
那排行机构为何还需要和大学合作，希望大学提供数据呢？这就是部分排行机构的“生存之道”了。和大学合作，这既是向大学宣传排行榜的重要性，也向社会展示排行榜得到大学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有的排行榜把排名当作生意，明规则是向大学提供“咨询指导”怎么提高排名的服务，而潜规则则是搞“钱名交易”，帮大学修订数据，以提高大学排名。
如此与大学排行榜“合作”，大学自然有“被绑架”的感觉，合作不情愿，不合作又担心排名降低，影响学校的声誉。其关键的问题是，大学对排名太在意。如果不在意排名，排名机构怎么排，我都不CARE，那就无需合作。这几所大学表达的其实就是这层意思。排名机构会继续排名，但大学对排名的态度变了。
02
国际大学排行用的是“洋指标”吗？
国际大学排名，很容易让一些人理解为用的是“国际指标”、“洋指标”。不看重国际排名，也就对洋指标说NO。这是对国际大学排名的严重误读。
国际大学排名的指标，不是国外大学搞出来的，而是排行机构自己“研制”的。我国也有机构进行世界大学排名，如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于2003年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前身为高等教育研究所）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首次发布，是世界范围内首个综合性的全球大学排名。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依据（图/网络）
所有大学排行榜，包括国际大学排行榜和国内大学排行榜，都存在争议。这是因为要对大学进行排名，就得选择可量化的指标。进行国际大学排名，则要选择全世界大学都得有的指标。
这些指标无非就是办学规模指标、学术研究指标等客观性指标，与声誉调查主观性指标。其中，办学规模指标，主要包括教师学历、师生比，研究生教育规模占比，国际生教育规模占比；学术研究指标，主要包括发表国际论文数量、论文引用率等。总体看来，为了体现可比性、客观性，国际大学排行的学术研究指标，大多占到50%以上的权重。
如由全球高等教育研究公司QS 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有6项指标，包括学术声誉权重40%，雇主声誉权重10%，师生比权重20%，文献引用数权重20%，国际教职工比例权重5%，国际生比例权重5%。其中，有关学术研究方面的指标权重达60％。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选择的指标是，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上述五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PCP）等六个指标对世界大学的学术表现进行排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的主要指标则包括：全球研究声誉12.5%，地区性研究声誉12.5%，发表论文10%，出版书籍2.5%，学术会议2.5%，标准化引用影响10%，总被引用次数7.5%，高频被引文献数量（在引用最多文献的前10%）12.5%，高频被引文献百分比（在引用最多文献的前10%）10%，国际合作10%，高频被引文献数量（在各自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5%和高频被引文献百分比（在各自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5%。可以看出，几乎全部是学术性指标。
可以说，只要对不同国家大学进行国际排名，就逃不开这些指标，除了这些指标，考虑各国大学的招生制度不同、大学办学制度不同，就很难进行横向比较。
像US News针对美国国内大学的排名，所采用的指标为学术声誉、学生录取、学生保持率、师资资源、招生选拔、财力、毕业率、校友捐赠率。这与国际大学排名的指标完全不同。
学生录取主要指录取率，学生保持率是有多少学生读完一年之后愿意继续留下来学习，这是因为美国大学招生、办学，实行自由申请入学、自由转学制度，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很大程度反映出学校的吸引力。而这些指标在我国高校根本就没有，因为我国大学实行的是计划招生和计划培养、管理制度，不要说转学，就是校内转专业也很难。
03
国际大学排名有何用？
由于国际大学排名“天然”的局限性，因此，对于国际大学排名，国外一流大学，并不怎么看重，最多把这作为办学的参考而已。如在分析学校的办学情况时，可根据不同国际排名进行综合分析，查找学校办学存在的问题。
但我国大学却存在过于看重大学排名的问题，甚至有的大学就按排行指标办学，把这些指标分解给各院系、大学教师。这就把大学办为了“排行榜中的大学”、“论文中的大学”。
这一方面导致大学办学出现“重学术研究，轻人才培养”的定位偏差，另一方面使大学的学术研究也急功近利，把所有教师、研究人员的精力都导向“发表论文”，还由此催生论文代写、论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
总体看来，我国大学近年来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都有极为“亮眼”的表现。如早在2015年，清华大学的工程类专业，就在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力压欧美知名理工院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位居第一。
