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京东从全国各地抽调了3246名保供人员驰援上海，不计成本地前往上海支援。
为啥叫自杀式援助呢？
因为现在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去无回之地，凡是入境的卡车司机，行程码会带上星。
这意味着，想要出上海，就必须隔离14天。
巨大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令人望而却步，但只有京东才义无反顾的投身进这个无底洞，直到自己的物流能力耗尽为止。
若要老徐去评价此次行动，我只能用「悲壮」二字去形容。
不过，感动之后，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据最新的消息，有不少网友反馈说京东的小哥进去后吃喝住都成了问题，甚至有些街道都直接进不去。
（网传短信内容）
看起来很悲壮的事情，为什么阻力十足呢？
更重要的是，中国那么多电商、物流公司、甚至连邮政这样的国企，为什么此刻在上海都失去了作用呢？
答案也很直接。
他们的阻力，是不是来自于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上海疫情那么久以来，民众的买菜难，吃菜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整个上海，依旧是抢菜的世界，拼团的世界。
团长对于上海人来说就是救命恩人，没有他们，有些人根本吃不上菜。
即便自己买得了菜，但也是极高价，高价再加上高昂的骑手配送费，那更是天价；
有人好不容易成了一次团，却因为某些团伙眼红低价触犯其利益，反手一个举报；
社区送来的菜，也可能是质量差到不能食用的“边角料”。
有人，在这场灾难中发起了国难财。
更魔幻的是，还有「罗生门」事件。
4月14日，闵行区梅陇镇的莲花公寓开始发放物资，但市民发现收到的猪肉有八成都是大肥瞟。
不仅很多都不新鲜，而且多数都是母猪的关键部位。
更令人作呕的是，有些人用140元团购来的猪肉，居然全是淋巴肉。
这些肉已经病化，极多细菌，多数已经发臭。
这些劣质猪肉，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在梅陇镇防控办通告里可以看到，提供保障物资的公司为「上海咨谕实业有限公司」。
事后有人查出，这家公司不仅没有冷藏冷冻食品经营资质，而实缴资本为零，参保人员为零。
明眼看，就是一家只开票，却无实际业务的空壳公司。
更魔幻的是，该公司的负责人王金霞被采访后，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后续她还说了一些内容，总结来说就是如今她已经报案。
因为是她的朋友偷用了她的公章去做的买卖，与她无关。
目前这个案件还没有最新的进展，王金霞的朋友电话也打不通。
小说一样的情节，居然就发生在此刻的上海。
为什么没有冷藏冷冻食品经营资质的供应商可以和社区合作？
那些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新鲜菜到底去了哪里？
这些疑问，同样埋在了许多外地人的脑海中。
有好心人士在网上控诉，自己三月底在苏州仓库给浦东的市民安排了200多份蔬菜礼包，但到了外围却怎么都进不了上海。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菜一天天烂掉，而上海市民依然饿着肚子。
令他不解的是，当初武汉封城，京东顺丰邮政都能进去解救大家燃眉之急，可如今上海多数物流都停摆了，邮政都进不去，就更别提他这种私人运送的爱心货物。
对此他无奈道：“难道是我没有翻三倍卖吗？”
言语里尽是心酸。
（进不去上海被烂在地上的菜）
这里就出现了令人费解的事情，低价菜进不去，快递物流进不去，但是高价团购菜畅通无阻。
病毒，难道还看菜价高低来决定附着与否？
魔幻的现实，同样体现在了「连花清瘟」上。
相信很多上海人都深有体会，平时物资没收到多少，但连花清瘟却永远不缺。
据媒体报道，仅在4月3日，就有800万盒连花清瘟运抵上海，同一天，河北的以岭药业也捐出了价值5000万元的连花清瘟发往上海。
多到什么程度？
有网友说自己小区从来没阳过，但前后已经收到了4盒连花清瘟。
更有人说，要不是参加了支援车队，都想不到连花清瘟会占去三分之一的运力。
事实上，在各种官方资料中，没人能找到任何可以用来支撑“可以预防新冠”的数据；
甚至有官方媒体直接表明，连花清瘟不是新冠预防药。
即便如此，这些药还是一盒一盒地送到了上海的每家每户。
我搞不懂的是，明明运力那么紧张，但连花清瘟却还能送到家家户户；保障民生的低价菜，却用尽法子都进不去。
一些居委会没办法发菜只发连花清瘟，只要一问，回答清一色都是运力紧张。
为什么到了连花清瘟这里运力就不紧张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啊！
现在重点已经不是连花清瘟可不可以治病的问题了，大家气的是一个连平价菜都搞不定的城市，为什么有那么多额外的力量去运送一个自己都说不能预防的连花清瘟。
这其中，没有相关利益存在？
更无奈的是，这种猫腻现象全国上下好像只有上海那么严重，而且这种发疫情财的现象已经演变到「全民参与」。
如果说，此前大家就是抨击下一些人垄断市场，提高菜价，那么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人人想分一杯羹的地步了。
最近有新闻爆出，一上海市民找骑手代购6桶泡面和30个鸡蛋，双方也说好了给330元的跑腿费。
结果到了后面骑手变卦，继续索要570元的代卖费。
就那么一点物资，居然花上近千元的费用，简直和强盗无异。
是上海人都是有钱人，看不起这一千元了吗？老徐认为不是吧。
有钱人还需要在这种时刻配备泡面鸡蛋，这不是妥妥的沪漂小年轻吗？
卑微打工人，现在连跑腿小哥都要宰他们一把。
而这些，不是个例。
的确，上海有点像内地版的香港。
一直以来，上海绝大部分都是依靠专业的商业化分工解决问题，每行每业，都是让专业的分工去完成，极其依赖资本。
成效也显而易见，上海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超级城市。
可弊端是，在这种资本话语权较强和就业压力极大的社会氛围中，很多人营生了一种理念：只要能赚钱，管他是什么钱。
于是在权利的缝隙下，有部分人就想尽办法赚钱，趁着天灾去哄抬物价，不管这个钱是黑是白。
