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逝世五周年：房思琪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世界？ - 葱头胖友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徐鲁青，编辑：黄月，题图来自：《房间》

作家林奕含逝世已经五年了。

2018年1月26日，林奕含写作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体版发售，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小说，讲述了未成年的房思琪被年长37岁补习班老师长期性侵，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林奕含在小说完成后不久上吊自杀，隔日，她的父母发表声明：林奕含选择结束生命，是因为走不出被补习班老师的性侵伤害。

林奕含离世后，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她的纪念，在中国台湾地区，脸书网友每到她的生日都会发起“#林奕含小姐生日给她吃块蛋糕”纪念活动。在中国内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出版后旋即引发大量关注，如今，豆瓣上已有三十多万人标记“已读”，综合评分9.2分；每到她的逝世日，豆瓣上都会出现纪念话题区；“房思琪”也在后来的公共讨论中成为无需解释的符号，被不断地引用与提起。

界面文化在林奕含去世五周年之际，回顾这些年我们如何叙述与讨论“房思琪”，她的意义怎样溢出了小说文本，持续影响着现实世界。回望被林奕含称为“一塌糊涂”的书写，我们发现这些文字并非如她评价的“无用”，它们持续敲击着铁板一块的现实，一丝丝裂缝由此生发，纵使大的改变还需要更深更远的力量，但正如在小说后记中林奕含的友人所说那般，处在这样处境的女孩可以解读出书里的密码，“就算只有一个人，千百个人中有一个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单的了。”

从“房思琪”理解未成年性侵与恋童受害者

林奕含曾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这件事不要说在中国台湾地区，在全世界，现在、此刻，也正在发生。”事实正如林奕含所言，未成年性侵相关事件在可见的新闻里和更多不可见的地方都从未消失。“房思琪”也由此被一次次重新提起，因为正是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得以理解未成年受害女性的复杂心理，以及掩藏在所谓浪漫关系之下的恋童与性侵之恶。

2018年，歌手张木易与张千巽宣布结婚。张木易在20岁时作为音乐老师，与8岁的张千巽相识，女方12岁时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六年后结婚。媒体报道里有许多评论为“真爱”“超越世俗“。“

界面文化”的文章《长大不易 | 2018年，中国儿童经历了什么？》指出，不应将这段关系美化成“真爱鸡汤”，女方在进入恋爱时年龄过小，两人的年龄与关系都符合恋童癖与受害者的定义，未成年人在操纵之下，难以分清自己到底是真的爱恋还是身处控制之中。作者以房思琪的故事作为例子，老师李国华轻易设下圈套，通过巧言令色与文学包装，让房思琪和其他未成年女生“爱上”他，最后造成惨剧。这些悲剧警告我们，应该对流行文化中美化这类恋爱现象保持警惕与批评。

“房思琪”启发了哪些反思与制度性改变？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后的几年中，许许多多读者也做出了由小说关联到现实社会的结构性反思。正如小说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社会性’的，或应该这么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完成。”

《是什么杀死了林奕含？权力场域中下位者的绝望与言说 | 思想界》一文综述了关于权力不对等如何助推未成年性侵的相关讨论，提出约束与规范权力的重要性。未成年与师生恋关系中存在巨大的权力悬殊，无论是人脉地位、社会资源还是文学技能（即林奕含所指“巧言令色”），李国华都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未成年学生。房思琪向朋友、父母以及网友的求救，只换来了质疑与嘲讽，一段关系的权力上位者并不需要解释自己，反倒是受害者被指责、被说教，背负解释的责任和永久的创伤。

此外，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育体制让学生更渴望老师的赞赏与认可，对老师产生过度信任。小说中不止有一位老师利用补习班的机会诱奸未成年学生，并把这一行为美化为关心和考验。正如林奕含在书中所写，升学主义是暴力的合谋者之一，“他把如此庞大的欲望射进美丽的女孩里面，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去，把一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五天，再乘以一个丑女孩要胜过的十几万人，通通射进美丽女孩的里面。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

未成年性教育的缺失也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和呼吁改善的问题。致力为儿童提供性教育的“希希学园”指出，近6年（2015~2020年）性侵儿童案年均300起以上，年龄最小仅1岁，2020年媒体曝光性侵儿童案例332起，受害儿童逾840人，年龄最小仅1岁，施害人的年龄从10岁到86岁不等。而性教育——无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都是显而易见的短板。在小说中，房思琪两次想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但都因试探时父母的反应而最终没说出口。当思琪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沒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 还有一次，她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了。”妈妈却说：“谁？小小年纪就这么骚。”那一瞬间，思琪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

对性的羞耻规训让孩子在性侵发生后不知该如何反抗，更害怕告诉家长。在“澎湃新闻”发表的《90后作家写下少女时代被性侵经历后自杀：谁杀死了房思琪？》一文提到，世界上很多地区发生的未成年人诱奸与强奸案的报案比例不到10%，社会对女性的羞耻规训是重要原因，谈论性、失贞都被认为是可耻的，许多人认为一旦事件暴露受害者与家人的“清白”和“名誉”就毁了。正如林奕含在小说中写的那样，郭晓奇被李国华诱奸，她的父母得知此事后的第一反应却是责怪女儿：“你以为做这种事你以后还嫁得出去？”让李国华罪恶行为持续下去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

