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钱或者不舍得花钱放弃了“鸡娃”的家长，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都要不断说服自己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甚至不由自主地希望别人“鸡娃”失败，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精明和决断。
都说高考是人生最大的关卡，但我觉得中考的重要性显然是被低估的——多年来，杭州市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始终保持大体相当，也就是说，一半的初中毕业生在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后就划向了中等职业学校，走职业教育道路，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更不用说是名牌大学了。
我的领导罗佳敏和她的儿子俊俊，就是在接到一个告知有一半学生要上职高的电话以后，人生路线完全改变。今年秋天，俊俊的小学同学就要上高中了，他却因为母亲一个一意孤行的决定，学历还停留在小学。
罗佳敏是我们单位的二把手，也曾是我心目中的励志女神：杭嘉湖平原不知名的小镇出身，靠上大学走出农村，考进我所在的杭州城区事业单位，工作非常拼，没到40岁就成为单位副主任。她很会保养也很会打扮，看得出来夫家家境优渥，任何时候见到她都神采奕奕，外表精致。
2019年春节前，单位工会组织迎新春茶话会，地点在满目苍翠的龙井茶园。大家坐在茶园里喝茶吃点心嗑瓜子拉家常，活动过半，罗主任主动坐到我们这桌，她神情有些忧虑，仿佛是有什么事想说又不想说，犹犹豫豫最后还是说了：“袁大姐，你儿子准备考什么大学啊？”
袁大姐是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出纳，儿子正在杭州一所末流普高上高三。她儿子成绩不好，单位的人多少都知道，所以她也非常坦然，表示：也就上个高职吧，打算上个“订单班”，就是那种用人单位和高职院校有协议的，至少工作是没什么问题的。
罗佳敏显然对袁大姐的回答没什么兴趣，她一向是很周全的人，但是那天她连客套的“挺好挺好”都没说，转头就又问另一个部门的吴科长：“吴琳，你女儿是不是刚上高中啊？你们以前怎么没去上民办初中啊？”
吴科长正在嗑瓜子，冷不丁地被领导一问，微微有些尴尬：“啊，我女儿刚上了半年高一呢，中考快要了她半条小命，总算是上高中了。她从小读书就吃力，我跟她爸商量过，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读书么，总是靠自己的，也不是靠学校的，您说是吧。”
罗佳敏对这个回答似乎也不太满意。袁大姐和吴科长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往下说，罗佳敏就讲出了她的忧虑。
她儿子俊俊过了寒假，就是小学六年级最后一学期了，虽然读的是重点小学，但是成绩处于中游。马上就要面临小升初，她花了大价钱在外面辅导机构给他请了一对一全科家教，机构里还有专门所谓给规划学业的老师。前不久，她和机构的老师长谈了一次，她说自己对俊俊的期望是起码要能考上浙大，老师则直言希望渺茫。现在普通高中的升学率只有一半，按照现在她儿子的成绩，如果能摇号上一流的民办初中，还有希望能上个二线的重点高中，要是摇不上民办初中，上职高是大有可能——很多公办初中，上职高的比例都超过了70%。
在杭州，走中考序列的初中，分为公办和民办，相对来说，民办的教育资源比公办好，管理比公办严，但学费贵——公办初中有的学校只收书本费，民办分档次，一年学费基本都要几万块。要进民办学校，名义上是只能摇号进，跟摇车牌一样（当然，要有各种“关系”就再论）。摇号是自愿参加的，不少家长怕花钱，对自家孩子的学习没信心，就不参加摇号，直接上片区的公办初中。
吴科长家显然属于这一种，她听到这里，不由放下了手里的瓜子，脱口而出：“（上一流民办）初中上到大学，那得花多少钱啊……”感觉她咽下了后面半句——就凭我们单位的收入，能付得起吗？
不过罗佳敏毕竟是领导，吴科长话锋一转：“不过我女儿怎么能跟罗主任家的公子比呢，聪明的孩子当然要好好栽培，国内的教育选拔体系一点都不科学，孩子的天赋都被埋没了。”