发国难财的人，开始越来越多。
这，便是资本风气下衍生的恶。
之前，我在文章《靠疫情发财的，不怕报应吗？》提到，这些人不怕报应吗？
但其实我更倾向于不该是等到报应这样的唯心抽象的东西来对他们进行整治，道德谴责是用来维系社会规则中最没用的一种方式。
最简单的比喻，在道义和一千万面前，你会选择什么？
相信大部分人，一定会选择一千万。
这就是人性。
正如北野武所说，人这种东西，不管外表修饰得多么光鲜亮丽，剥掉一层皮之后就只剩下了一堆欲望。
只要钱够多，什么道德都可以抛之脑后。
所以，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应该站出来了？
建立更严厉的惩罚机制，让这些人不敢伸手，而已经伸手的，也要重罚。
回头看，上海已经着手处理了一批蓄意哄抬物价，非法牟利的企业和个人。
比如，某对开餐饮店的夫妻，他们以社区团购“团长”的名义向保供超市低价订购商品，再高价卖给市民。
最后，他们被没收1980元，并被罚款9900元。
再比如，某食品店因在封控区域擅自开店经营，菜品也不明码标价，最后被监管部门罚款5000元。
类似被查出的案例还有很多。
但说实话，惩罚力度真的太轻了。
不到一万块的罚款，难道真的能够绑得住他们赚国难财的手吗？
当犯罪成本远远低于收益时，犯罪行为就会屡禁不止。
乱世用重典，而不是唯唯诺诺，助长不良之风。
否则，就是不作为，不作为，亦是恶。
此外，要秋后算账，而且要算大帐。
很多人都是抱着「打一枪换一炮」的念头，他们觉得自己赶在政策收紧前收手就可以了。
于是，不少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加入发国难财的行列。
老徐私以为，应该严抓，而且现在就要抓典型。
唯有罚到让人害怕，才能阻止这群人发国难财。
更黑暗地想，如果不严抓，永远有人希望疫情别结束，那么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更下作的行为出现。
比如，故意传播？
别说这不可能，只要利润足够高，惩罚又不严格，「放毒」这种事情，大把人做得出。
眼下的上海，正在发生种种魔幻行为。
背后，无疑是利益和人性的对阵，他们的博弈对防疫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上海，成为了疫情下最多人发国难财的城市。
这是其他城市此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又为什么偏偏在上海就出现了。
难不成，上海已经富有到人均「小时代」的标准了吗？
这些问题，上海不该视而不见。
要不然，再多的京东自杀援助，都无法解决本质问题。
发国难财的，只会越来越多！
延伸阅读：敢在上海哄抬物价的人，该判什么罪？！
这几天，上海的一名跑腿小哥，真是露了大脸。
起因是，一名业主在网上下单了一批物资，总计是5桶泡面、20个鸡蛋。结果，被跑腿小哥索要了570元的代买费，以及330元跑腿费，合计900块。
觉得自己被“勒索”的业主，就报了警。
来调节的警察说得很有道理，这些东西顶多几十块钱，你跑腿费已经收了（这么高），买东西就不能再涨价了。暗示，做人不能太贪心。
很快，警察发现小哥运营证件是假的。可以说，这小哥，就是冲着“发国难财”来的。
然后，小哥就被送进了公安局。
无独有偶，4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还破获了另一起“发国难财”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尤某某，利用超市工作的职务之便，大量购买肉、面包等，加价卖给封控小区的群众。
现在，此人也已经进了公安局。
事实上，趁疫情“发国难财”的人，远不止于此。
4月16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还公布了一批典型的“蛀虫”案例。
锦小文餐饮店，进价3块钱一斤的土豆，卖16.8元；进价7.5元一斤的西红柿卖30元。
本利丰超市，大白菜、卷心菜、茄子等蔬菜，售价都在进价的2倍以上。
上海星杨贸易有限公司制造局路分公司、宋加银食品经营部、上海捌陆捌贸易有限公司等，所售大米、猪肉、白菜等生活物资，不明码标价。
据报道，自3月14日以来，针对价格违法问题，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查办案件224件，向各市场主体发放提醒告诫函累计41214份。
这也就是说，抱着侥幸心理“发国难财”的蛀虫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爬满了各个角落。
这些虫豸们，真的该学学怎么做人了。
01
“钱不是万能的，最需要的是物资！”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和欧洲、美洲的华侨一起，组建起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华侨抗日网络。
南侨总会成立之时，陈嘉庚就呼吁全球侨胞：
“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
他们一面揭露日本全面侵华的罪行，一面竭尽所能，力求实现每个月400万元的常月捐。
当时陈嘉庚的企业在战争阴霾下，自身都难保。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每月捐赠2000元，一直到抗战胜利。
据研究华侨历史的专家统计，抗战头3年华侨捐款额达20亿元，占当时中国军费开支的85%。
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
但是，在战场上，物资远远比钱更重要。
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
有了物资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运输，就是“跑腿”的人。
因为海路被日军封锁，大批海外物资只能从跨越云南和缅甸、全长959公里的滇缅公路运输。
然而，这条路在当时被称为“死亡公路”。据亲历者说，每天都有人死在路上。
而在滇缅公路在崇山峻岭中盘旋穿行，下坡路段非常多，旁边就是600多米的峡谷，一旦失误常常车毁人亡。
让人着急的是，本来车就少，满足不了运力需要。这边一损耗，后续车辆补给又跟不上，大批物资眼巴巴的干等着，就是运不到国内。
