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护人员正在照料新生儿。（受访医院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焦晶娴
作为上海第一家定点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公卫中心”）最先感受到疫情的侵袭：3月中下旬，原本只有1100张核定床位的医院收治了2300多个阳性患者。
这里一边迎接新生，一边抢救重症。一个多月里，100多个新生命降临，100个重症床位陆续开设，高峰期，医院紧急采购了60台营养泵、10台CRRT、37台有创呼吸机、50台高流量氧疗仪。
与此同时，几十家医院相继转型为定点医院，收治上海的“老、少、病、重”。有的医院用三四天时间，十几辆救护车，紧急分流200多个病人。有的医院床位700多张，不到一星期就收满新冠阳性患者。
目前，上海有8家市级定点医院，32家区域性定点医院，4家“亚定点医院”。截至5月3日24时，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486例、危重型95例，多数死亡病例为老人，直接原因是基础疾病。
一位医生形容这些老人像一根火焰微弱的蜡烛，“正常状态下可以一点点熄灭，但你轻轻吹一口气，加速蜡烛的熄灭。对老人来说，新冠就是那一口气。”
多位市级定点医院的医生表示，老年人基础疾病多，感染后易发展成重症、危重症，加大救治难度，为了降低死亡率，重症救治需要“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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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公卫中心第一次承担定点医院的工作。早在2020年初，这家医院开始陆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上海唯一一家集中收治新冠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直到今年3月上海疫情暴发。
3月13日晚，公卫中心门急诊关停、改造。3月14日下午2点，为了尽快收治患者，医院发动四五十人，花费2个多小时安装了300多张床。当日下午，一批患者收入门急诊区域。当时，医院收治的大多是轻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
到了3月末，医院的孕妇、儿童、老人、血透患者越来越多。
一位妈妈和13岁的女儿感染后，被送到公卫中心的门急诊大厅。这位妈妈说，刚到医院时，看到厕所旁边、走廊、大厅里都是床位。房间里9张床，住了7个大人，9个孩子，她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
她发现，大楼里到处都是孩子，有的孩子父母没有感染，只能孩子独自前来。住院期间，她常常给一个6岁男孩拍视频，传给在方舱医院隔离的男孩的爸爸，并拍过一个3岁女孩的照片，传给在另一个病区的孕妇妈妈。很多家长私信她，希望能帮忙照看孩子，“孕妇就有十好几个。”
那段时间，公卫中心几乎每天收治二三十个不同孕龄的孕妇。起初，医护人员少，妇产科医生邓红梅有时候连续工作36个小时，即使有短暂睡眠时间，夜里也会随时被手机叫醒，一旦有孕妇发烧、胎心不稳、即将生产，她要立即赶到病房。
“好几天都感觉自己快累死了，觉得可能不会活着走出医院了。”邓红梅说。
重症护士长吴元浩每天忙碌于筹备病房。4月1日下午，他接到通知，前往A2区准备成人病床。当时，医院床位已经满位，但仍有老人需要入院。医院决定将有负压条件的A2病区改造为重症病房，并将儿童转到门急诊大楼。
吴元浩一趟趟往病房运心电监护仪等设备，衣服都湿透了。刚准备了2个小时，他接到电话，一位107岁的老人晚上要入院。
这位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并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有一名保姆陪护。得知老人的情况，吴元浩紧急准备病房的设备：心电监护仪，吸氧面罩、常规急救药品等。老人到医院后，他把老人背到病房，安排护士护理。
后来，医院又把老人80多岁的儿子、儿媳从其它病区接过来，和老人一起住。
“不是这波疫情，我都不知道上海有这么多高寿老人。”一位医生每天忙于给老人写病史，开医嘱。有的老人要吃20多种药，有的老人从养老院转过来，病情信息只有短短几个字，家属电话号码是错的，要仔细核实老人病情。她每天晚上睡不着，想的都是怎么给老人用药。