这几句让罗佳敏很是受用，她非常赞同：“机构的老师也是这么说，说我儿子很聪明，就是不太适应国内的教学方法，说不定到了国外，潜力就带出来了。”
吴科长又拿起了瓜子，大家也恢复了言笑晏晏，只是我不经意看到，袁大姐和吴科长又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
袁大姐和吴科长都是杭州本地人，也都是事业单位里典型的“老油条”，年轻时走门路进了单位后就开始“躺平”，从单位分派成立时就没挪过窝。她们看着罗佳敏毕业进单位一路做到了自己的领导，知道此人惹不起，但心里又看不上。所以，她们对罗主任儿子的事情，表面上奉承着，其实存着微妙的幸灾乐祸。
不过那时，我们当罗佳敏也就是说说而已，对杭州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初中就出国留学，无论是理念上还是经济上，都等于是天方夜谭。
春节后上班不久，一天午休的时候，我被罗佳敏叫到办公室。作为单位的小透明，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战战兢兢准备挨骂。没想到，她递过来一小盒酸奶：“小颖来了啊，坐啊。”
她先是问了下我最近的工作情况，夸我进单位这几年表现一直不错，说领导都看在眼里，她准备跟主要领导推荐我云云。绕完圈子，她递过来一沓密密麻麻的英文材料，说麻烦我没事的时候帮她看看，翻译成中文，也不用太精确，翻个大概意思就行，“外人说得天花乱坠，还是自己人靠得住”。
领导要你帮着办私事，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我赶紧点头如捣蒜，说保证按时完成任务。罗佳敏在后面又跟上一句：“有些私人的事情我不想影响大家的工作，你明白的吧。”
这就是要我闭紧嘴巴的意思了。我白天在单位没敢把材料拿出来，晚上回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英国留学语言培训和预科的介绍材料，结合她说的那句话，想必这是在考虑儿子去英国的事了——她显然是对中介的介绍半信半疑，怕被套路，所以自己也在做搜集和准备的工作。
我一边尽量准确地给她翻译纸面上信息，一边也上网搜索她儿子读的培训机构的资料。这家培训机构很有名，除了补课，留学也是拳头产品。我看了他们官网上的一些案例，讲的大多是在国内“唯分数论”下读得有些吃力、不够拔尖的孩子，中学阶段就出国，在欧美更宽松、更全面、更先进的教学体系下，创造力和更多潜能被激发，最后上了欧美名校的故事。这些故事写得有理有据，令人心动，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应试教育出来的我，看完都很羡慕。
越是成绩上上下下的学生，读书的时候就越苦，直到成年以后，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坐在中学的考场上抓耳挠腮，题目不会做，吓出一身冷汗。哪个孩子不想摆脱枯燥高压日复一日的学校，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看呢？
我把翻译材料交给罗佳敏后没几个星期，有一天早上一上班，袁大姐跨进办公室连包都没放下，就神秘地把吴科长拉进我们办公室，关上门，一脸兴奋地跟我们说：“哎你们知道吧，上次罗佳敏说要送儿子出国，我以为她随便说说的。没想到昨天晚上她在食堂跟我说，真要去了，现在去还得上一年什么语言，多耽误一年——你说她是不是魔怔了？”
我不动声色，假装也很惊讶：“真的呀？那她哪来这么多钱啊？光我们这儿的收入，肯定不行吧？”
袁大姐还背着包，就说开了：“哪是她老公啊，她老公估计赚得还没她多，还不是得靠她那特别难搞的公公婆婆。”她压低声音：“你不知道，别看罗佳敏在单位跟个老虎一样，她这半辈子，可没少吃她公婆的苦。有钱是有钱，但她也没花上，所以就变着花样想让公婆掏钱。”
吴科长平时总是没睡醒的样子，说到罗主任的事情，倒是精神奕奕了起来。
“我爸有个朋友，知道她公婆的，都退下来这么多年了，无非是退休工资多一点，要到英国去，我觉得也够呛，后面还有那么多年呢，万一……”她跟袁大姐挤挤眼，“人么总是要走的，你们说是吧……”
那个早晨，袁大姐始终没顾上把包放下，和吴科长一起，从罗佳敏大学毕业进单位开始说，一直说到她昨晚公布儿子要去英国的消息。原来，罗佳敏自己是杭大（后并入浙大）毕业的，对儿子的要求，是不能比自己差。她当年刚进单位，就经老领导牵线，认识了她老公。和她小镇姑娘的出身比，老公家庭背景确实不错，父母都在老牌垄断国企身居高位，但她老公是个妈宝男，性格懦弱不求上进，介绍给罗佳敏的时候已经年过三十，比罗佳敏大了整十岁。
