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一辆N线地铁上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9人受伤。
N线地铁是华人通勤者频繁使用的公交线路，从现场画面来看，有数名亚裔受伤需要治疗。警方尚未透露枪手动机，但这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注定将引起人们对枪击暴力的进一步恐慌。
警察局长基尚特·休厄尔（kechant L. Sewell）说，上午8点24分左右，当火车驶入日落公园（Sunset Park）附近的车站时，这名身穿施工背心的男子戴上防毒面具，随后向火车上和附近站台上的人开枪。
车门打开，浓烟在车站里翻腾，惊恐的乘客纷纷逃离，许多人匆匆上了一辆正好停在站台对面的R型列车。当人们呼救时，地铁的座位和车厢上布满了血迹。
现场车厢内血迹斑斑。
消防部门表示，有5人伤势严重，但据信没有人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在接到烟雾和枪击的报告后，警察被叫到D、N和R线全部停靠的36街站。
警方官员说，枪手仍逍遥法外。他的身份尚未公开。一名高级执法官员表示，在地铁站内发现了一把枪。这名官员还表示，枪手乘坐租来的U-Haul汽车来到纽约，一些尚未核实的消息称，枪手来自新墨西哥州，车牌号则为亚利桑那州。
枪击事件在地铁引起恐慌和混乱，也令纽约市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纽约已经在努力应对全市枪击事件和犯罪增加，由于地铁内时常出现纠纷和骚扰，许多通勤者对公交系统避之不及。
纽约这起事件也呼应着全美暴力犯罪和大规模枪击事件上升的趋势。3月一项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显示，近几十年来，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数量显著增加，平均每年的死亡人数也在上升。从2010年到2019年，平均每年有51人死亡。
美国似乎已经听命于命，把大规模枪击事件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但这样的灾难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无谓的死亡
3月18-20日的这个周末，全美发生了至少九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许多犯罪学家将大规模枪击定义为不包括枪手，有四人或四人以上遭到枪击）。
18日晚上，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名七个月大的婴儿在一场驾车射击的交叉火力中头部中弹。
19日早些时候，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一场因打翻饮料而引发的争吵升级为一家披萨店外的枪战，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25岁的报社记者，当时他只是旁观者。
同一天晚些时候，在阿肯色州农业小镇杜马斯，一年一度的汽车展览和社区活动在一场枪战后变成了血腥的犯罪现场，枪战造成1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几名儿童。
在春假狂欢者聚集的迈阿密海滩，在周末发生两起枪击事件后，官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4人在“西南偏南音乐节”的最后一个周末被枪击受伤。
迈阿密海滩市长丹·盖尔伯（Dan Gelber）在宣布宵禁时说，“我们再也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这不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春假。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美国的枪支暴力激增，并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持续了一个夏天，目前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最近的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谋杀案上升了30%以上。虽然仍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水平，但已经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如何解释犯罪浪潮?
根据发表在《JAMA Open Network》杂志上的研究，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有所增加，2020年7月甚至比一年前翻了一番。
研究人员关注的是枪支暴力档案库2020年4月至2021年7月期间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数据。
在这15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发生了比预期多34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217人死亡，1498人受伤。2020年4月之后，平均每天新增0.78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每天新增0.49人死亡，每天新增3.40人受伤。
一些城市比另一些情况更为严重。在纽约市，枪击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些低收入社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疫情以来增加尤其明显，根据纽约警察局今年3月提供的数据，与2021年同期相比，今年纽约市的枪击事件增加了32%。同样是在3月18-20日这个周期，有29人被枪击，其中包括皇后区一家酒吧的两名顾客；布鲁克林地铁站台上的一名男子；还有一个牙买加移民，在布朗克斯与人发生争执后被杀。
为什么美国的暴力犯罪会激增？目前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但专家指出了几个看似合理的部分解释。它们包括：疫情造成的社会孤立和沮丧。警察在面对最近对他们的批评后不再强硬执法。以及疫情期间枪支销量的上升。
然而，犯罪浪潮似乎太过广泛，太过美国化，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例如，枪支犯罪并不是唯一一种上升的暴力犯罪。犯罪率的增长也不局限于警察暴力最严重的地区。至于疫情，如果这是唯一的原因，可以预计许多国家的犯罪活动会激增。相反，在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这一比例相当稳定。
