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难以想象,今天任何一个上海的居民小区,没有各种各样的团长、没有像Q这样危机时刻能够站出来撑场面的人,没有居民相互之间的互助,互通有无,上海会堕进多深的深渊。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任大刚

4月13日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床头的手机,已经7点了。刚打算看看微信朋友圈信息,Q的语音电话打了进来。

Q是我师弟,平常是个散人,他在师兄弟之间最有名的事迹,是酒量不大却因醉酒磕掉门牙,我们准备将来给他写的墓志铭是:一个没见过热菜的兄弟。

他这么早打来电话,无非是扯点闲篇嘛。

聊了几句,他说刚跟老J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商讨防疫大计。老J是逻辑学教授,Q与他探讨的,是目前防疫中的常用术语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当然,Q还咨询了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医学专家,甚至两位院士。

他需要跟我探讨的,是公众舆论。

我想他这么个散人,怎么忽然间对抗疫这么热心?“你知道吗?从4月1号以来,我已经瘦了10斤。”原来,自4月1号封控,Q事无巨细,领导了他们小区的所有防疫事务,他希望把相关的经验教训总结升华,提供给上级作为决策参考。

我忽然对他刮目相看起来。我虽不是什么公众舆论专家,但对他的故事却非常感兴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一度因一件次生灾害而失声痛哭。

这大概是我有电话以来,最长时间的双人通话了。

01

Q不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他服务于政府科技决策咨询机构。

4月1日,Q所在的小区也进入封控阶段。Q奉命就地服务社区,到居委会报到后,发现防疫物资堆积在那里。怎么把这些物资分发给1000余户3000多居民?居委会人手短缺,束手无策。

Q立刻把志愿者组织起来,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Q也因此“陷入”其中,很快成了整个小区的防疫领袖。

上海的居民小区,通常都有一个居委会。有的相邻小区比较小,是两个居民小区共有一个居委会。我们小区有800多户2000多人,仅有的几次进居委会办公室,见里面有三四个工作人员。

居委会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他们属于社会工作者。居委会的书记,是街道党工委派来的;居委会主任,由居民选举产生。但通常,居民还是习惯找书记解决问题,因为书记与街道更熟悉。

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把街道层面与小区党员、普通居民有关的各项政策落地。

城市的居委会没啥经济收入,农村的村委会却有可经营的“集体经济”,同是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的权力比村委会要小得多。因此,你可以看到贪污巨亿的村干部,几乎看不到多吃多占的居委会干部。

居委会的几个人是全职的,由街道支付薪水,也可能随时被街道解雇,此外还有一些更基层的楼组长。一幢高层建筑可能有多名楼组长,他们多是一些腿脚还算灵便的退休人员,主要负责传递一些书面通知、小件物品,也可能奉命了解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等等。这是计划经济年代留存下来的组织。

除了居委会,还有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这是两个最近20年来的新生组织。业委会代表业主维护小区各家各户物业的权益,物业公司负责小区物业的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小区安保。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号称小区“三驾马车”,正常情况下,三者各司其职。

物业公司有明确清晰的利益取向,赚不到钱就不干。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工作弹性则比较大。

居委会工作可以像“朝阳大妈”那样积极肯干,把小区里任何情况摸得门儿清,跟“包打听”一样,家长里短,啥都一清二楚,抓点坏人坏事,一拿一个准;也可以应付了事,不管闲事。

上海的普通居民,有很多社会就业机会,不大可能找居委会的工作养家糊口。平时开女同事的玩笑,有时也说,不要太累啊,年龄再大点到居委会去干吧。也的确,有女同事到居委会工作去了。

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文明的发源地,隐私保护意识更强,上海居委会不愿意去管小区居民的闲事,是一种普遍现象。

业委会的权力大小,主要看业委会主任及其成员的能力大小。有的业委会主任退休前是重要部门的大干部,能力和资源超强;有的业委会主任在单位、在社会上,就是能人,敢说敢做,办法奇多。