▲美国斯坦福大学（图/图虫创意）
然而，世界大学排名的走高，并没有真正转变为我国大学的世界影响力，以及对世界一流生源的吸引力。原因在于，排名提升，是依靠发表论文，而不是整体办学实力，尤其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重视论文发表被很多人理解为是重视学术研究，而这不完全是一回事。重视论文发表，表面上看是重视学术研究，然而，以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档次的期刊上，来论学术成果，而不是看论文本身是否具有创新价值，会导向教师、研究人员把精力用在炮制论文、运作论文发表上，而不是认真做一流的研究。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存在的“唯论文”评价问题，与追求提高国际大学排名的政绩导向密切相关。
据此，有一些高校领导抱怨，我国的大学办学、高校科研均被排行榜绑架。这显然归错了因。不是排行榜绑架了高校，而是高校自己追名逐利被自我绑架，高校必须坚持自己的办学定位、重视内涵发展和一流人才培养。
国际与国内大学排名，都有一个“直观”功能，就是被用于招生宣传。如在申请出国留学时，申请者可参考排名选择大学，在高考时，考生和家长会看大学排名的高低。
但不得不说，这被排行机构夸大了，如果真按国际大学排名进行深造规划，清华很多本科毕业生就不会申请如耶鲁大学这类国外名校了，因为清华的世界大学排名已经超过这些名校。而在高考中，我国考生更看重的是学校的“双一流”、985、211“身份”，而不是排名。
04
建设一流大学的“共性”和“个性
说到底，国际大学排名是一家机构根据自己设定的指标进行的大学排名，其意义就是把所有大学放在这些指标下进行对比。这是对大学进行的一种社会评价。
针对大学排行榜存在的指标不科学、不能反映学校办学内在（文化、精神、传统），数据也缺乏客观性、真实性等问题，曾有人呼吁取消大学排行榜。而显然，大学排行榜是取消不了的，因为这是社会机构进行的。某个媒体想制作、发布大学排行榜，都可以制作、发布，关键是这一排行榜有没有人信，市场是不是认可。
作为社会评价的大学排行榜，为大学提供了分析办学的一方面信息，也给学生选择大学、社会机构选择大学合作者，提供一定参考。大学对待大学排行榜的理性态度是，以平和心态对待排名，不能“唯排名”，更不能和排名机构搞“钱名交易”。
包括中国人大、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在内的我国众多大学，都将建设一流大学作为奋斗的目标。一些人认为，我国应该有自己的“一流”指标，不能跟着外国大学走。如果搞清楚了国际大学排名是怎么排的，就会明白不存在外国大学制定的所谓一流大学指标，一流大学不是排名排出来的，而是建设出来的。
一所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要看它是否培养一流的人才，以及做出对全世界、全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图/图虫创意
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遵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也要有学校办学的特色、个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借鉴发达国家大学的办学经验，开放办学，推进国际化合作，扬长避短。有两点对我国高校提高办学水平，至关重要。
一是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一所大学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才能形成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并在自身定位基础上，提高办学质量。缺乏办学自主权，会导致学校办学千校一面，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均是一个模式，难以办出学校的个性与特色。
二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等教育评价改革。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如何推进行政评价转向专业评价。
我国高校盛行“数量评价”，看重排名结果，就属于“数量评价”。而“数量评价”背后，就是行政评价。如评价论文，看论文发表数量，这不需要专业能力，会基本的运算即可，而要评价论文本身的价值，则需要专业能力。
要引导所有高校教师、研究人员，重视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研究能力，专注于进行真正的教育与科研，就必须推进专业评价。要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把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管理、决策权交给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如此，才能尊重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术质量，办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