由于老人越来越多，基础疾病较重，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进驻公卫中心增援。医院将孕妇、儿童、血透患者分区收治，重症患者集中在A区收治。
许多医院连夜向定点医院转型，收治“老、少、病、重”。
4月3日，仁济医院南部院区接到转为定点医院的通知后，进行了摸排，得知需要继续治疗不能出院的病人超过200人。医院立即将病人分流至仁济医院东院和西院，另有一部分孕产妇分流至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重症病人由十几辆救护车分批次转运。
96小时后，南部院区定点医院开始收治阳性患者，第一天就接收了129人，原本核定的600张床位最终增至近900张。
曙光医院西院疏散了600多名住院患者。重症科负责人熊旭东说，大量的新冠重症患者从方舱医院、区级医院、社区和养老院转过来，700多张床位不到一星期就满了。
起初，由于隔离酒店、通勤车辆较少，医护人员无法及时进入闭环工作，仁济医院南院只有不到300名医护人员到位。“新政策（隔离酒店一个房间能住两人）下达后，我们迅速召集人员，有一天一下子召回了130多名医护人员进医院。”
不到一周时间，仁济医院南院ICU床位数从12张增至38张。曙光医院西院原先只有12张ICU病床，为了应对危重症病人增多的情况，ICU外的病房加了60多张床位，设置为“重症高风险观察病区”，每台床位旁边都放着心电监护仪。
截至5月5日，公卫中心已开放ICU床位120余张。三家医院的重症患者里，老年人占比近8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重症高风险观察区（受访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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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的医护都在努力让快要熄灭的蜡烛不要熄灭。
公卫中心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晓林向记者表示，许多老年人感染新冠后，肺部反应并不明显，但感染“真正损害的是一个系统”，“一个是凝血系统，一个是肺泡上皮系统，这些问题出来后，影响全身，老年人本身就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状态，稍微有一点负担就会打破这个平衡，一旦平衡打破，人体自我纠正能力丧失，就会变得越来越重。”
很多老人患有多种基础疾病，需要医生多学科会诊。一位医生接诊过一位60岁的肾移植患者，肾内科医生担心，使用抗病毒药物影响肾脏功能，“治疗上很矛盾。一旦病情恶化，就要插管。”
考虑到一旦插管，患者肺部功能会进一步恶化，带来更高的感染风险。医生们讨论后决定，“先把肺挡住”，通过调整抗病毒药物的用量，减少对肾脏的损失，同时使用保肾药物，并每天监测肺部变化。
医生们还做了“兜底”的方案——假如为了改善肺部状况，患者的肾脏付出了代价，他们还可以为患者做透析。幸运的是，患者经过治疗，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107岁老人的儿子说，母亲到医院时情绪不稳定，经常哭闹，不想吃东西，医院为母亲补充营养液，请来了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会诊，帮助母亲平复情绪。
还有，老人病情变化快速，令医生们时刻紧张。有的老人由于长期服药产生耐药性，身体没有不舒服，但紧急查血后，发现各项指标都变差。有的老人吃饭被噎着，喘不上气，需要赶紧抢救，“不然会窒息”。还有的老人睡久了，会出现肺部的一些病变，不进食不进水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基础疾病恶化。
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并根据设在清洁区的中央监护系统实时监测患者。一旦患者生命指标超过警戒线，中央监护系统发出警报声，医护人员立即抢救。
有的定点医院因为临时改建、没有中央监护系统，需要医护人员随时巡视。一位医生说，常因为看不到所有患者而焦虑，为了能及时看到患者情况，要不停地快步走动，没走两圈防护服就湿透。
