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悦己诗光（ID：iyuejishiguang），作者：江建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接纳自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晓得现在有没有跨过去。”
2019年12月18日，禾丰中学同学群里有同学要毕业照。他犹豫许久谨慎地传了过去，心戚戚的，之前并不轻易翻看。
留言自嘲：“胡泽文最得意，建荣那小子瘦得没人形。”
照片中他们班长，禾中的风云人物胡泽文两手叉腰，紧绷嘴唇，夸张怒笑，双目炯炯如两支放光的手电，寸头根根头发仿佛都会竖起来。
中学生的他们青春蓬勃，活跃恣意。而他身心游离，漂浮于他们之外，如漫卷阴云苍穹下凄凄的孤雁。
他，一身皮包骨，眼暴突，脸颊深陷，傻傻地笑。
除那瘦骨嶙峋外，他还是口齿严重不清的“大舌头”呀。
写这篇文章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里真正的顶梁柱。大女儿在“我在等风也在等你”的省城医学院读大二。小女儿调皮耍闹，已上幼儿园。
命运还给了他更多的怪诞，这怪诞与时代交织，夹击他过去的四十八载春秋，潜意识里他一直想要活出个“人”样来。
他，江建荣，就是我。
金腰带
父亲兄弟五人，四散远隔几十里居住。爷爷奶奶随四叔居住在赣县长洛乡山背，一个大山沟。父亲服役于厦门守备师特务连通信排，备战，五年后退伍。
1969年三四月份的一天，父亲身穿军装，两头弯勾型扁担分别挑着军用帆布包与一网兜书及日用品，他走在太坪上小溪河百多米长板凳桥上，要回山背村高桥。在河坝上田地与社员们一起干活的母亲看见了，高声地指指点点：那个老哥，嘅老了，还在当兵。
不久后，人家作媒，父亲与母亲结婚。婚后父亲分了工作在南昌坛子口省建筑机械厂，马上去上班了。母亲坚决不去大山里，要回爷爷的祖籍地安家，原籍居有二伯一家。二伯夫妇在当年不念亲情。
母亲到来时，除了嫁妆，家中几无他物。诸如属于自家的房子家什，灶台碗筷，果树菜土等等统统在爪哇国。公婆在他乡，有心无力，丈夫在近千里之外，只有一线电报微弱联系，每月汇五元钱回来。一个空降新嫁娘，人生地不熟，单兵孤勇，赤手空拳地白手起家了。
公共祭祀的厅堂廊角左边小间属于爷爷名下，用来做厨房；各家堆着杂物的厅堂，与神明共享，做饭厅；借住厅堂右巷爷爷分给大伯的那间，约十平方房子，挤下二床一桌一橱。捡到大伯遗留的一口旧锅，没多久就烧穿了，母亲坐在灶下嘤嘤地哭。隔壁过坪婆送来一口生了锈，煮猪食的锅，母亲至今还感念。热心的队员给母亲指点地方开荒辟土。
哦，过坪婆，隔壁太长伯的母亲，这名字还是说明一下，赣南客家的传统以娘家地名加称谓来称呼婚后的女子。
送来一口人猪共用的大锅，在捉襟见肘的当时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那时每家每户都养猪，那是一年到头最重要的开支来源。猪是宝贝，要吃熟食，煮一大锅，可以吃好几天。
