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前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本轮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季度，估计第二季度经济成长在2.1%左右，上半年经济成长约3.5%。关于中国经济下滑压力，据分析称接近甚至超过武汉爆疫时。
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报道说，前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受本轮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上海、深圳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是中国内外循环的重要枢纽。
对于中国实施动态清零政策，他则强调，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在毫不放松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落实有关政策措施。
清零所致？中国出口增长降至两年新低
中国海关官员今天表示，中国4月份的出口增长速度是近两年来最慢的，只增长3.9%。据法新社认为，此是因为上海的新冠病毒疫情清零封锁对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损失。
法新社说，据接受彭博社调查的分析师预计，继3月份同比增长14.7%之后，将出现更明显的下降2.7%。
这是自2020年6月以来中国出口的最差表现，当时的记录是增长0.5%。
上个月，几千万中国人被禁闭，特别是在该国的东北部，即汽车工业的摇篮，也尤其是在拥有2500万居民的上海。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设在上海，中国的经济首都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港口。中国对大都市的持续封锁正在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而遏制的阴影也笼罩着首都北京。
该报道称，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进口同比保持平稳。然而，这一速度好于3月份（-0.1%）和分析师的预期（-3%）。
一年前，在经济追赶的背景下，中国的进口量跃升了43.1%，此为基于2020年初的第一波疫情期间，中国的活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中国贸易顺差，在4月份记录为511亿美元（486亿欧元）。而中国3月份的贸易顺差为473.8亿美元。
抗疫路上的中国走向何方？
自今年三月以来，上海的封城引起了全国以致于全球比2019年武汉封城时更严重的关切。因为这里不仅涉及到了中国各地尤其是居住在上海的人的切身利益，不仅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大中小企业的利润，更是决定了全球的供应链的持久性问题。为此，有必要对以后中国清零政策的走向，作一个认真的审视。
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间闹市区道路空空荡荡
在评判中共目前的清零政策中，可以采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理性选择理论。 该理论主张行动本质上都是理性的，人们在行动前会权衡利害得失最终来做出决定。理性选择中的理性，是具有分析、比较各种选择的利益与效用，之后对于较高的效用与利益显示出偏好，并作为行动的根据。
通常来说，每一个政府在遇上新冠病毒传播的境况时，在作决策之前必须考虑四个方面的选项，即公民生命、经济利益、公共卫生的应对条件和公民的自由。所谓理性的选择就是在这四项中一方面作出一个平衡，另一方面做出的偏好的高低排序。最理想的状况是，既能保护人的生命，又不至于公共医疗资源枯竭；既能应对疫情，又不太损害经济利益。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跟一般的国家不一样。因为中国政治领导层除了考虑上面提到前三项选项外，公民的自由并非其选项，中国的第四项选项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政治的正确性。而正是最后因素，造成了今天中国的抗疫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
政治因素的形成
政治因素的起因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始终尽力把自己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这里最明显的就是2020年武汉封城。暂且不谈武汉封城期间的残酷和严厉，并使舆论控制大大升级。 但经过两个多月的封城，当时的中国政府便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清零政策最成功的国家。习近平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宣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于是，不管是习周围还是下面的官员，便把该成果归功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因为是他保证贯彻严格清零政策的成功。
至于在武汉封城结束后，新冠病毒渐渐漫延至西方国家和全球。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疫情的严重扩散，导致了数亿人感染、数百万人的死亡。于是，中国官方就将与病毒共存跟清零政策对立起来：前者是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后者则代表了尊重人的生命的社会主义。这种区分使得上海封城之前的、已经“干净”的中国信心倍增，从而也更奠定了习近平最高领袖的地位，因为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的理论似乎得到了证实，就连西方产的疫苗也得不到好的名声。 中国的媒体积极地报道西方国家的疫苗不安全， 而对自己生产的疫苗的数据透明问题、质量问题只字不提。 应该说，武汉封城后至今年年初冬奥，是中共高层比较得意的日子。 但正是因为这种得意，给奥密克戎病毒变种（Omicron）在中国的扩散创造了条件。
威权主义的懒惰