3月末以来，公卫中心的张晓林几乎每天都在抢救病人。一次，一位ICU护士正准备下班，看到张晓林从电梯里冲出来，说要安排床位，给楼上一位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的病人紧急插管。这位护士立即挪床，推来呼吸机、管路、推泵。病人心电监护仪不停发出“滴滴滴”声，直到氧气逐渐注入患者的身体，警报声才消除。
张晓林希望抢救越少越好。很多时候，抢救意味着病人“出现了危险”，一旦出现呼吸衰竭，需要机械通气，就要送入ICU治疗。
重症患者的增加还意味着医护人员力量成倍的增长，救护难度提高。
公卫中心的一名重症护士每天工作8个小时，分时间段为患者注入胰岛素、抗生素、升压药、镇静剂、营养液，并根据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随时调整用药，“有的人比较敏感，哪怕多注射一个零点几毫升，血压就会升得很高。”
这位重症护士还需要每一到两小时帮患者拍背、翻身，预防肺部感染和褥疮，并给患者吸痰、擦拭口腔、擦大便，换尿布。2名同事和她轮班。
根据《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设置管理规范》，重症病区应达到医护比1:3，床护比1:6。
多家定点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很难保证达到这个比例。
增援公卫中心的一名护士长告诉记者，很多护士不是来自重症医学科，缺乏护理经验，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但有些职业习惯需要漫长时间积累，“比如倒呼吸机上的积水杯”。面对重症医生不足的情况，有的定点医院安排急诊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进ICU救急。
“人力的消耗太大了。”张晓林说，“我们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们都放手了，病人还能指望谁呢？一定要扛住。”
公卫中心一位医生说，有一段时间，救治的几十位老人里有一半不能说话，不能抬腿，不能举手，“你问他今天好不好，他也不能回答，只是睁着眼睛看着你。你觉得好无能为力。”
作为上海资源配备最好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公卫中心接收了来自市区级定点医院、市级医院发热门诊、方舱医院最重的患者。随着重症患者增多，医生们意识到，将重症救治关口前移很重要。
提前！每个环节提前一步就可能救命。
一位医生说，有的患者从区定点医院转运过来，到达医院时已经危重，只能上ECMO进行呼吸支持。还有的患者刚下救护车，血压“掉到极点”，刚被安置在床上心脏就停了，五六名医生对着病人紧急按压心脏，进行器官插管，救治了4个小时，病人还是离开了。
还有医生注意到，有老人因为在方舱医院时没有及时吃药，导致病情恶化，转来的时候情况较差、已经陷入昏迷。“到我们这边来其实治疗也很简单，把药吃上去，营养给他弄好了，四五天就出院了。”
“重症治疗是一个时效性的问题，你错过了代偿期，后续工作会越来越复杂，有可能这个病人就会丧失生命。好比他上坡的时候欠一点力，我推一把，他就上去了。但如果他已经滑到坡底，就会很麻烦。”一位医生说。
他们建议，区级定点医院、方舱医院要及早识别有重症倾向的患者。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护人员在查房、交班（受访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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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还需要武器，你不能就拿个红缨枪就上。”相比市级定点医院，区级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设备、床位更加紧缺，4月29日，徐汇区某定点医院工作人员介绍，呼吸机和高流量氧疗仪已经抢购了3轮，仍然不够，“血清、血浆和球蛋白，申请起来比较困难，要到网上申报。”
在医护力量上，这家医院还承担着3个方舱医院的日常工作，社会面核酸采样的工作以及徐汇区最大疫苗接种点的工作。人力的匮乏在外省医疗队支援后得到改善，护士勉强达到200个，但面对800多张床位，即使是普通病区，达到国家标准的床护比1:1仍然困难。
4月30日，嘉定区安亭医院院长李斌告诉记者，医院有260多名患者，29例重症、危重症患者。但只有120名医护人员，其中，重症医生1名，重症护士8名。