母亲怀我时，脚“菠萝大肿”，肚子大得鼓囊囊，里面都是水，身体沉重浮肿，这都是怀胎时营养不良的外在表现。白天还要按时去生产队出工，有时照顾孕妇，就是关照做一些不弯腰的工种。
不出工没工分，没工分就没粮食分。一月四十斤谷子，月月留下十几斤以备坐月子，每月二十多斤谷子是母亲全部的口粮。
坐月子没工分没粮食发，“不会挨骂就算好了。”工余还要上山备柴火，事事都要挺着大肚子亲力亲为。
爷爷奶奶的山背，山地多，也无非多些杂粮。
有时，爷爷背些红薯、高粱爬三十多里山路出来送给怀孕的母亲。母亲经常晚上就着白开水啃些“白皮”，就是红薯切片晒成的干，或嚼些高粱粒子，就这样过一个晚上。
生产队隔几个月会杀一头猪，有一次母亲分得了几两猪肉。炖好了，她原想分几天来吃，也多少给肚里的孩子补点营养，爷爷来我家看到了，端起来一个人独享了，母亲出工回来哭了一晚。
母亲是很要强之人，做姑娘还是为人妇，在生产队干活力气与技能都与男人比肩。母亲八岁丧父，失去上学机会，目不识丁，姑娘时却当过妇女小队长，激昂演讲，是红卫兵活跃分子，曾串联到县城。结婚后也曾经是生产小队妇女队长，团员，准备入党，队长一句对女人的偏见便黄了。母亲可不是个弱女子。
为了容身，难免会与二伯夫妇争些爷爷名下的东西，有时二伯脸一横：“拿算盘来，你老公读了几多书？”父亲最高学历是农中，没有高中，只有初中部，读书时饿得双腿肿胀。
于是争吵打架是家常便饭，那还是妹妹在妈妈肚子里时，我深深地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母亲在厨房做着饭，不知什么原因隔墙与二伯夫妇吵得很激烈。二伯，二伯母一前一后突然从巷子里窜出来，跳过高高的廊角厨房门槛，一把将坐在矮木条凳上烧水的母亲摁倒在地。灶膛脚下逼仄，总共不到两个平方，墙角是炭坛，地下遍布横七竖八的枝枝叉叉，或许还有漏出的炭火。
灶台蒸汽弥漫，可见灶膛火势正旺。三人搅缠。气势汹汹的壮男泼女对付一个丈夫长年不在家挈幼无依正怀孕的弟媳妇……写到这里，我喉咙哽咽。当时，我就在门槛外，好像有过拿树枝敲打他们。二伯二伯母一向下手狠呀。
一直到我快落地了，母亲才不出工待产。婆婆出来照顾，父亲过了几个月才回家。
出生时，我脐带外露，接生婆慌了。母亲赶快叫邻居找圩上的老外公（妈妈的外公）。老外公让刚生完孩子的老舅母带娣带我去医院，她有奶水，免得让我饿着，辗转到于都人民医院，肚脐留下一个二指粗如嘴唇般的疤口，失去了肚脐眼。
这是我出生后，命运给的第一个下马威，而这个接生现象在如今却是小菜一碟。 日后四舅洋福喜剧性对人说，我是带着“金腰带”出生来着。人家不问起，背后的真相他就隐去了。
我出生后看护是个大问题，屋舍口子门楼内，簸箕婆是孤寡老人，便适当地付点酬劳，让她看管。于是簸箕婆成了我真正的心理意义上的婆婆。
及至稍大，我可以松下手。她就独自去砍柴一一主要也就是斫些芦萁，南方山上常见白发似的易燃植物“白毛婆”；耙些松毛......