讲到这里，吴科长拍拍我的手：“小颖你晓得吧，罗佳敏年轻时候就这样，什么都要争第一，什么都要比别人强，自己是这样，现在她儿子的事情也这样。什么国内教育体系不适应啊，那是看在她是领导的份上我们安慰她的，她还真以为自己儿子被埋没了，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不是读书这块料。”
袁大姐也点头：“小颖，我跟吴琳是看着俊俊长大的，小时候带到单位来，看着就不怎么聪明。要我说，上什么民办初中啊都是瞎花钱，出国更是瞎胡闹，考上清华北大的难道个个家里都有钱上民办？都是靠孩子自己读出来的，她不认命也没用。还不如我们这样，实实惠惠读个高职，将来工作也不愁。”
说完，她转向吴科长：“吴琳，你女儿考大学什么打算啊？”
吴科长说得轻轻巧巧：“我们是女孩子，到时候读个财务，本科考不上就大专也行，出来早点嫁人生孩子。读到博士还能怎么样啊，难道想当科学家啊？科学家最后也要生孩子的……”
2019年夏天，对罗主任和袁大姐来说应该都很难忘。
罗佳敏的儿子小学毕业，暑假举家到英国毕业旅行了一趟，开学后，先去英国读一年语言过渡，然后入学英国排名很靠前的一所初中，据说上牛津剑桥也不是没有可能。
袁大姐的儿子参加了国内高考，发挥平平，考上省内一所高职院校，选了酒店管理类的“订单班”，毕业后就去酒店做基层工作。
待到工会组织中秋茶话会，我们又来到了龙井茶园。罗佳敏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人的状态也不再是忧心忡忡。袁大姐的儿子说不上发挥失常，但人总是有些侥幸心理的，儿子没有超常发挥考上本科，她多少是有些失落的，看着大家围着罗佳敏半真心半恭维地夸她儿子前途一片光明，我听见她和吴科长小声嘀咕了一句：“她不就是花钱了？”吴科长胆子小，对袁大姐摆出一个“嘘”的手势。
我一直记得那年龙井茶园的秋色。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各类网络信息和网络焦虑的我，自然觉得袁大姐和吴科长，代表的是中年女性的油腻和狭隘。可能是中介网上的案例做得太好，我以为罗佳敏的儿子最终是会曲线救国成功的。
然而生活就是那样瞬息万变。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短短的3个多月以后，习以为常的世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只道是寻常的很多事，都突然要翻盘重来。
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刚开始是我们居家上班，学校停学。慢慢地，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国外则开始笼罩在病毒的阴霾之下。
到了2020年3月初，单位陆续通知恢复弹性坐班，集中办公的第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就听到吴科长嗑瓜子的声音：“谁能想到，年前还那么得意，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看电视上说，欧洲已经很厉害了，老外还不好管，整天在街上，乱糟糟的，她儿子这么小，这下看她怎么办……”
也有袁大姐的声音：“还是我们在杭州上学的好，虽说学校是一般般吧，但是这会儿安安全全在家待着，毕了业也分配工作，有啥不好……”
另外还多了一个人的声音，是罗佳敏的机要秘书小杨。罗佳敏没来上班，杨秘书自然也闲下来。罗佳敏平时对她要求很严格，杨秘书一直敢怒不敢言，乐得和袁大姐吴科长在办公室凑一起说领导的闲话。
“那时候她老公就不同意的，公公婆婆在家她估计不敢在家里吵，有段时间天天在办公室打电话跟她老公吵，按着计算器，算一年40万（学费）怎么出——你们说，她是不是这里搭牢了。”杨秘书嘻嘻哈哈地指指太阳穴。
吴科长显然对钱的事情非常有兴趣，她塞了一小把瓜子给杨秘书：“哎那你说说看，他们一年40万怎么拿得出来的？那时候上民办初中这点钱，我们算来算去都觉得不可能。”
杨秘书露出一种“你不懂”的表情：“吴琳我跟你讲，她家里的条件跟你也差不多，我听下来，一年40万，是公婆的退休工资都算上了，她这次是真正的破釜沉舟，你懂吧。”