汽车不够用，起码还是能买到，更要命的是司机和汽修人才。当时的中国，全国的汽车都没几辆，更别提会开车的人了。
陈嘉庚得知情况后，南侨总会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并召集会开车的华侨参与运输，这些人被称为“南侨机工”。
应聘条件非常直白：有经验、技术好，最重要的是胆子大。
南阳侨胞积极报名，共有超过3200名南侨机工陆续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
有了南侨机工的支持，极大地缓解了运力不足的情况，平均每天300吨以上的急需战略物资被运往国内。
国家有难，不论是在前方拼刺刀，还是在后方“跑腿”，每一个为人民而战的人，都是英雄。
国家有难，能够良心贸易的，也是英雄。
02
“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允许运往中国”。
1950年10月1日，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请求出兵支援。
（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写的求援信）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与世界上拥有最优良装备的美军交锋，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当时中国物资相当匮乏，再加上敌机昼夜轰炸志愿军后方供应线，部队的口粮、副食和药品等急需物资供应常常难以及时得到保障。
为了填补上朝鲜战场上的巨大消耗，中国紧急调整相应对策——将贸易重心转向华南，以香港为跳板，将物资运到香港再运往内陆。 当时不少香港商人抓住商机，往内地销售物资，更有甚者靠此来牟取巨额暴利。 其他商人巴不得挑利润大的物资来做，但霍英东挑的却都是内地急需物品。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运输的货物中有大量的柴油和黑铁皮，尤其是黑铁皮这个东西不是每只船都能运的，东西又笨又重，价钱也很低，这个东西从运输来说，就不算是好生意了。”
并且，霍英东却加价极少，利润仅仅能够覆盖工人的劳酬。
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联合多个国家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而英国和美国同穿一条裤子。为了顺利给内地运送物资，霍英东的运输船几次差点被英军的炮火击中。 不仅如此，他还面临着英国在香港的港督当局，和台湾国民政府的监控，但他还是冲破了禁运，冒着随时可能丧命的风险，日复一日地为内地整整运了三年。 其实因为早些时候创业，霍英东已经有了原始的财富积累，用现在的话说，他那时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功人士。 但他仍坚持冲锋在第一线，即使受到港督当局的打压，被亲英商人孤立，公司的电被无故切断…… 若不是因为霍英东的这番“亏本”的选择，他的财富也不会亚于李嘉诚。
细数霍英东这一生做过的“傻事”，事实上每一件都和祖国有关。
比如，1980年代，他无偿捐资为家乡建设了当时世界第二、亚洲第一水平的大桥——洛溪大桥。
结果，由于当地政府人员梁柏楠太过贪心，无休止收过桥费，导致当地百姓骂霍英东是“黑心商人”。
一直到十几年之后，梁柏楠事发，才得以昭雪。后来，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说道：“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贿案发被捕，恐怕霍英东还要忍。”
再比如，后来在开发海南时，他答应出资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
合约签完后，海南地价疯长，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亚龙湾这一黄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
按照签约时的价格，霍英东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因种种原因，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霍英东一口应下，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
多年后，从长孙霍启刚的一番话里，大抵能窥探出霍老当时心底的真实想法，他说：
“爷爷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炒股票、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那个时候，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在2000年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霍英东作为当时唯一受邀的香港人，光荣地坐在了主席台上。
国家有难，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都是英雄。
03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一些商人将假药，发霉大米，臭牛肉，黑心棉等物资卖给志愿军官兵，趁机牟取暴利，造成了严重的非战斗减员。
很多伤员不该残的残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后来彭老总得知了这件事后大发雷霆，命令国内严惩这些黑心棉的供应商，给志愿军官兵一个交代。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比如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时间回拨到1949年5月，那时离上海解放仅只有半个月。