最开心的是簸箕婆砍柴回来，要么是一束牵牛花亦或红山茶，有时是油茶树结的可食用白色球状物“木泡”，木花，就是油茶花，猫菍，乌桐，学名乌饭子......她会到处找你，把你拥入她那旧式灰色大襟土布衣服的怀里。那野果或野花还在刚放下肩的柴把上方，恍若天使般迷人。
有个季节簸箕婆摘菜采来一朵奇特的花。花儿分叉，内外两层，花片卵状长条圆形，内外层一片有时又是两片。外片鹅黄，内片鲜红，花苞淡紫色，花冠又杏黄，顶端染着淡淡的紫。
“红，这花蕊有甜味。”簸箕婆老树皮般的手捻着它让我吮吸。一小股绵长的甘甜沁入心脾。从此我记住了它——野芋花，学名叫蕉芋花。
暴眼古
母亲要出工，簸箕婆又出门了，我死命地缠着母亲，母亲折了墙下柴堆上的杉枝抽我。杉针扎着你哇哇跳，还是缠，她一把将你拉入家里借住安身唯一的那间小房内，上锁，匆促离去。
我在灰暗的房内呼天抢地，使尽全部气力与意志捶、撞、踢房门，号啕哭喊，绝望地瘫软在门脚下，流干眼泪，叫不出声来......簸箕婆回来了，在门外叹息安慰，她没钥匙。
我犟，母亲更犟。
我不吃饭，站在厅堂另一头廊角巷口，与母亲对峙，母亲边匆忙扒饭，边指着我声嘶力竭地咒骂，她马上要出工。
一急，她吼：“暴眼古。”
我不甘示弱：“大只婆。”这是我们家乡话，肥婆的意思。他们这样叫母亲，我学，我知道这是不好的话。
我们住在一个小屋场，在山脚下，坐西朝东，一片连贯整栋屋舍，不到二米高顶覆芦箕长着零星小草土砖墙的禾坪院落，四个长厅组成，三段小巷联通。
簸箕婆家的厅后半部倒去已平，垒起后剩半个厅。簸箕婆老公“鸦片斗”，真名极少人知晓。两兄弟命运多舛或不争气，双双贫困又都无后代，后人忌讳居住，父亲过继给“鸦片斗”的兄弟庚寿，这里有两间破房。
禾坪另一头长厅，二伯家住里厅，称福叔里厅做饭，外厅住家。太长伯一家住外厅。太长伯与我家亦是半生冤家，个中情由，大家有目共睹，此事不表。太长伯是本地公办小学老师。
有一年父亲春节休假回家。可能一直不太会亲近小孩，我躲他远远的 。
簸箕婆老是催促我：“你爸回来了，你爸回来了！”又拉又扯，我很不情愿的在禾坪上走进她厅子里，拐进黑黑空洞似的巷子里，通过观发伯厅子，走在我家房子门口的巷子，出了巷口，倚在廊角柱上，不动声色怯生生地望着对面，四条小木棍支起带小镜子的简约脸盆架旁，精干高高的身子。他在洗脸。
父亲觉察到我，转过身，用毛巾擦着脸，“赖红过来呀！”我挪不了步。
当时父亲身体很好，挺拔俊朗，一副当兵人的身架与身手。
他很喜欢上山砍柴。一有空就腰上别把柴刀，小斧头去了。偶尔也带上我。
在密林里，杳无人烟，风啸鸟鸣，树叶沙沙响。把你安顿好丢在山窝里，自个儿钻进葳蕤的高山坡上。
环顾四周，胆寒心惊，内心在打颤，那时四五岁。依稀记得还有过淋雨惊吓的时候。
过了年，他要带我去南昌，我不从。
临行那天，孔武有力的他强行把我从家里架至二里多开外的车站。
车来了，我逃跑，他将我“草毛鸡”似的一提，另一只手狠狠地在我两块小屁股上甩上一巴掌。门徐徐合拢，车缓缓启动，车里，小小的我就是那个被主人轻易逮着前途迷茫的“草毛鸡”，无力绝望地呼喊挣扎，母亲在车外痛哭。
时隔四十多年，此时此刻，在笔端描摹出当年的情景，我双眼流泪，胸中波涛汹涌，一片模糊，停顿片刻，才能继续写下去。
噩梦从此开始。或许噩梦二字有些夸张，但确确实实此后在南昌九个多月里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甜美回忆，大多是酸楚。
那个年代，远方本是梦境，是那种含笑的梦乡。