“人员严重不足。”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袁日明说，他负责救治几名危重症患者，其余重症患者由其他科室医生每天查房，遇到问题给他打电话。重症护士们几乎没时间休息，“1个人顶2个班。”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死亡病例多数来自区定点医院。
有医生表示，患者病情加重后呼吸衰竭，需要进行器械支持，但“一半以上的家属是抗拒有创性抢救的”。
“对老年人的治疗要很慎重，它像跷跷板一样，这头倾下去那头翘起来。”有医生建议针对身体情况较差的老年患者尽量使用无创治疗方式，“我们尽可能减少损伤，因为气管切开后感染的机会增加，愈合时间也会增加。”
李斌告诉记者，很多老人来自养老院，由于他们长期卧床，“动一动就气喘，翻身都很困难，容易发展为重症。”
他介绍，其中一家养老机构送来7位老人，2位老人在24小时内病情急速变化，经抢救无效死亡，2位老人转为危重症，2位老人生命体征稳定，1位老人出院。
一位市级定点医院的负责人说，下一级医疗机构的识别能力和处理能力，影响救治效率。“方舱还可以，但是养老院就不是很准确，同样是高血压、心脏病，差别可能很大，有些生命指标很稳定，稍微一动就会心衰、心功能不好，（这些）是有具体分级的。”
他建议在收治时提升分类的准确性，“基础疾病的分级确实很难，一开始可能挺稳定的，方舱接过来之后觉得不太对了，只能再转出，就会有滞后。如果说在重症数量很少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来，都可以识别。如果说数量多，你要快速转运。”
区定点医院希望能将危重症患者及时转运到市级定点医院，但市级定点医院的床位已满。“转运流程比较麻烦，上面的床位也很紧张，有时候一个礼拜也等不到。”一位院长说。
对此，市级定点医院的几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医院床位爆满，一方面是每天都在收治重症患者，另一方面是有些患者转阴后，无法及时转运出去。他们介绍，有的患者核酸转阴后基础疾病仍然很重，无法及时转到非定点医院，只能继续留在医院治疗。还有的患者转阴后生活不能自理，回到养老院没有护工照顾，也滞留在医院。
熊旭东建议，随着后期定点医院收治压力减轻，对于一些转阴后基础疾病仍比较严重、不便于转运的患者，可以进一步划分区域，吸纳老年科和更多其他科室的医生、按照组织系统参与后续治疗。
上海足迹馆“亚定点医院”医生在馆内查房（受访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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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区定点医院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外省医护人员来“沪”支援。
此外，上海建立“亚定点医院”，缓解收治压力。城市足迹馆方舱医院4月22日转为“亚定点医院”，收治普通型确诊病例和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感染者、高龄老人。
“边收治边改造”，负责总指挥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医疗队队长郝微微说，在保障原有的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正常生活的同时，划分出专门的CT、B超等检测区域以及药房，并设置出10个ICU床位，每300张病床会配备5到10台呼吸机。
医院将方舱时期使用的木床换成了医疗用床，并根据患者的需要调整饮食，比如，糖尿病患者需要低糖饮食、痛风患者要低嘌呤饮食、肾病病人要低蛋白饮食。
“我们是方舱和定点医院之间的重要衔接，相当于简配版的医院。”该医院一名护士告诉记者，相比在方舱时期，“亚定点医院”的治疗流程更加完备，“（患者）一进来就会做一个常规系统的检查，药物的品种也比较齐全。”
“这次的难点在‘早’。老年人流动性差、基础疾病重，只能在家躺着，如果没有提前发现，等有症状已经有影响了。”一位医生建议，后续隔离政策中可以加强对高危人群的提前关注，“一家人都阳的话，建议让老人出来、加强保护，年轻人身体素质好，可以居家隔离。”
5月5日，李斌告诉记者，随着新增感染人数下降，部分方舱医院关停，近几天，安亭医院的患者总数下降了约50人，有20多名医护人员从方舱医院回到医院，2名外院的医护人员来支援。
公卫中心副院长凌云告诉记者，医院收治的人数也在下降，“孕妇病区下降最明显。”