到了3月中旬，罗佳敏因为强行飞往英国、差点被纪律处分的消息传遍了全单位。
“她硬要去英国接儿子，领导拦都拦不住。你们都懂的么，现在这个时候，肯定不给批的呀。领导都给她想办法了，叫她老公去嘛，她老公是企业的，总归好一点，她反正就是要去……”平时看不出来，杨秘书这么喜欢说领导的是非。
“她怎么敢叫她老公去，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罗佳敏在我们这里说一不二，在家里屁都不敢多放一个的人……本来他们家就是都不同意送孩子去英国，她一意孤行非要去，现在出了这么个事情，那还不是所有的锅都她一个人背。”这个故意压低又难掩兴奋的声音，来自袁大姐。
接下去，她们俩又絮絮地说了不少话，声音很小，但是内容隐秘又劲爆，一边说一边笑，我也不忍再参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电脑搜索新闻——原来英国不少学校在3月中旬提前开始放假，后面的课程也改为网课。袁大姐讲得刻薄些，但是实际情况恐怕只会更糟，海外留学生不仅要孤苦无依面对疫情，还要抵抗特殊情况下激化的种族歧视。
罗佳敏的儿子只有13岁，出国还不到半年，寄宿在英国家庭，此前没有任何独立生活的经验。罗佳敏的心急如焚，我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们下意识就会以为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社交网络上，到处是北上广的高知家长们“鸡娃”不遗余力，仿佛拼尽一切众星拱月才是养娃的常态。罗佳敏有条件，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生活要复杂得多，中年人微妙而又酸楚的嫉妒心藏在重重掩映之下：因为没钱或者不舍得花钱放弃了“鸡娃”的家长，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都要不断说服自己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甚至不由自主地希望别人“鸡娃”失败，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精明和决断。
很难说哪一种孩子更幸运。“鸡娃”这件事，好像怎么选都是两难。
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屋漏偏逢连夜雨。
到了5月，天气转暖，疫情缓解，罗佳敏结束了三天两头请假的日子——杨秘书带来了她最新的坏消息：罗主任正式请了长假，照顾从英国回来的儿子和突发小中风住院的婆婆。
“啧啧啧，惨是真的惨。她婆婆那个人，你们晓得吧，都小中风了，听说一个星期还赶走好几个看护嘞……我跟领导到医院去慰问，当着我们的面，也没给罗佳敏什么好脸色看……阴阳怪气，话里话外说儿媳妇毁了这个家，孙子都是她害成这样，病就是被她气出来的……就这样噢，她老公居然还在上班，家里一点也不管，搞得好像多大的领导一样，啧啧啧……”
“我就说，去英国就是瞎胡闹，现在湿手捏干面粉了吧，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还浪费这么多钱，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袁大姐语气格外得意。
我实在听不下去，忍不住打断：“那罗主任自己还好吧？”话说出口，也觉得自己明知故问，能好到哪儿去呢。
“小颖你还没男朋友吧，听我们的，不要跟他们外地人一样，就盯着人家家里条件好。有的人家是看着条件好，其实空心老官，再说有钱不给你用，还不是等于没有？等人家瘫在床上，还得你伺候……”杨秘书暧昧地跟吴科长、袁大姐交换一个“你们懂的”的表情。
三个人说完罗佳敏的事情，又絮絮说起自己的孩子，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袁大姐的儿子在高职才读了不到一年书，学校就预通知，如果疫情缓和，这一届学生就要开始去酒店实习。袁大姐有些舍不得，19岁的男孩子，正是精力旺盛受不了拘束的年纪，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去了酒店实习，在袁大姐看来就是“做服务员”。她怕儿子受委屈，但要是不去实习，完不成“订单班”的实习计划，将来毕业了就不能“包分配”，正是两难。