每年春天，厅堂高高的黑灰色的屋梁上衔泥巢便会热闹起来。燕子屋舍内外，空中田陌，叽叽喳喳，穿梭翩飞，一串串地惬意憩息在低垂的电线上。我的家乡是它们的远方，而我的远方有小燕子在我的家乡那么自由喜乐吗？
宿舍区是一点点大的地方，矮平房，不见小孩，或许是单身宿舍。大人听不懂你的话，想不起去过谁的宿舍，也没印象有谁逗你玩。
白天大人们都上班了，父亲是车间车床工人。你不能走出这里，小不点儿一个人待着，苍白无趣。白水煮面，除了盐和些许油，不放任何东西，铁定吃一小盆。吃不完也得硬吃完。
黄昏出门散步。父亲在前头，你在后头。父亲步子大，你东张西望。几下子父亲没了身影。你茫然无措时，父亲冒出来，抓起一只胳膊，一把将你小身子悬空，当街轮巴掌，父亲那个脾气暴啊，我屁股上火辣火辣地痛呀，眼泪那个流，压抑无声地哭。
外甥狗
满心欢喜的是去外婆家。翻过屋舍后山几座山梁或者沿着山脚穿过马行坑，走到当年父亲经过的板凳桥，就是外婆的“澎湖湾”了。
“阳光，石滩，水浪，拦河坝，还有一群浣衣娘”。宽广的河床白浪翻滚，桥梁粗朴，桥面狭窄条缝乍现。小不点的我四肢撑行，爬行而过，还是心颤腿抖。
“外甥狗，外甥狗……”桥下的浣衣娘喊叫着，水滩戏水光溜溜的男孩女孩起哄声，酸甜酸甜式欢迎你。
走上对岸，是草木茂盛深水幽幽的引水渠。沿渠往上，不远处，百米白练倾泻，水声喧嚣，浪花飞落，那里左右两侧是有年代感的闸门的拦河大坝。坝上是河面库区，竹排悠悠，对岸鲤鱼形山鳍岩面，庵堂钟声铿锵，经声悠扬。面前走上高坎，大块土坪，古树散落掩映着大屋场。
人还在大门外，屋内传出“外甥狗来了”。外甥狗是这一带的特有叫法。正如他们的“笨古佬”“痂手”，把人叫得贱，明抑实扬，随意，平和，不含半点恶贬之意。
“笨古佬”少时鼻涕涟涟，犁头缩手，常蹲墙角，如今富甲一方；“痂手”一直是生产队长，笑容满面。早先雷管炸鱼，伤了右手掌，愈后右手如锤。
他们靠水，在河里犹浪里白条；又临大路，大屋场边是公路，单车是当时的日常主要交通工具，他们骑单车如锦标赛。生活环境给了他们竞技、炫技的大舞台，也是生活营生所系。
这一带蕴藏着天性自然，乐天达观的乡土特质。
外婆所在长厅阶梯状，四个平台三个天井依次升高，住着五六户人家。在外婆家最下面厅子要仰视还可望向最上面的福建与广狗堂外公的天井厅台。外婆少见地没在“看小孩”。“赖红，赖红”地招呼着。她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圩上婆”“圩上嫂”。
几十年来，无以数计附近几十里的幼儿诸如惊吓、积食、腹泻等小病小恙经她手花费低廉甚至无偿地被治愈。一支檀香、一支小烛、几根银针，一些土方与草药，一个老旧人造革小包是全部的诊疗家当。她一手绝技没有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重视传承，是一项重大的损失。
如果时运惠顾，温婉聪慧，内敛坚韧的外婆也能成为另一个“林巧稚”。她二十多岁，能干的大外公高烧不退去世。她要改嫁，年幼子女哭啼，留住了她。家族张罗，敦实憨憨的小外公上门与她搭伙，维持了这个家。写这篇文章时，孙辈，曾孙辈，外孙辈，曾外孙辈，繁衍成生龙活虎的一大群。她历经坎坷几次白发人送黑发人。
“来，来，我来给你炒薯子吃。”外婆在八仙桌上摆上花生，散称老式饼干。拿出鲜红带乳白的板薯开始刮黑色毛绒绒的外皮儿。
命运螺
那时的农村是生机勃勃万花筒似的。大家按时节忙着农事，整个塅子应时节总是热闹非凡。