文章《林奕含逝世三周年：我们如何挽救下一个“房思琪”？》认为，性侵后感受到的自我羞耻与嫌恶，与结构性“厌女”文化息息相关，对受害者的歧视与贞操观都加深了她们所背负的羞耻感。林奕含在写作中感受到的“变态”“不雅”和“屈辱”不仅仅根源于她对文学的极致追求，也源自社会加在受害者身上的耻感。

林奕含自杀后，对儿童性侵问题的讨论浪潮推动了法律条文的改变。公众号“人物”的文章《林奕含离世一周年，世界变好了吗？》记录了中国台湾地区政策层面的进展，林奕含去世第21天，中国台湾地区废止了“刑法”第239条的通奸罪，性侵受害者不再因“第三者”身份可能面对的法律责任而不敢发声；关于补习班的新法条也建立了起来，明定补习班教职工必须使用真名并出示刑事记录证明书。而后，台北与屏东多地的教师性侵案案也相继被曝光，2017年末至2018年初，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先后有体操选手指控教练性侵，并在公开信中表明站出来是受到林奕含的影响。

在中国内地，2020年秋天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纳入了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任何人在发现未成年被性侵后都有责任向警方报告，故意隐瞒不报将受到处罚。新制度实施后，大量身处险境的儿童被医生、老师、邻居等识别并报警干预。

近期“人物”发表的文章详写了强制报告制度的推行过程，记者采访的检察官方芸负责处理杭州萧山区的强制报告，她每次到学校普及新制度内容，都会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课程的开篇，告诉家长性教育的必要。这些制度性改变正朝着林奕含家属所希望的方向努力：“希望社会上不要再有第二个房思琪，希望天下的父母、善良的男孩、女孩和男人，都能用温柔和温暖的心灵来一起保护房思琪们。”

用文学反抗的房思琪，与其他无法抑止的女性书写

林奕含的痛苦不仅来自性侵的伤痛，也是自身文学信仰的崩塌，她无法接受文学与暴行并置，诗意和邪恶媾和，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里她提到虐妻的英国作家奈保尔、强暴小周的胡兰成，他们都用语言、修辞以及各式各样的譬喻法去弥补思想体系的不道德，最后她问道：“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在后来的许多公共讨论中，林奕含的“巧言令色”之问都被频频提起，无论是意大利作家费兰特小说《我的天才女友》中撰写女权文章却在现实中不尊重女性的彼得罗与尼诺，还是韩国N号房事件中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主谋赵博士。

房思琪很清楚，对李国华而言文学不过是其满足欲望的工具，“话语本能地在美女面前膨胀，像阳具一样。”李国华知道自己的文化资本可以如何诱奸房思琪这样的女学生，于是“先让她粉碎在话语里，中学男生还不懂的词汇之海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文章《<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每一个比喻和修辞都是暴力现场》认为，小说中蔓生层叠的文学修辞是林奕含抗争的核心，挑战李国华作为文学垄断者的地位，房思琪的心绪常出离强暴现场，寻找李国华玩弄文学游戏时的粗俗与疏漏。

比如李国华形容房思琪皮肤白皙时，书中写道，“‘方求白时嫌雪黑。’ 下一句忘记了，无所谓，反正不在教育部颁布的那几十篇必读里。”他炫耀学识时说，汉成帝称赵飞燕的胸乳是温柔乡，思琪又一下出离了，“说的是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吧？不知道自己更想反驳的是他的手爪。”展现玩弄文字游戏却实则是肤浅的施暴者。李国华强暴时说：“我是狮子，要在自己的领土留下痕迹。”那时的房思琪默默想，这样的比喻俗不可耐。房思琪挣扎不出他的魔爪，就在心中推翻他建立的文化地位，将他同自己信仰的文学做切割，实际上她清楚地知道：“多亏国文考试，李老师才有人爱。”

这篇文章也指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具有和《洛丽塔》对话的力量，同是讲述中年男子亨伯特与十三岁少女情欲，《洛丽塔》被亨伯特的欲望话语垄断，而房思琪的意义在于打破亨伯特的词藻之网与洛丽塔僵硬的符号，呈现出一个伤横累累的，同时富有主体性的少女。

界面文化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唯有以书写抵抗一切》一文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不管是房思琪还是林奕含，她们虽然无法同自己达成和解，但她们的书写却打破了沉默，私密的耻与欲与痛由此获得了公共性，书写的完成也是对主体性的修复、对叙事的争夺。正如房思琪说的那样，“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后，简体中文图书市场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靠书写找回主导权”的作品。2019年，日本自由记者伊藤诗织的《黑箱》出版，她记录下自己被性侵的遭遇与其后的抗争，在女性极少公开承认性侵的日本，伊藤诗织的书写不仅激励人心，而且推动了制度变革，这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后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与《黑箱》同年出版的还有《生命暗章》，作者李怀瑜把遭受强奸的亲身经历改编成小说，创作了一个受害者与施害者视角交织的故事，她不仅书写下受害后的遭遇，也尝试理解施害者背后的结构问题，文本展示出细腻又强大的女性内心。在2020年出版的《知晓我姓名》中， “斯坦福性侵案”当事人香奈儿·米勒记录了自己被性侵的遭遇，以及其后的追责过程如何受到第二次精神施暴，她想用写作证明：“我有自己的声音。他剥夺了我的声音，让我瞎摸索了一会儿，但我一直有自己的声音。”

长久以来，女性切身的绝望与疼痛，要么被“耻”与“羞”所噤声，要么被“风流韵事”的叙事掩盖，而这些女性正打破长久以来的书写抑止，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语汇与叙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徐鲁青，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