今天的清零政策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所谓武汉样板上的。 武汉封城后，中国官方并没有对其清零政策的利弊做出客观评价，而一味把它定成治理新冠病毒的唯一药方。且不知，当初武汉的疫情跟今天的疫情很不一样。譬如当局没有告知公众奥密克戎尽管感染更快，但比较温和。奥密克戎感染特征之一是半数以上的感染者都是“无症状”感染。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无症状确诊者，一般都可在家里治疗。但中国的公民并没有这种信息。
还有，武汉跟上海的情况大不一样。从老龄社会角度看，上海老龄人的成分比武汉大的多。上海户籍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了三分之一。另外，在武汉用准军事化管理相对更容易，而在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自由程度较高的上海则不同。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城市，当然相对而言对于基本人权的重视程度会更高。而且，目前在沪工作的外国人达21.5万，占中国全国的23.7%， 而武汉2021年的武汉市外籍常住人口仅有近万人。最后，2020年武汉经济总量为156161亿元。而上海在2021年的经济总量是武汉的三倍以上。
除此以外，2020年的武汉跟今天的全球的环境也不一样。目前全球已出现不同的疫苗。对其质量的评估结果在前段时间内已公开知晓。 中国一直标榜自己的疫苗质量好，从而获得发展中国家的的青睐。同时极力唱衰西方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客观情况是，中国疫苗截至2月的总出口量占比大幅降至33.5%，欧盟去年10月底至今年2月之间，出口总量骤增至占全球39%，跃升为最大疫苗出口地。mRNA疫苗效力的优越性愈加明显，中国灭活疫苗运输成本低的优势已黯然失色。中国疫苗效力微小，这在香港的两个比较研究中早已证实，但是，中国方面为了维持习近平“东升西降”的理论，却不提此事。
总之，威权主义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一种懒惰，而这种懒惰则导致了死抱“武汉模式”不放。 直到最近，中央还在强调，“动态清零”做法，是中国防控疫情的制胜“法宝”，是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选择，是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务必守住的底线。
政治选项的三个方面
仅仅说中国的清零政策是由政治决定的，似乎还是太笼统了一点。 实际上，这个政治因素由三方面组成。 一是如上提及的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跟其前任不一样，习喜欢人们把他捧成永远“伟大和正确”的最高领袖。当然，这跟他今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有关，因为这将是他打破先例进入第三任期的重要时刻。而在这之前，他必须保住一个不会犯错误的高大形象。 如上所说，清零政策是习一手设计的，并由武汉模式得到了所谓成功的证实。于是，他周围以及下级的官员，就一概以是否执行该政策作为是否对习、对党忠诚的标准。 而习自己也以此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政治因素的第二方面是，威权主义本身构筑了这样一个官僚阶层，即官员的表现好坏不是凭他对公民如何来判定，而主要是对上级意志的服从程度来决定的。 至于习近平时代，把这种管理方式更强化了，以致于官员不仅主动地去揣摩和执行上面的意志，而是加倍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也就是说，本来中央层面要求做到一的，地区层面非要做到三，以保证自己的政治正确。换言之，官员在忠诚度问题上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在清零政策上，尽管中央层面时而也强调经济的重要以及照顾到非新冠确诊者的病人，但地区官员考虑到中央以是否有新冠确诊者作为官员业绩来评判标准，为了保住乌纱帽，当然也就有意无视经济和公民的利益，因为过度防疫至少对官员来说就是安全。就连前官媒总编胡锡进都开始抱怨，官僚忙著琢磨“政治正确”，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政治因素的第三方面表现在威权主义官僚统治的自上而下、一竿子到底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关键问题上，地方政府没有自己调节和设计政策的自主的余地。 我们大家注意到，上海在疫情开始时信誓旦旦地说上海不会封城，因为政府层面深知上海情况与武汉不同，试图做一些自主的调节。但是，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使得上海政府自己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同理，如果上海政府敢于违反意识形态的一套说教，并能自主的话，也许早就自己从海外进口西方最好的疫苗，从而用更有人性的方式来解决此危机了。但是，迄今为止，中央层面依然重申坚持“动态清零” 不允许个别地方搞变通。这使得上海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听从中央的政策摆布。
总之，政治因素主要是领袖的个人崇拜主导，而威权制度的统治方式，也为强化政治第一作出了贡献。
实际上的不负责
中国一直宣称其防控理念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这个大的理念下，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但客观上，上海出现准军事化非人道的行动以及甚至饥荒的现象。政府表面上救了奥密克戎感染者，实际上由于操作人员的不专业以及医院无视其他种类的病人，造成很多不该有的损失。
上海肾病透析的人数为14000，并有400000 到500000 癌症患者，5900000 心血管疾病患者。根据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研究论文数据，因封城而造成的此类病人的额外死亡率平均会增加20%左右。 上海封城期间，社交媒体上不少人曝光求医无门的惨状，尤其是一些急需要救治的病患，却依然被阻挡在医院门外。经济学教授郎咸平的98岁母亲，就是一个案例。因为繁杂的手续致使其母亲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而去逝。他说，这个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按照过去诊断，只要打一针就好了”。
