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疫情，从最早出现小区被封控隔离的时间算起，已经有一个月了。
面对每天两万的新增确诊，大家越来越迷茫。
可以说，这波新冠危机，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
今天一张图在朋友圈疯传，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志愿者队伍中，
这位老者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80多岁的谢丽娟老人。但很快经过核实，这名老者并非是谢丽娟副市长。
谢丽娟是谁？
为何上海人民会突然想起她？
下面这张谢丽娟的照片，勾起了无数上海人民的一段往事回忆。
1988年谢丽娟副市长与当时的朱市长
谁又记得，35年前的上海，也经历了一次大考验？
1988年，1250万人的上海，31万人感染了甲肝。
但是，短短两个月，病情就褪去了。
以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上海怎么做到的？
又能给今天什么启示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教科书般的抗疫历史。
而这场混乱的源头，是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毛蚶。
1987年的秋天，一搜挖泥船在江苏启东江段疏通水段时，意外发现了一条长20公里、深3米的“海鲜超级宝库”——毛蚶聚集带。
这个消息一出，上海人乐坏了。
他们喜欢吃海鲜，醉虾、醉蟹、毛蚶是他们餐桌的常客，特别是毛蚶。
当时，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每年都吃毛蚶，因为便宜，肉质肥美，类似于现在咱们吃小龙虾。
这次启东毛蚶大丰收，卖价更是跌到史上最低，吸引了许多食客的光顾。
于是，江苏渔民们聚集在一起，大手脚地挖毛蚶，通过陆运水运，日夜不断地运往上海。
据统计，当时上海约有230万人都食用过启东毛蚶，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为了图鲜嫩的口感，上海人喜欢生吃毛蚶，或者用开水汆一下就吃。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这批毛蚶比较特殊，生活的水域靠近长江入海口；
毛蚶在沙子里埋着、在污水里泡着，牢牢地吸附住了细菌和病毒。
但更让人恶心的是，为了让毛蚶保持新鲜，运输者往往用新鲜大便兑成粪水，接着泼喂毛蚶……
果不其然，食客大快朵颐后，犯毛病了：急性腹泻，身体发热，面色发黄，连眼睛都泛着黄光。
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感冒！
这引起了医生的警惕：痢疾也许是甲肝的先兆。
患者到医院抽血检查后，确定了：就是甲肝（HAV）。
像今天的新冠肺炎一样，甲肝病毒传染性也很强。
甲肝的潜伏期比较长，2到6周左右，一开始难以发现；但病人的排泄物已经含有了大量甲肝病毒，具有传染性，那些不吃毛蚶的人也会被传染。
外加当时的上海，卫生条件差，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更是有利于病毒的传播。
1988年1月，当上海人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时，甲肝大流行爆发了。
发病人数从每天几百人，到几千人。
到了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街头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仅1月19日至3月18日的两个月内，确诊了292000多例，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情况长达16天。
3个月内，甲肝感染了30万人。
这还只是发病的人数。调查数据显示，感染甲肝的人数大约为发病人数的4倍。
这意味着当时上海至少有120万人感染甲肝。
而1988年上海市人口有多少？也不过是1290万人左右。
肝炎门诊被突如其来的大量病患挤破了门。
1988年甲肝暴发期间的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而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病床加起来，也只有5.5万张。
即使都用上了，也远远不够。
为了看病，病患们拼了。
有的人天还还没亮就在医院门口排队，排着排着体力不支，晕过去了，被人两边架着，抬进医院。
有的人骑着自行车，自己带着折叠床和被，跑到医院，开口请求就四个字：立即住院。
化验室的窗口前排起长龙，因为来验血的人太多，连采血的试管都不够用了。
医生手忙脚乱，来不及填写化验单，索性把验血者的姓名、GPT指数写在一张大纸上，张榜公布……
这一幕幕，医生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静安寺某医院的沈医生回忆：“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唐家湾某医院的邵医生也心有余悸：“这种情况我从来没碰到过。”
华山医院检验科的王医生表示：“为了钱，我们谁也不会这样拼命干！”
青年Daily
将在04月19日 16:00 直播
预约
4月19日我们和冯唐聊聊天
视频号
医院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上海卫生局，卫生局再汇报给卫生防疫站，最后传达到副市长、市长耳朵里……
上海市紧急召开会议，做了几项决定。
一，全市禁止销售毛蚶
二，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控制感染规模。
在上海全市的10多万医务人员中，有6万多人第一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医院开设了“毛蚶门诊”，为病号开启快速通道。
除了这些公共地点，上海还设置了328张家庭病床，轻症患者就在家隔离治疗。
这样就避免了交叉感染，不仅有利于康复，还可以减少新发病例。
但这不等于说医疗系统就放弃了这些病人。医生、护士组成了一支支家庭病房组，定期上门，巡回检查。
医院极力内扩，将普通病房、休息室、值班室，甚至浴室、走廊、自行车棚等地腾出来，作为临时肝炎病房；人手不够，那就各个科室的医生披挂上阵，前来支援。
上海的大中型企业，想方设法腾出仓库、礼堂、会议场所，改造成隔离所，将甲肝员工就地隔离。
当时正好赶上中小学放寒假，一些学校的教室也改成了临时病房。
浦东乳山新村，那时刚刚造好，大约有20幢多层楼房，也被“征用”为临时病房了。
一些小旅馆也空出客房。
就这样你一房、我一室，上海共增加了1.25万个隔离点，11.8万张床位。
一处由企业礼堂改建成的临时甲肝病房
要知道，那是1988年，信息传播远不如今天发达，沟通也不如今天这么顺畅。
但电视、报纸等媒体，一再加快脚步，每天播报甲肝数据，让信息透明，让居民心里有数。
为了更快更好地普及知识，多家电视台和报纸都开通了专栏，制作电视节目，印发防疫指南手册。
指导患者如何在家自愈，自我监督病情。
当时，全国听闻上海有“大病”后，一片恐慌，生怕和上海人有什么接触，在各个场合都出现了对上海人的歧视。
对此，媒体即使辟谣，进行科普，掐断混乱的苗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发起了驰援上海的行动。
湖北黄石市药材公司拉来了整整16辆卡车的药材；
南京军区从各地采购药品，运往上海；
苏州长征制药厂把5.5万支肌苷口服液中的4万支送到上海……
1988年2月28日，山西路街道医院积极组织治疗甲肝的药品。贾振福摄3月，上海毒潮正式退散，而且没有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
因疫情死亡的只有31人，全部患有各种慢性疾病。
这场甲肝的爆发，让上海成为了中国首个“防疫样本城市”。
上海虽然采取了严格措施，但没有完全切断与疫情高发区之间的人流和物流。
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在防治中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值得被记录。
疫情也给上海带来了几个永久性的变化。首先就是人们意识到了生吃毛蚶的巨大风险，饮食卫生习惯改进了。
其次就是这次淬炼让上海应对传染病的组织和预警机制更完善。
34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和今天的新冠肺炎相比，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也大不同。
相同的是，都出现了医疗挤兑，一开始都掉以轻心，没有在最开始就控制住。
不同的是，当时的上海在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都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有的放矢地做出相应的对策，没有影响到民生问题。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超级都市化的大城市，流动人口更多，与国际往来更密切，外加奥密克戎比甲肝更容易传播。在面对深不可测的疾病时，显然慌了手脚。
眼下，上海又进入了最难熬的阶段，
也许重温这段历史，能给人一些启发，吸收一些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