而像我们小区,有几年甚至业委会都解体了,没人干了,前年多方努力又把业委会成立起来,选出了一个好的业委会主任,今年就争取到数千万元的政府改造资金。

所以,不同的小区,除了居委会的能力比较“均质化”之外,业委会的能力弹性非常大,物业公司对小区事务的参与程度,也因其盈利状况而深浅不一。

“三驾马车”可能碌碌无为,也可能风生水起,不可一概而论。

02

上海划江封控虽然提前预警,但真正的封控一旦启动,几乎所有居民小区都懵了。

之前公告说只封控四五天,一些天真的人只储备了四五天的物资。结果到现在,浦东已经快20天,浦西已经15天,大部分小区仍处在封控状态。如果政府配发物资不能及时到位,小区团购资源少,几乎就是饿肚子的命。

之前以为所有人都知道要封控,以为医院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的。但实际上,一些独居的高龄老人是不知道的,急症患者进医院是困难重重的。

之前以为居委会是什么都能干的。但事实上,很多居民不知道居委会人手和权力都是很有限的,组织协调能力也是有限的。

之前以为浦东3月28日封控,浦西是4月1日封控,但很多人不知道,有少部分人此前就被封控了很长时间,生活物资早已告罄。

▲上海一个被封控的小区(图/网络)

之前容易感动的居民认为,在困难面前,小区居民会有万众一心的动人场面。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带头大哥”的无私付出,再有能力的人在一起,也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

之前以为物资丰富,不愁吃喝,但没想到,物资的确很丰富,但不知道人流断了,物流也成了涓涓细流,命悬一线。

总之,一切预期都没有实现,几乎所有人都严重低估了封控对基层生活的冲击。

全城性的突发危机,几乎彻底摧毁了上海每个小区的“三套马车”。每个人足不出户,大街上空无一人,但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片混乱——饿肚子的求救回应不过来,急诊患者在医院不得其门而入,居委会和志愿者疲于奔命无人接替,家庭主厨每时每刻都在盘点冰箱里的东西能吃到哪天。

哪怕你有吃有喝,身体健康,你还要担心有一天“阳”了被拉走,运气不好被送进条件很差的方舱,没毛病给你整出毛病。

全城人心惶惶。

03

至此,包括Q在内,很多人都看明白了,小区原来的“三驾马车”,不管是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其固有的工作机制,都已经应付不了目前的危机。

Q在两三天之内,根据志愿者特长,把他们分为六个小组,包括垃圾清运、快递、核酸检测、防疫消杀、楼道服务、宣传信息。每个小组都有组长,他向组长下达指令,小区防疫事务很快就井井有条,秩序井然。

Q所在的小区,靠近某大型科技集团,里面住了很多科技精英,企业高管和公司老板。Q自己也是博士,自然比居委会干部更容易与他们沟通。在危机时刻,他们的热心和才华以及善心得到充分释放,其中有个软件工程师还专门为小区写了一个工作软件。

Q主要负责处理各种突发难题。有一天凌晨两点,来了两个护士说要做核酸检测,而且早晨八点就要上报数据。

看到居委会准备服从,Q当即站了出来,吼道:“大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增强免疫力,半夜喊人起来做核酸,你们领导脑子进水了!你们谁敢大喇叭喊人,我踩烂你们的大喇叭。”

结果,核酸检测只好推迟到第二天。

这样的事情,为Q在小区里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很多人愿意听他的。

他还要处理棘手的问题,比如被封控在家的居民,与志愿者的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又比如居民购物需求与小区防控外来风险、以及快递志愿者压力大增的矛盾如何化解;还有50名“阳性分子”只转走了20多名,外面无能为力,他也要负责解释安抚;此外,志愿者的管理和补充替换,也是Q的工作职责。

通过10来天一刻不停的努力,Q一手创建的新系统正常运转起来,Q准备退出了。

Q认为这套系统不能长久,想着怎么把它商业化,比如小区团购每份加收一点钱,以此招聘人员送货,而不是完全靠志愿者不可持续的满腔热情。

Q甚至认为,通过这次亲身参与小区治理,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不仅会产生新的社区治理模式,而且社区治理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上海一位网友制作的居民团购统计日报(图/微博)

Q这十来天忙得团团转,连吃饭都要回信息,营养靠老婆夹菜,人也瘦了10来斤。

等到工作理顺,抬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上海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准备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向上级提出一份决策咨询,核心内容是:卫生部门需要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同时放宽新冠确诊的标准:无症状感染者不再进入新冠确诊名单。