吴科长的女儿转眼就要上高三了，只是一所普通高中，在学校成绩不上不下。她也想过给女儿请家教，可请家教的话，要长期才有效果，她算来算去，这笔钱相对于我们单位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她怕“女儿不是读书的料”，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怕这笔钱没花，最后落下埋怨和遗憾，也是两难。
杨秘书的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是个不爱学数学、很爱唱歌跳舞的漂亮小姑娘，成绩也是中等，她安慰两位大姐，说她刚进单位的时候，招聘的编外人员都是大专生，但是今年最近一批招进来的编外人员，已经都是研究生了。“现在研究生也很难找工作，未必比高职好得了多少”。
她说的也没错，我当初考上单位的编制，手握的只是省内一所普通大学的本科学位。短短几年时间过去，我要是现在再找工作，连劳务派遣人员的资格都没有。
2020年的夏天，罗佳敏的婆婆身体好转，她重新回到单位上班。她打扮依然精致，人更瘦了，眉目间却添了好些人到中年的疲惫。
从3月她几乎是赌上职业生涯飞赴英国去把儿子接回国开始算，此时俊俊已经在国内上了半年的预科在线教育。按照原计划，俊俊在英国读一年预科后入学英国的初中，本来就要比同级的孩子晚一年上中学，只不过中介机构的老师给罗佳敏算过，英系的硕士学位只要一年就可以获得，晚一年也没什么关系。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全球疫情都在反复，预科又没有正规学位，如果不确定什么时候能重返英国正式上中学，上网课等于是浪费时间。
初中是我国的义务教育，这就意味着，如果俊俊就此放弃赴英留学，可以在2020年的9月入学本学区划片的公办初中，回归国内教育体系。
在我以为罗佳敏会放弃让儿子留学做稳妥的选择时，她又请了长假，这回让袁姐都有些同情她了。
经辅导机构的中介介绍，俊俊暂时搁置了赴英计划，也不在国内体系入学，转而到常州读一家所谓可以“无缝对接”英国教育体系的国际学校进行过渡，等疫情缓和，可以直接转学到这家中学的英国总部。
据说这家国际学校的英国总部赫赫有名，牛津、剑桥的录取率很高，课程与国际接轨，有大量的素质教育课程，比如戏剧、骑马、小语种、高尔夫什么的——当然，价格也与国际接轨，常州的这所分校每年的学费就是近15万人民币，光做四季校服的钱就要再加5000多。
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从小到大，我爸妈为了我上学花的钱，加一起都没有15万。
罗佳敏在儿子留学这件事上执念越来越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变化，她越来越被动，却越来越偏执，她把儿子送到常州国际学校后，回来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夸国际学校好，还劝其他同事也送孩子去读国际学校，比如杨秘书。
杨秘书来找袁大姐抱怨这件事的时候非常生气、情绪激动，一边大力扯开我们递给她消气的零食包装袋，一边就讲起来：“你说罗佳敏有意思吗，自己儿子现在弄成这样，她就不盼别人好。成绩拔尖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孩子不就是我女儿这样的中段生？你知道她讲什么啦，她说我们女孩子升到高年级，读书会更吃力的，万一滑到职高，好好的孩子就毁了，职高有一半人要上呢，不如早点做打算……”
我不动声色地偷看了袁大姐一眼，没想到袁大姐对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我被她笑得后背一凉。
2021年秋天，俊俊在常州国际学校升入初二，他的同学们在“双减”之下升入初三，课外补课都没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分流却还在。到了冬天，杭州的疫情又有几次有惊无险的反复，我们单位也随之忙了一阵。
元旦前，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在那样的情形下见到罗佳敏的老公和儿子。