开始还是生产队。我们小孩子屁颠屁颠地跟在轰隆隆的打谷机后捡稻穗，到了晚上跟着母亲一路打呱（客家语聊天）去记工分，说不定给你一个“二分”，母亲乐呵呵。
有一次生产队去十里之外的蓑衣坑收稻子。午饭时光，我瞅着一伙人杆子、扁担悠悠地扛着大饭甑，挑着箩子在山岗上蜿蜒沿山路下来，走下泉水叮咚、草木茂密、山沟狭长的梯田收割场上，铺开装满菜蔬的脸盆。
揭开甑盖，几十号人折枝为筷，以芭蕉叶为盛器，在这阳光热烈的天然露天大饭厅，嘻嘻哈哈的吃饭场景，现在看来是不是美爆了？那时人们比现在快乐多了。
后来分田到户。下河摸鱼虾，水田里抓泥鳅、黄鳝，钓青蛙，用木梓麸饼磨的水，灌田埂上的蚯蚓出来，大把大把地装起来喂鸡鸭。
菜园里摸黄瓜，刨红薯、花生；屋后的樟梨，晚熟，个大，涩，摘来煮熟吃；池边的樟梨，个小，甜，几个孩子分工，上树，看人、捡拾，速战速决。就是不愿向人开口讨，自己弄来才好吃。
我们的门楼下，是个有情趣的地方。
门楼朝南，岁月侵蚀已没了门顶与门框，上下各三层石阶，左边有一石条凳。门外是大片稻田与菜园的原野，原野上一条小河自村尾天岽山谷S状延伸于门楼左侧，汇入小溪河。潺潺浅水，水草丰茂。河岸陡立，荆棘草丛密布，果树竹丛散落。小河旁，门楼边是一条小路，当时是那大山里人与上村人上圩与出山的交通要道，外廓是连绵的群山。
门楼内外经常聚集一群人聊天吹牛。天南海北，古今传说，家长里短，虚虚实实。不过总是听得支离破碎，意犹未尽。过坪婆大白天时而说些神魔鬼怪故事，也是头绪不全，心还是会吊起来。
逢圩，小路上人就多起来，山货往外挑，大米、日用品，猪肉等往回担。有时候山里人病重，裹着被子躺在竹椅上被人抬着，急匆匆地往外赶，还有挑着未漆的寿木而过者，心也惊惊的。
簸箕婆楼厅上就有三副遮掩并不密实的油漆斑驳的寿木，母亲常支我去取杂物，去得多了，虽有些惊悚，倒也不怎么样怕。
父亲回家勤了。我读小学时的一天，在厅堂大天井边的饭桌旁。认认真真的教我们三兄妹唱《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康定情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父亲每次回来，晚上就坐在身旁，要我练算盘子。可能怕我以后不好就业，不需太多交流的会计一类的，更适合我，终因不感兴趣，练不下去。
那时母亲还老是掰开我的手掌，数我的手指上究竟有几个‘’螺‘’，手指末节指纹闭合圆圈，形似田螺纹，称之为‘’螺‘’，无闭合圆圈，形如鸡喙，简化为‘’鸡”。
很在意我以后的命运，因为那时流行一首民间歌谣：“一螺穷，二螺富，三螺趔（赶）猪牯，四螺蒸酒卖豆腐，五螺平平过，六螺有官做，七螺做中人，八螺骑马上朝廷，九螺圆叮当，十螺中状元。”
我的手指，母亲翻来覆去地数总是只有四个螺，叹息了许久。
帮三舅建房打杂，三舅母五招看着我的手指，“圆锤样”并不修长，她说：“赖红，你生正是做功夫的命。”意思是你生来就是干活的命。
母亲怀胎时的严重营养不良，以至我体质很弱，身材干瘪，三两天头痛脑热，体能体力远远不比同龄人。
看病吃药之外，母亲也常依民间一些驱邪祛病的方法，为我治疗。在当时特定条件母亲那虔诚祈祷下，小小的我，犹召临一片祥云，安然，入定，自己就被救赎了。
心气高
入小学时，父亲已调回于都县城，是县五交化公司的普通职员。给我买了军绿挎包式的小书包，性情温和了许多。
母亲按当时风俗，在书包里放上熟花生、客家干食之类的，让我送同学吃，说是可以交上更多的朋友。
外婆送我文具盒、铅笔、刨刀之类的学习用品，还说我是个“心气很高的人”。