他目前还在咨询各路专家,为此奔走。

04

开埠一百多年以来,除了战乱时期,上海从未遇到这么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次危机怎么渡过,何时渡过,没有人会给出明确的路线图;至于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来临,以何种方式来临,更没有人可以拍胸脯。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都要靠生活在上海内外的仁人志士聪明贤达去摸索和实践,指陈得失。

上海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市民从商业文明中,自然习得的契约精神、自治能力和合作态度。

我至今难以想象,今天任何一个上海的居民小区,没有各种各样的团长、没有像Q这样危机时刻能够站出来撑场面的人,没有居民相互之间的互助,互通有无,上海会堕进多深的深渊。

而据我所知,不仅团长大量存在,Q这样的人,也不乏其人。普通的上海人,普通的中国人,是可以管好自己的。

事实也证明,凡是团长稀缺,也无人出头,居民之间,邻里之间平常缺乏交流互动的小区,危机时刻,人往往就像呆在孤岛上一样绝望无助,他们往往成为第一批受害者。

在上海,可能也是全国的居民小区,表面一样,其实千差万别,因此自下而上的自治,冷暖自知,更能够灵敏感知其内部任何细微的变化,作出灵活调整。

做好小区自治,平时确保合法权利,危机时刻,就是保命。

这是血的代价。

上海新冠感染突破30万!科学家发起最新倡议

4月14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感染者人数超过2.3万例,自3月1日以来,此轮疫情上海累计感染人数已突破30万例,上海的疫情防控仍处于最关键的阶段。

4月14日晚间,中国科协旗下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发起一份《关于提高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和加强针比例的倡议书》,呼吁在 “动态清零” 的同时,珍惜国家和社会花费巨大代价带来的宝贵时间窗口,尽全力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特别是加强针接种率。

疫苗是公认的“最强武器”

倡议书指出,疫苗是科学界公认的抗击新冠的最强武器。各种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特别是加强针的普及,可以有效预防奥密克戎造成的重症和死亡。新冠疫苗在全球被接种了上百亿剂,安全性也得到了可靠保证。

目前,全国已经接种了超30亿剂新冠疫苗,但60岁以上老年人中,还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没有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加强针对保护老年人更加关键,但加强剂的接种率更低,约一半的老年人没有接种加强针。

倡议书援引香港本轮奥密克戎疫情数据来看,老年人占据新冠死亡数的96%,未接种疫苗老年人的新冠死亡率比全程接种疫苗或者加强针后的老年人要高20倍左右。

在4月14日晚间的一场新冠疫情线上讨论会上,中科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向传染病学家、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Ben Cowling)提出问题:“紧急疫苗接种措施对于缓解疫情的作用有多大?”

高本恩回答称,由于一些原因,此前香港有很多人不愿接种疫苗,也包括年轻人。但此后香港提出了疫苗接种倡议,疫苗接种率显著提升了。

“疫苗接种当然是越早越好,而不要拖到最后万不得已的时候。香港此轮疫情发生后,提高了对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不管接种几剂疫苗,都比一剂都不接种要好。”高本恩表示。

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创新低

截至4月14日,全球新冠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这主要由于近期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BA.2变异株在欧洲和亚洲多国出现激增。

中国此轮疫情的流行株也是奥密克戎BA.2,这种变异株被称为“隐形病毒”,具有极强的隐匿性和传染性,也更难以追踪。

根据路透社的分析数据,目前全球新增病例最多的是韩国,近期每日新增病例数平均超过了18.2万例,占全球感染病例的四分之一。欧洲的新增病例上升速度正在放缓,但每两天报告的病例数仍然超过100万例。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尽管美国本周的感染病例比前一周增加了约20%,但住院率仍比去年冬天奥密克戎峰值时低90%以上。

尽管全球的感染人数仍处于高位,但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10日的一周内,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当周,全球有超过2.2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是自2020年3月30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全球新增感染人数也出现下滑,较前一周下降24%至730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4月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下降是个好消息,但一些国家的病例仍在激增,新冠肺炎仍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谭德塞还称,现在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而是更加努力地挽救生命的时候。“具体而言,这意味着要进行投资,公平分配控制疫情的工具,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公共卫生系统。”他表示。

根据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目前全球约64.8%的人口至少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不过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全球有75个国家疫苗的接种率不到40%,21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不到10%。

数据还显示,自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约有650万人因新冠死亡。美国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其次是俄罗斯、巴西和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