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程晓玲，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三亚开启今年第三次国内考察。位于三亚市西部崖州湾科技城的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是重点考察的两家科研单位之一。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作为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我国种业市场规模超千亿元。水稻、玉米、小麦等三大主粮高效育种技术体系逐渐完善，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良种全覆盖。
成绩背后，一些“隐忧”仍不容忽视。
2021年，我国全年粮食产量68285万吨，比上年增加1336万吨，增产2.0%。而根据农业部预测，2022年，我国玉米产量与消费量缺口约达1500万吨；大豆产量与消费量缺口超1亿吨。
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贸易额10.1亿美元，其中进口6.8亿美元，出口3.3亿美元，贸易逆差为3.5亿美元。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眼下不少地方提出打造中国“种业硅谷”，通过盘点关键数据，看看哪些大省扛起了端稳“中国饭碗”的重任？
一、缺口
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
据统计，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100%自给；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的3%左右，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的0.1%。
尽管如此，我国部分农作物种子仍然高度依赖进口，甚至出现“进口的按粒卖、国产的论斤卖”现象。
例如，我国大豆种子对外依存度高达86%；截至2020年底，境外引进的品种数量占我国糖用甜菜品种登记总数的91.2%；茄子、胡萝卜、菠菜、洋葱等重要蔬菜的种子市场，也是国外企业占据优势。
梳理历年我国种子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表现更为直观。
在2014年至2021年的8年间，我国农作物种子进口额从3.24亿美元提高到6.8亿美元，出口额从2.61亿美元提高到3.3亿美元，进出口赤字从0.63亿美元升至3.5亿美元。
换句话说，我国种子自给率虽然不低，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种子净进口国。
根据农业部预测，2022年我国玉米产量与消费量缺口约达1500万吨，大豆缺口超1亿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则预计，到“十四五”期末，我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物（三大主粮）缺口约为2500万吨。
做强种业“芯片”，显然已迫在眉睫。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随后，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力求用10年左右的时间，打好种业翻身仗。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二、基地
破解种质资源“卡脖子”困境的密码，藏在全国各地构建的育种一盘棋当中。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直指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状。由此出发，规划提出两方面直观目标：
一是以西北、西南、海南为重点，初步建成国家级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生产基地，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
二是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前50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以上。
对于前者，更具体的安排是，构建一套包含国家、区域和县（场）三个级别的粮食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和重要经济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到目前，共有三批138个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破土而出”，垒起种业振兴的基石。
谁承担了良种繁育的关键任务？
从基地数量上看，山东、黑龙江分别有16、12个基地得以认定，数量上位居各省份的前两位，而云南、湖北两省则以10个居于其后。
四个省份各有特色——黑龙江是当之无愧的“粮仓”，共有3个常规稻基地、6个大豆基地和1个马铃薯基地；云南长于马铃薯、中草药和冬夏繁；湖北的油菜、蔬菜、茶和水果各有2个基地；而山东基地数量多、涉及作物种类也多，俨然种业“全能选手”。
三、机构
种业机构则是理解地方角色的另一个维度。
一直以来，科研院所在我国种业当中扮演核心力量。但推动种业优质资源在市场中有效整合，离不开企业对种业创新的有效参与。
事实上，反观近年来我国种业品种的“井喷”现象，育种企业贡献很大。数据显示，由企业选育品种的数量已超过科研单位，占整体品种选育量的60%。
具体来看，各地育种机构对种业创新的参与度有多大？
我国每年将对几类农作物新育成和新引进品种展开国家和省级审定，促进生产用种良种化。通过审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育种机构成功实现了创新。
以下我们对2021年四类农作物通过国审的品种及其申报机构所在区域进行梳理，观察各地育种水平及机构创新能力。
水稻种是我国最出名的出口优势种之一，去年出口额达9510万美元，占种子出口总额28.8%。
同年，通过国审水稻品种共677个，仅湖南一省就有169个品种，居各省份首位，其中，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了61个品种，占比达36%。
然而，湖南通过申报的机构数量并非最高——安徽、四川两省分别以41、38位列第一、第二，湖南屈居第三。
玉米是去年通过国审品种最多的作物。在过审的919个品种中，有134个来自北京，其后是吉林99个、河南95个。
从机构数量上看，吉林、河南分居前两名。一众北方省市“承包”玉米品种主要来源的同时，云南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玉米种创新最重要的南方力量。
与水稻、玉米相比，大豆种源高度依赖进口，育种重要性格外突出。但从参与度来看，去年仅86个大豆品种过审，数量远不及前者。
黑龙江撑起首位，共贡献18个品种，涉及12家企业，在数量上均居于首位。其次是山东，亦有14个品种通过国审。
另一个颇受关注的作物——棉花，则是新疆育种的“主场”。
从过审情况来看，新疆共有12个品种、涉及9家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该数字占所有过审品种的30.8%，其他省份品种仅个位数。
四、整合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录祥分析我国种业现状时曾指出：
我国一些作物如玉米、大豆等种子基本自给，但受育种及栽培等因素影响，单产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少数蔬菜品种还不能很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一些适宜设施栽培、加工专用的蔬菜品种仍需进口。
换言之，育种创新仍需长期持续，而对于各地而言，则需要寻找更强劲的创新动力。
多个省份将目光放在整合资源、组建省级种业集团上。
上个月，四川现代种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揭牌。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解释，通过组建种业集团，推动技术、人才、资本向企业聚集实现资源整合，有利于培育种业行业领军企业、加快培育优势种业品牌，改变种业企业全而小、多而散的现状。
同样将“整合组建种业集团”纳入日程的河南，背后则是“育繁推”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财指出，种业集团将配合当地的神农种业实验室，更聚焦种子繁育、抚壮、推广应用等方面，聚焦单项技术，针对具体品种进行研究，更好地促进示范应用。
而对于“育”的环节，新的机遇亦开始浮现。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外界看来，当前已进入创建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的关键时期。
多个省份吹响对种业国家实验室的“冲锋号”。
快人一步的海南，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就以海南代表团名义提出《关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的建议》，指出其将是海南打造“南繁硅谷”的重要支撑力量。
不只是海南，以湖南岳麓山实验室、湖北洪山实验室、河南神农种业实验室、四川农科院天府种业实验室等为代表的各地实验室，基于各自的先天基础与政策支持，先后加入竞争。
此前芯片“卡脖子”，被认为是放缓了尖端技术的发展速度，那么一旦“粮食”种子被卡住脖子，则关系到14亿人的饭碗。
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希望中国的田野里种上更多的中国种子，让中国人的饭碗里有更多的中国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程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