一进学校，我就显示出了学习天赋，字体端正整洁。当时，有人与我同名同姓“江建华”。他蚯蚓样字体的本子老是发到我这里来。我跟母亲说，母亲以为老师欺负我，到学校闹。第二天，老师说你改名“江建荣”。父亲很久才知道他为我取的“建设中华”的名字改头换面了。
一年级下学期成了组长，全组人员在我那背书，交作业。
组长向学习委员背书，老师交代我不需要背书，一是说话不方便，二是她认可我的学习能力。二年级开始，成了学习委员，一直到小学毕业，选学习委员时经常是全班几乎全票通过。奖状一叠叠的，有同学缠着你给他作业抄。
抱一大摞一大摞的作业本进教师办公的大教室，也不喊“报告”，老师们也没意见。有时个别新来老师批评我，别的老师会作出解释。
在高高的窗台下，父母结婚的桌子上，一盏小煤油灯，黄豆大的火苗，细细袅袅的黑烟弥漫整个房间。俯首写作业，总是在睡梦中醒来的母亲再三呢喃声中灭了灯睡觉。
应该是三年级，钟云山老师的故事课深深地吸引了大家。
他是班主任，语文老师或许兼班上别的杂课，不然怎么会有许多教学之外的故事课呢。
他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肢体动作与道具相伴相生。
故事现场感、画面感很强，人物的喜怒哀乐，动作形态与心理活动渲染得夸张曲折动人，常常课到点了，故事还在继续。
故事内容大部分忘记了，这里的印象仅记得一个片段:
一个父亲交代他儿子去买一台小织布机回来。儿子记性差，又有点懵。父亲怕他忘记，告诉他念口诀：“织布机，布机，布机......”一直念到街上店子里去。
他照做，“（织）布机，布机，布机......”地念，一个趔趄摔倒在地，爬起来“布机”成了“肚饥”，上街饱腹了一顿回了家，当然是一顿毒打。
钟老师将之延展开来，满教室随机跳跃走动，伴着口水四溅，可以讲整整一堂课。
可惜不到一年，故事课便被学校叫停，后来的学生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吧。
三年级，在钟老师的指导批改下，作文《猫》获全县作文征文三等奖。
和我同在筲箕窝小学五年级的卢加荣得了一等奖，他是另一所小学当主任的老师的儿子，之后留意他，每次放学下木楼梯，都是带跑低头一手按着书包的。
征文得奖的作文被教育局印成了铅字小本书，全县每个小学生人手一本，隔壁乡镇我表哥也领了一本。
在一个课间操，卢清洲校长也是我的数学老师，对全校上千名师生用扩音器讲话为我们两个颁奖，小小年纪迎着上千双眼睛走上主席台，终生不忘。捧着那笔记本，硕大的钢笔与奖状，被巨大的幸福感笼罩着。
一道坎
初一时学习很好，但从小弱不禁风，与人说话交流始终困难，自卑如影随形，青春期的敏感让内心渐趋封闭，慢慢地学习开始退步了。
后来初中课程越落越差，初次中考失利，人生跌入低谷。
父亲张罗让我复读，中考前重回初三读了三个多月。
1988年进入禾丰中学。
第一节开学班会课，曾懿华老师作“既来之，则安之”讲话。
当时的农村普通高中升学率是很低的，大环境高考升学率就低，而我们这样的高中几乎低得触底，没有几个人能考上大学，曾老师的这个主题讲话是不是有另一层隐喻呢？
对我个人而言，高中三年，“来之”而从未“安之”。
高中生，正处豆蔻年华，活跃与喧腾更促使我的身心被击得粉碎四溅。
黄余兴老师供图
家中一直过得有些紧巴，刚建了土砖房不久，不宽裕之下更加拮据。
单程六十多里的沙石公路，与同学周六放假时走了不少路。回家背米拿钱都是一个煎熬，经常是母亲与小学成绩尚好毕业就没上学的妹妹割药草，砍小山竹卖些小钱省吃俭用积攒起来奉给我。母亲每次都嘀咕嘟哝，我知道这是背后辛酸的应激反应。