鲁丹已经出院，在家进行7天的居家隔离。她是本轮疫情中在公卫中心诞生的第100个新生儿的母亲。生产后，她只在手术台上瞟了宝宝一眼。宝宝被抱到鲁丹眼前时已经睡着了，还没看到母亲的脸，就被送到了儿童医院，由新生儿组医护人员进行照护。在医院时，她靠着护士拍摄的视频和仅有的三四张照片抵挡对宝贝的思念。
她给孩子取的名字里带“屹”，寓意“屹立不倒”，同时谐音“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很幸运能在这么特殊的时期顺利地来到世上，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107岁老人和她的80岁的子女也出院了。老人儿子告诉记者，母亲经过这次折腾，记忆力衰退，叫不出他的名字，但目前正慢慢好转。他说，母亲以前开过两次刀，104岁时还突发心梗，被送去抢救，“经历过好几次风雨。”这次一家人“中招”，还能健康回家，他感到幸运。
78岁的何汇芬在公卫中心住了20多天。她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力衰竭、骨质疏松、脑梗后偏瘫，手脚使不上力气。最难受的时候，她每天晚上睡觉像在火上烤，气喘不上来，惧怕睡觉。
隔壁床90多岁的老太太行动比她方便些，帮她烧水、热中药，何汇芬一提起来就忍不住掉眼泪，“比我母亲年纪还大的人来照顾我，我真是罪过啊”。那位老人听力不好，家人也很少打来电话。她们没法沟通，只能并排坐在床边，无声地陪伴着对方。
后来，何汇芬被临时通知能和老伴转到同一个病房，何汇芬还没来得及和隔壁床的老太太打招呼就匆忙离开，一直想再说声谢谢。
她想感谢的人有很多。因为护士都穿着防护服，何汇芬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也不认识她们的脸，但她喜欢叫她们“护士小姐姐”。
感染后，她的抵抗力降低，不停地拉肚子，有时候拉到裤子里，护士给她换裤子、清理身体。有一次，何汇芬想下床，脚一滑，身体往下坠，她只能靠着床边呼救，一位比她还矮小的护士冲进来，用膝盖和手抵住何汇芬140多斤的身体。
“我这么多毛病，曾经觉得我在这儿活不了了”，何汇芳说，看到新闻上说死亡病例都是老年人，担心自己撑不过去，是医护人员的照顾让她的心踏实，“我们是国家的老宝贝”。
上海长海医院急诊现场：床位“见缝插针”，下一秒不可预知
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李佳蔚
周寰 设计
“病人先送进去！”
5月1日12时08分，一名中年男子插着氧气被120送至上海长海医院急诊，医护人员上前查看，患者失去意识，呼吸差，无核酸报告。急诊科护士长胡敏马上冲120喊了一声。
120随车医生边推床边说，病人姓胡，57岁，居住在宝山区，从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转来。CT检查提示患者脑出血，出血量大。
一进急诊过渡病房，胡敏和当班医生为患者紧急插管，上心电监护仪、测血压。胡敏已电话通知脑血管科专家会诊。大约3分钟后，专科医生团队赶到了。
长海医院急诊。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抢救现场
一位脑血管科教授看完外院做的片子，认为胡先生病情不乐观。此时胡敏看到，患者腿部发斑，这是呼吸不畅导致的。一名护士报告，患者血压监测显示184/113，最高时达200多，血压很高。
胡先生的情况很危险。医生当即下令加急做一次脑部CT，查明转诊途中脑出血有无进展，并联系患者家属报告病情，做好紧急手术的准备。
5月1日中午12时，患者胡先生被送进长海医院急诊抢救。
患者胡先生进入过渡病房，医护人员为他紧急插管。
当时，随120陪护前来的是胡先生的室友滕先生。他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5月1日早上9点前后，他们在家，楼长送来两支抗原检测试剂。他去敲胡先生房门，看到胡先生像睡着了，呼吸正常，他推了他一把，“起来，起来”。胡先生没应答。滕先生一开始没当回事，看到电视机还开着，以为他前一晚看电视到很晚，便把抗原试剂放在他枕头边出去了。
滕先生在客厅做完抗原检测，又去了胡先生房间，他还没起来。这时滕先生看他不对劲，“嘴上的痰像婴儿一样噎住了，呼哧呼哧的”。他赶紧把他嘴巴掰开，怕牙齿咬舌头。这时，楼长又上门来收抗原试剂，滕先生大喊，这个人不行了，帮忙叫120。