因为战火将至，上海的很多资本家们都闻风出逃，有的前往台湾，有的干脆去到海外，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留了下来。
在这些人中，就包括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
荣德生是当时国内的“面粉大王“，在全国有14家面粉工厂，占全国面粉生产量的1/3，此外还有9家纺织工厂——衣食住行，一家就包揽了两样。
出于稳定民生的考虑，他选择了留下来，并保证“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
而在他所有孩子里，荣毅仁是唯一留下来陪父亲的。
他在读大学时，就十分关注国事，曾发起向东北义勇军捐款的活动。一度，他还想报考空军，与敌人博击长空。
1950年2月，蒋介石的飞机从台湾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再次停工。
荣毅仁去查看账本，发现工厂不仅现金所剩无几，连机器和纱锭都被卖得差不多了，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其他荣氏兄弟姐妹带到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
庞大的荣氏工厂，早已是个烂摊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工人们走投无路，直接去包围了荣家，甚至闯进了荣家的宅子。
无奈之下，荣毅仁想到了陈毅。
陈毅连夜帮忙联系了上海劳动部、工会组织、市政府，一起帮忙筹款，第二天把钱凑齐，给工人们发了工资，帮荣毅仁平息了动乱。
之后，陈毅又帮荣毅仁联系了人民银行，向银行申请了355万元贷款。
靠着这一系列操作，荣毅仁的工厂才扛过了这场难关。
大时代中，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时，尽管工厂运营刚刚步入正轨，荣毅仁还是带头捐献了12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
以现在视角来看飞机数量看似不多，但当时我国各型作战飞机不足300架。
一年后，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发行公债。
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
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哪里晓得交钱的时候，一时却拿不出那么多，有人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时，他讲了心里话：
“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
1957年，荣毅仁被推举为上海市副市长。
上任后，荣毅仁主管轻纺工业，针对上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纺工业方面的尤其突出的优势，他提出要因势乘便。从此，轻纺工业、化纤工业，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上海，在我国的棉纺、化纤工业领域中独树一帜，少不了荣毅仁那时的精准眼光。
上海，曾是一块英雄之地。
尾声
1961年陈嘉庚去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均出席了葬礼。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万人送别。
为了纪念陈嘉庚对故乡的贡献，被大家称为“最美海景地铁”的厦门地铁一号线，被命名为“嘉庚号”。
而中国第一艘采用国外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的厦门大学3000吨级科考船，同样被命名为“嘉庚号”。
2000年，荣毅仁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一位。
荣氏家族被称为“中国第一豪门”。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刚刚创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达到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业务涵盖了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会计事务所等业务。
然而，在带领中信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占一股个人股份。
并且，他还继承了父亲“兴资助学”的传统，在无锡和上海捐赠了多所中小学，并扩建江南大学和暨南大学。
逝世时，他留有遗嘱，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无锡图书馆，另数千件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
这位一生筚路缕蓝，贵而不骄的老人，把一生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人民。
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霍英东曾如此感叹：“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任何人。“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在北京去世，有关部门以最高规格操办其葬礼：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扶灵者尽是政商翘楚。 他的事迹流传到坊间，大家更愿意称之为“国葬”待遇。
正如臧克家诗中所写：
“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差别，真的比人和牲口之间的差别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