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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上海的封控措施仍在加码，最新的动作是用栏杆将居民区的单元楼进行封锁。
在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侵袭下，上海封城已逾一月。2500万市民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物资短缺、求医困难及心理问题后，对严格封控的不满情绪充斥网络。
中国官方到主流媒体反复强调，从香港在二三月的死亡率来看，奥密克戎远非“大号流感”，需要严肃对待，保护脆弱人群，不能“躺平”。
从上海目前的数据来看来看，这波奥密克戎疫情死亡率甚至低于流感，却实施了代价高昂的严厉封锁措施。很多民间的声音提出质疑，到底是上海的新冠死亡率统计有问题？还是沿袭已久的严厉清零措施确实到了该调整放松的时候？
上海封城一个月：官方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变 如何解除危机新冠疫情：“封控”带来次生灾害 如何影响上海上海防疫手段再加码 居民区被要求整体搬迁到附近省份上海封锁持续欧美公司面临“物流噩梦”和人工紧缺
死亡率为什么重要？
“评价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走出疫情，以及医疗资源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确诊病例死亡率（CFR）。”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近期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这个指标在奥密克戎时期要予以特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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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在发生零星奥密克戎疫情后，中国北京正在采取快速的检测和封锁措施避免疫情向更大范围蔓延。
同样在博鳌论坛，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表示，要挽救生命，也要保住民生，很多国家都在做出艰难的平衡。
“所有措施都要以科学为基础，当新的数据、新的研究结果出现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可能不恰当的时候，就会调整立场和政策，并且向公众说明调整理由。”王乙康介绍，现在新加坡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就是要确保医疗系统有足够能力来应对那些可能出现的重症，确保整个运转是稳定的，医院是开放的，社会经济的设施还能够运行。
很多国家都做出了与新加坡类似的选择，重要的依据就是，奥密克戎变种的死亡率显著下降。
即便在中国，这种下降也体现在统计数据中。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以来，与早期武汉疫情期间有重大差异，当时新冠肺炎病死率最高的时候达5%以上。上海4月28日新增死亡52例，已连续13天出现死亡病例，合计337例，目前来看病死率为0.0607%（337例死亡病例/555352例总感染人数）。
而全球流感的平均病死率为0.1%。
死亡率的地区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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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3月28日，一名身穿防护服的上海交管控制进入浦东区方向的隧道入口。封控带来的次生灾害，是上海市民讨论的焦点。
既然在上海的统计结果中新冠死亡率显著低于流感，那么为何还采取几乎是全球最严格的封城措施？
官方的表述是以香港为戒，现在的低死亡率是严格控制的成果，如果控制不住，医疗资源造成挤兑，死亡率则会远高于现状。
中国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近期表示，奥密克戎绝对不等同于大号流感。梁万年说，全球的流感平均病死率为0.1%，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死率在香港却高达0.75%，约为流感的7到8倍，“老年人群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新冠）病死率超过10%，是普通流感的近百倍。”
香港目前统计的新冠死亡率的确很高，不仅高于内地，也显著高于新加坡和英国等地——截止4月23日香港第五波疫情死亡率维持0.76%。在老年群体方面，香港却和上海情况类似，新冠死亡率远高于总体平均水平，但主要原因被认为是疫苗注射比例相对很低。
新西兰仍是全球新冠病死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过去四个月的病死率仅为0.07%；亚洲疫情较为严重的韩国，韩联社在3月25日的报道中称死亡率为0.13%。这意味着，香港的死亡率是新西兰的十倍，是韩国的近六倍。
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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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一名妇女站在上海的医院大门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的新冠死亡情况真的比新西兰严重十倍，比韩国严重六倍。张文宏也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即使是医疗资源比较相似的地区，例如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病例死亡率也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他表示，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去理解，如何计算在奥密克戎大流行期间的病死率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认为，香港疫情高峰时，检测能力有限，导致实际感染人数，要远远高于现在报告的确诊数字。也就是说，病死率的分母被低估了，从而导致了病死率的高估。
目前香港官方统计第五波疫情感染数为118万例左右。唐金陵认为，估计香港的感染总数约是报告的4倍，应该是400万以上。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就表示，香港感染新冠病毒数字在150万至400万人之间，估计可能有约250万人已受感染。
无论出于上述哪种估算，香港计算病死率的分母都可能存在低估。
此外，分子的计算也有不同。就香港而言，香港是死者只要首次阳性样本收集日期的28日內死亡，就计入新冠死亡病例，而不会区分究竟是死于新冠，还是死亡时伴随新冠感染。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因高处坠下离世的死者，由于验出新冠病毒阳性，也会计算到新冠死亡病例中。
然而，上海在计算新冠死亡病例时定义的标准很严。
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冬雁金冬雁向BBC中文表示，按照中国惯常的做法，如果病人不是因为新冠病毒直接致死，这名病人的个案就不会被视为与新冠病毒有关。他认为，目前公布的数字反应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混乱与调整
不过，中国似乎也在调整对于新冠死亡病例的定义。两年前，武汉的死亡病例的描述中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的描述，最近公布的吉林和上海的死亡病例中则大多描述为由基础病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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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封城对市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表示，要挽救生命，也要保住民生，很多国家都在做出艰难的平衡。
张文宏本周则向中国媒体透露，一些死亡病人患有较为严重的多脏器功能不全，他们虽然感染新冠，但肺炎症状不重，现在会被计算到新冠死亡病例中。
这一说法尚未得到更多来自中国官方的印证，但如果此言不虚，那就意味着中国新冠死亡病例的认定标准正在调整——以前计入的前提是必须新冠引起严重肺炎，现在一些由基础病致死的新冠感染者也被算入。
尽管如此，中国内地仍然比香港的认定范围更窄。
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死亡率当然关系很大，中国政策的合理性，就建立在死亡率的数字之上。问题是，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问题，它不是有着统一口径、有着标准条件的数字，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死亡率计算体制都存在着问题。
“对于中国的政策选择，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的死亡率的确受到了控制，死人少，不是坏事，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政策选择的成本非常高昂，代价很大。如何评估才客观，恐怕今后很长时间才会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陈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