10点左右，胡先生被送到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该院放射诊断报告显示，胡先生脑干、左侧丘脑及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室，脑实质肿胀；脑干近大脑脚处结构显示不清。由于病情严重，这家医院没有手术条件，胡先生被紧急转至长海医院急诊。
“昨晚还正常的，不知道怎么了。”滕先生很无助，回答医生询问时说：“昨晚什么都正常，他（胡先生）在小区走了三圈，然后上楼看电视，我不知道他看到几点睡的，早上房间电视机还开着。”
滕先生说，他和胡先生是浙江台州人，老乡，胡先生在上海打工。胡先生发病后，他通知了胡先生的两个子女。他儿子在浙江，女儿在四川，已准备赶来上海。
12时30分许，澎湃新闻记者看到胡先生做完脑部CT后被推入急诊抢救室。
胡先生进入抢救室。
急诊医生和护士几乎跑着为患者上治疗。心电监护，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留置胃管，生命体征监测和救治措施快速实施。胡先生的面部、胸部和四肢插着许多导管。监测仪器上不同颜色的线条闪动，“嘟嘟”地发出提示音。医护人员将降压药、脱水药等注射液经静脉注入患者体内。
病床旁边始终围着五六名身穿防护衣的医生和护士，紧张忙碌，调整各个仪器参数。一名护士持笔在记录单上填写，几点几分，患者的症状、检测情况、药物使用等信息。
13时左右，胡先生的生命体征趋于稳定，脑血管等多学科团队前来接管病人，准备采取下一步救治措施，急诊人员在现场完成交接。
“病人现在每天都很多，压力很大很大。”退出抢救室后，胡敏轻喘着气说。
胡敏在急诊巡查。
胡敏已不记得这是当天120送来的第几个病人。这两天最忙的时候，一小时内15辆120救护车停在急诊门前，胡敏的手机一天最多拨打接听两三百通电话，“电话快打爆了”。
“重症病人太多了”
长海医院急诊24小时开放，本轮疫情以来已接诊3万余人次，1.9万人病情为1级或2级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危重患者200余例。走进急诊大楼，到处是忙碌的医生和留观病人。
一楼内科、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灌肠、骨科、创伤等众多诊室开放，患者排队看诊。一楼、二楼的大厅、走廊、留观区、输液区，床位几乎“见缝插针”，大量临时留观病人在急诊收治。
急诊大楼一楼，楼道里是留观病人。
长海医院急诊科主任王美堂介绍了一组“特别”的数据。疫情前，急诊挂号量日均约1000-1100人次，现在挂号量日均约500-600人次。与此同时，急诊常设的留观床位约三四十张，疫情前留观病人最多时加床至70张左右，而现在，留观床位已增至130-140张，翻了近一倍。整个急诊大楼，完全处于超负荷运转。
为什么急诊挂号量减半、留观病人却翻倍，压力到底在哪？“重症病人太多了。”王美堂脱口而出。
平时，急诊接收的许多病人是门诊停诊期间转来，这些病人数量虽多，病情较轻。现在大量病人由120送来，其中半数左右为重症患者。“以前有小毛病可能都会到医院看看，现在很多人是在家感觉不行了叫120，送进医院时情况已经比较糟。” 王美堂说。
危重抢救区是急诊最“危险”的区域。
重症患者送入急诊，救治疗程长、分流难，导致急诊“压床”严重。在长海医院急诊，新留观病人每天都在收治，而滞留十余天、甚至一两个月的病人不在少数。一些人病情已得到控制，本该转入二级医院、康复医院进行下一步治疗和护理。但当前不少二级医院转为定点医院，康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病人难以分流，都落在急诊手中。
不仅如此，医院接收病人的范围也在扩大。长海医院地处上海东北部杨浦区，王美堂说，120送来的病人以杨浦、宝山、浦东、崇明为主。但疫情以来，无论中心城区还是郊区，“全上海各区的病人每天都在送过来”。
大量患者滞留在急诊，使急诊变成一个抢救加监护一体的“大病房”。医院不断为急诊增配医护力量，目前急诊科固定医生40名左右，护士150名左右。在上海，像长海医院这样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同时承担着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的战疫任务，此前已抽调人手派驻医疗队。多线作战，压力不言自明。
“我一看（抢救室）满了，都焦虑得睡不着。” 刘月娥是急诊危重抢救区当班医生，疫情以来始终坚守一线。在急诊，危重抢救区是最“危险”的地方，病人情况最严重。这个区域额定床位15张，现在已加床至22张。”能空出来的地方，都用来收病人。”她说。