另外，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今年3月底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两剂科兴疫苗的表现不如BioNTech的疫苗，特别是在老年人中。在预防严重疾病方面，BioNTech对80岁及以上的人（几乎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的疫苗有效性为84.5%，而Sinovac只有60.2%；在防止死亡方面，存在约20个百分点的差距，BioNTech为88.2%，Sinovac为66.8%。 考虑到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侵害远胜于年轻人，如果中共真正对上海的老年人负责，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大量引进和接种Bio NTech疫苗，使其得到保护。 但事实并非如此。
被套在政治圈子内的经济
4月的前三周，上海都市区的货运量同比暴跌81%。江苏省的货运量下降30%。在全国范围内，4月份的货运量同比下降了15%。在中国的经济强省广东省，尽管没有封锁，但货运量却也暴跌了17%。为此，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开始丧失信心，上证指数自年初以来下跌了15%。
为此，欧盟驻华商会以及美国驻华商会，都向中国官方表述了对上海封城的担忧。但显然，这些做法并不起作用。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强调，不是清零政策，而是疫情病毒才是拖累经济的罪魁祸首，
中共不是不关心经济， 习近平要求今年GDP增速超过美国。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做好经济工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还是比经济重要。 或者说，中共至今还深信，武汉模式“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免受所谓群体免疫、自然免疫这种自然感染方式带来的遭受疾病的危害，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维护了最广大地区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
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却都是违背中共自己的初衷的：外籍专家外流，资本外流，3月外资流失额度高达175亿美元。中国约有3.44亿人目前正处于某种封控状态，占全国人口的1/4。官方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的消费下降了3.5%，餐饮下降了16%。而邻国越南正因北京清零政策获益，出口进入快车道，数据表明，越南3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14.8%，越南电子产品出口额的快速增长，造成中国相关行业充满焦虑和危机感。
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在操作一些刺激措施挽救经济。中央有意将大批资金流入基础设施项目，国有企业得到支持。但这并不能让私营公司和外国公司得利，更不用说能使它们再次投资。可以想见，如果不仅在上海，同时也在其他城市继续贯彻实行清零政策，那么今年的GDP将低于4%
路线修正的可能性和方式
实际上，即便在中国国内，不少专家早已对清零政策提出异议。 2月28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个人微博上发布两千馀字长文，坦言中国的“动态清零”不会永远不变，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但很快，该条微博即被删除。另外，中国工程院院士锺南山与另一位研究者4月6日发表在《国家科学评论》上的英文文章也表达了“长远来看，长期的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的意见，也被消音。
这一切就是因为清零政策被拔升得太高，以致于中共包括习近平都被该政治叙述的禁锢住了。加之于习近平本身喜好个人崇拜，所以至少在二十大之前这种政治叙述不会有明显的改变。中共官媒《经济日报》日前发文批驳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正常化，丝毫不提中国的非正常的清零政策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的损失。
但是，中共也深知，今后路线的修正是个必然。譬如最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尽管强调坚持清零总方针毫不动摇，但还是提出了“要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处理疫情的新观点。并鼓励地方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和特点，探索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可以想见，二十大以后进口国外的优质疫苗不再会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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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目前的路线迟早会修正，但前提是不能让习近平的形象得到破坏，并能保证习继任第三届的顺利进行，同时，习近平也将会决定在上海牺牲几个他“钟爱“的官员，施行一些象征性的惩罚，以弥补他本身的错误。在上海长达数周的封锁期间，截至4月27日，只有15名官员受到纪律处分，而且没有一人是区级以上官员。相比之下，在武汉首次封城后的一个月内，约有630人落马，其中包括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撤换。为了维护一尊习近平的伟大形象，地方层面肯定有几个更高层次的人被象征性地处罚。
笔者在这里并不完全赞同“中国的清零政策将在灾难中收场”的看法。这关键是从谁的角度看。从外界来看，现在的上海就是灾难了。但由于中国的舆论控制，即便是灾难也可以提供另外一种叙述。犹如普京绝对不会承认发动乌克兰战争的错误一样，习近平绝对不会公开承认目前清零政策的失败。在保住自己的地位前提下，一瓶酒的商标不会变，但酒瓶里的内容可被偷偷替换。当然，已经造成的损失已经是补不回来的。 中国目前已经有70多个城市进入了封城或半封城状态，而随着时间推移，说不定这个数字将继续增大。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