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来自历史。犯罪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了过去的犯罪浪潮，指出，当人们对社会、政府和他们的公民同胞感到失望时，犯罪浪潮经常发生。这种挫折感会导致社会规范的崩溃和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失范”的上升。
乘客下车后惊慌逃离。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兰道夫·罗斯研究了过去400年美国和西欧的他杀率，他认为，如果人们对社会制度和基本的公平失去信任，犯罪倾向会增加。当对其他公民的同理心——或罗斯等人所称的“同乡感”——下降，社会反常上升时，犯罪也会上升。犯罪学家说，美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犯罪率上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大多数公民都不犯罪。但社会疏远使一些人更愿意打破规则，采取暴力行为。
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人现在对他们的政府、经济和公民感到失望。盖洛普调查显示，近80%的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不满。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花上几个小时对着对方大喊大叫。许多美国人认为持有相反政治观点的人是错误的，他们不配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民意调查还显示，人们对民主和对政治暴力的开放程度存在惊人的怀疑。
随着这些疏远的迹象，大量的行为也在恶化。酗酒和吸毒过量的情况有所增加。美国人的血压升高，心理健康指标下降。交通事故激增，路怒症频发。
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吗？
一年前，科罗拉多州和佐治亚州发生枪击事件后，拜登总统敦促国会通过新的枪支法。与此同时，一些党内人士认为，民主党人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向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表明，他们在中期选举前认真对待打击犯罪问题。就在今天（4月12日），几名众议院民主党人推出一揽子法案，旨在帮助防止大规模枪击事件，并帮助经历过枪击事件的社区。
这项立法将为发生枪击事件的社区提供心理健康资金，并扩大司法部的拨款项目，包括积极防范枪手等措施。
4月11日，拜登在玫瑰园的一场活动上宣布了限制所谓“幽灵枪”的新措施，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人和反枪团体呼吁拜登采取更多步骤预防枪支暴力。
在拜登发表演讲后， Guns Down America执行主任伊沃·沃尔斯基（Ivor Volsky）表示，他希望拜登任命一位“全国枪支暴力预防主管，能走遍全国，与每天生活在枪支暴力祸害中的受影响社区见面。”该组织和“为我们的生命而战”（March for Our Lives）也向参议院施压，要求对背景调查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去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一直被搁置。
具体到纽约市，今年年初上任的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在竞选活动中提出了公共安全的信息。他把重点放在了城市街道上枪支泛滥的问题上，试图通过立法和警务改革来遏制枪支的传播。他多次要求法院和州议员以更严厉的处罚来对待武器犯罪，呼吁降低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成年人被起诉的最低年龄，并修订该州2020年的保释改革法律。
在过去十年间，美国似乎已经把大规模枪击事件看作是像龙卷风或地震一样的自然灾害，这些局部的灾难似乎凭空而来，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它们非常罕见：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到所有枪支死亡人数的1%，但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超过了这一数字，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幸福感和公共安全感。恐惧总是潜伏着，下一个大灾难总是在拐角处。
但是大规模枪击是否就真的不可以避免？
记者马克·福尔曼（Mark Follman）在一本引人入胜的新书《触发点：阻止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内部使命》（Trigger Points：Inside the Mission to Stop Mass shooting in America）中指出，尽管美国人存在难以解决的政治和文化差异，但大规模枪击事件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福尔曼长期关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他注意到一个模式，即“许多行凶者在行凶之前都曾以令人担忧或破坏性的方式行动过，而且往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促使他采访了全国各地的心理健康专家、学术研究人员、州和联邦执法官员以及学校和大学的管理人员，从而探索了被称为“行为威胁评估”的跨学科领域的历史和前景，这是一套帮助官员识别和引导潜在枪手远离暴力的想法。该模型的核心概念是，大规模枪击事件不像闪电袭击——它们不是突然的、不可预见的袭击。大规模枪击事件更像雪崩：它们需要时间形成，通常遵循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如果你知道要寻找什么，有时你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发现它们，甚至可能根本阻止它们发生。
现在18个州的法律要求进行行为威胁评估，这种模式在希望防止工作场所暴力的公司中也很流行，但在更多的地区，出于对侵犯隐私的顾虑，它并没有落地实施。行为威胁评估并不能排除制定更好的枪支法律的必要性。恰恰相反：更严格的枪支规定可以帮助评估团队让枪支远离那些表现出危险行为模式的人——更不用说解决每年因枪支而丧生的数万人的问题了。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武器的国家里，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台更严格的枪支法，即使出台了枪支法，估计仍有数亿支枪支在我们周围流动。我们需要别的方法来摆脱无休止的大规模枪支暴力游行。行为评估可能是现有的最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