每天第一件事，刘月娥推着移动电脑查房，在每一个病床前查看病人检验报告、发不发热、大便情况等等，调整医嘱和用药。危重抢救区收治时间最久的4床是一位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人，已治疗近2个月。刘月娥说，经过抗感染治疗后，病人的病情稳定下来，应该开始康复治疗，但康复医院关停，由急诊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继续照护。
“阿婆，现在感觉怎么样？”刘月娥俯身到2床询问，阿婆点了点头。患者75岁，患陈旧性脑干梗塞，在家长期卧床致肺部出现感染，呼吸不畅、氧饱和下降，4月25日送医。现在她的炎症已得到控制。刘月娥嘱咐阿婆的家属，她马上脱机拔管，脱机后要多拍背，有痰尽量咳出来。刚脱机时会有点闷，不舒服，适应一两天就好了。
抢救区当班医生刘月娥在2床阿婆跟前查房。
刘月娥回忆，抢救室忙的时候，重病人一个接一个，心梗、脑出血、高坠、消化道出血等各病种混杂一起，病人要做不同检查，联系不同科室专家，她忙完一天，晚上才反应过来午饭都没吃。
几乎每天都有病人离去，很多事情无法逆转。刘月娥说，不论患者有多大的希望，医生都百分之百全力救治，医疗上所有该做的都做，尽最大力气，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120救护车不断将病人送到急诊大楼前。
“下一秒不可预知”
全力收治病人，防疫是兜底保障。“最近拦住了100多个阳性患者，如果他们都进入病房，那急诊的情况不可想象。”胡敏直言不讳。
王美堂和胡敏为急诊设计了一套“前筛”。在急诊大楼前搭建的一个军绿色帐篷里，患者被分为高、中、低风险人群。低风险患者均能快速进入急诊。高风险轻症患者先检测核酸，2小时内出报告，阳性患者分流至发热门诊，阴性患者收入急诊。
对“等不起”的急重症患者，急诊特设过渡病房及可移动缓冲抢救室，病人送到后直接收治抢救。患者确认核酸阴性后转入普通病房，阳性患者待病情控制后，再转至定点医院继续治疗。
4月中旬一天，一名家属自驾送来一名猝死患者，医院大门直接放行，车辆冲到急诊门口。急诊前筛人员赶到车内查看病人，在车内开始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另一名前筛护士迅速推来急救床，多名医护人员陆续赶来，在急救床上对患者一边按压一边冲向抢救室。
通过前筛，每天发现的阳性感染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这套前筛程序能筛掉大部分阳性患者，保障急诊照常运作。”胡敏说，如果阳性病人大量流入急诊普通病房，不但数百名患者、医护人员承受巨大风险，急诊随时可能陷入瘫痪。
长海医院疫情期间特设了过渡病房和可移动缓冲抢救室。
为确保急诊“万无一失”，长海医院设计了“气泡式”轮班模式。
王美堂解释，医护人员以最小医疗单元高强度上班，连续上班一周轮换一次，上班的一周内，住在医院的值班室或隔离点。“这种模式，即使发生一组医护人员感染或密接，还有其他组能换上，避免‘全军覆没’。”
每到下午4点左右，胡敏就非常紧张，“到了抽盲盒时间”。收治在急诊的大量留观病人每天进行核酸检测，这是检测结果出炉的时间。4月份，留观病人中曾三天内筛出7名阳性患者，那次胡敏急哭了，打电话给院领导要求再强化筛查，好在传播风险迅速被控制，急诊始终正常运行。
目前，急诊制定了每天三次环境消杀的规定，临时留观患者分批挪移到空旷的地方，诊室、走廊全部在无人的情况下进行空气以及物表消毒，大楼各区域每天开展一次环境采样。
“现在我们急诊科，跟感染科没什么两样。”胡敏说，防疫措施多管齐下，大大降低了急诊“爆阳”的风险。
长海医院急诊前，医护人员时刻待命。
留观患者病重、量多，很多病人身边无亲无故。4月30日，一名青年男子突发糖尿病酮症昏迷不醒，被送入抢救室，经过治疗他的病情稳定下来。男子是苏州人，在上海没亲属，医护人员为他在抢救区加床，保障医疗和护理。
一名86岁患者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家属无法前来陪护，胡敏安排指定护理人员照顾老人起居。还有一名60岁的间质性肺炎患者，唯一亲属身在新疆，护工每日为患者擦身洗脸，刘月娥为患者协调了牛奶、水果保障营养。
抢救区里，病人身上大都插着导管、鼻饲泵、高流量吸氧仪器，监护仪和呼吸机“嘟嘟”声此起彼伏。胡敏形容，现在的急诊科既要抢救也要监护，几乎等同于重症监护病房。
“只有一点不同，下一秒不可预知。”胡敏说，“下一秒什么病人过来急诊经常不可预知。”
可以预知的是，只要病人送到急诊，急救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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