和保养得当的罗佳敏相比，她老公实在是不修边幅，秃头、啤酒肚、略微浮肿，黑色羽绒服下摆居然还露出一角咖啡色格子的家居服。他到我们单位来，叫嚣着说罗佳敏中了中介的邪，说不定还跟中介是一伙的，合伙起来害了他儿子，要单位做主，让她把钱吐出来，要跟她离婚。俊俊跟在爸爸身后，已经是个少年的模样，他不躲闪也不说话，戴着眼镜，看着这样的爸妈，摆出一脸青春期特有的故作无所谓。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常州的国际学校虽然名义上是那所英国学校的分校，在罗佳敏老公出面再三逼问下，中介被迫提早摊牌，承认国际学校的学分和年级在英国并不能被承认，转学一事只是为了让罗佳敏继续“投资”的权宜之计，如果俊俊还要去英国上中学，从2019年到现在的所有学习经历几乎都是白费劲，他的起点还是小学毕业。同样，因为这所国际学校和国内教育体系不能互认，俊俊要在国内上学，也要重新读初一——而他以前的同学都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如果不想白白耽误这3年，只能接着听从中介的建议，在常州的国际学校升入高中，将来从国际学校申请英国的大学——而这已经远远偏离了罗佳敏当初的计划。在过去的近3年里，他们一家已经为了俊俊的“留学”花费了将近100万，换来的只有儿子的前途未卜和被气中风了的奶奶，罗佳敏的老公知道真相后，近乎崩溃，才来我们单位大闹，一口咬定中介是骗子，甚至臆想出了自己妻子和中介合伙欺骗他们一家的情节。
我的记忆，定格在那个疲惫的中年男子在走廊里破口大骂自己的老婆，面沉如水的青春期少年对着这样的父母一言不发，大家站在办公室门口指指点点，和罗佳敏“砰”的一声大力关上办公室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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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2022年已经快到4月了。听说俊俊还留在常州那所国际学校，接下来也应该会继续留在那里读高中。我们私下暗戳戳地分析过，常州这家学校看起来很正规，从官网上看，历年申请成绩斐然。如果走国内的教育路线，苦哈哈地埋头读3年初中，参加中考几乎就要脱一层皮，再地狱般读3年高中，走上高考的独木桥，还大概率考不上985高校。这样一看，在国际学校读书不需要参加中考，大学是申请制，学校和中介机构都能提供文书服务，申请到名校的概率也挺高的，如果官网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算上中学6年的学费、申请费用、大学后留学的费用，价格也是十分辣眼的。我们几个家里条件一般的下属，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头，还凑在一起认认真真给罗佳敏按计算器算过，算出了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连袁姐都忍不住透露出一丝羡慕，走这条路，除了贵，没别的毛病。
我忍俊不禁，心想，“贵，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吧……”但我到底是不敢说出这句话的。这一大笔钱，对哪个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这条路的难，大部分都难在了罗佳敏身上。不知道罗佳敏为此会在家里怎样斡旋，为了儿子她能做到什么程度。
从2019年初到现在，3年时间，有的孩子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有的孩子还没准备好就要走上社会，他们背后的家长，则在这段时间里从意气风发到迅速衰老。对于我，更多的是恐惧，我怕将来我的孩子也只是资质平平，而我也没有能力给TA最好的学习生活条件。我怕TA问我：妈妈，为什么我同学不用中考、不用高考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些嘲笑罗佳敏像祥林嫂一样执迷于出国还到处给人安利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平心而论，这件事轮到自己头上，我们未必能比罗佳敏做得更好。
我可以对孩子没有要求，但我很怕TA对这个世界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