而我经常晚上睡不好，白天禁不住常常瞌睡，经常上课“钓鱼”。坐第一排或第二排中间位置，老师也不讲你，这里没有怪老师之意。
三年下来，几乎不知道学校是否有图书设施。现在打听往事，老师委婉地说，当时可能有，运作不畅。
胡泽文他们创办校刊《雩風》文学油印小报。三四期后就被资深老师叫停，发了几篇小作。
作文有时在课堂上被老师拿去念，校运会上黄余兴老师让你写新闻小稿，交广播室采用。当时的广播室是我们那届文科班的阵地，是有故事的地方。
更多的是黑洞，茫然无措，与周遭格格不入。
高二准备退学，一个假期，与在祁禄山共大（共产主义大学，相当于如今的中等职校）读书的小舅各骑单车准备搬行李，在学校犹豫中没搬。
课间曾听到同学这样议论，“他可能过几年会自杀”，这个“他”就是我。
有一回去食堂打饭。口子边一条排水沟，脚下一踏空，不锈钢饭盆与调羹飞出老远，爬将起来，周围同学来来往往地走动，真空似的一切安详如初。
一个大热天，在宿舍穿一件紧身短袖褂子，有同学笑曰“你有两只乳呢”。
干瘦突出的胸骨是鸡胸的表征。还是在初中时期，父亲带我在县城一家小医院看病。那个中年男医生严肃批评我父亲，说这么大了，还没让我采取措施矫正。也是在那次才知道自己有鸡胸。
父亲因陋就简地吩咐我买一个臂力器来扩胸。初中有段时间，在家拉臂力器，母亲与妹妹埋怨呀，这个臂力器花了不少钱啊，她们不知内情呢，当然也是不了了之。
走出校园二十八年了，我在高中同学群上有过这么一句话：“沧桑禾中岁月及之后衍生的与你们老师老同学的联络时光构成了我人生的重要一环，禾丰中学，我的母校，想念您！”
禾丰中学对我来说是一道“埂“，也是一个“坎”，它让你踏坎而上。
野芋花
1988年，是家里新建土砖房第二年。我们家自己搅拌水泥捣鼓，在房子左边空地修建了晒谷场。
在晒谷场边上巷子口中间位置，要搞一个洗东西的小平台，隔着排水沟略高于晒谷场。我特意将之浇成半圆形，用碎瓷片贴上“乡村大舞台”几个字，我眯着眼睛沉醉其中，感觉这几个字熠熠发光。我在舞台中央尽情演说，亦或想象成倾情歌唱，晒谷场变成了偌大的剧场。
当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借书买旧杂志，买过期的《十月》《长城》《读者》看。十七八岁触角伸不出去，内心却在憧憬。
再早些时候，大约小学四五年级，时不时黏上在门楼旁边猪栏喂猪的堂兄正发，他比我大两岁，给他讲故事，津津乐道。我记得，下面屋舍的永发兄，好奇不解地笑着，长时间地看我滔滔不绝的样子。
我说这些或许是与马上要出场的主人公袁小华有关。
小华是我三舅母的侄女，三舅母嫁给我三舅后，她就是三口之家唯一的年轻人。
但直到三舅独立建房分家后，才对经常来的小华认识起来。
那时，我也就十四五岁，她小二三岁的样子。看起来清清纯纯，头上老扎两只“鸡毛扫子”，满爱笑，干干净净的苹果脸，两个小酒窝。
又后来才注意到，外婆她们经常说起有关她的事。
拼凑起她们说的零零星星，才知道她有一个凄凉的身世。
她爷爷九斤只生了我三舅母一个女儿，后来又抱养了一个女孩，是小华的母亲，养大后，一个马岭男人上了门，做了上门女婿。夫妻俩在生下小华一年多的某一天，马岭男人趁老丈人去远地方做事了，把丈母娘打趴倒，把家砸个稀巴烂，拉着她老婆也就是小华的妈妈，丢下小华与一个家两个人回马岭了。
帮三舅干些农活时，会与小华在一起。
发现她说话很好听，悦耳舒畅。虽是个女孩，不常见面，沟通也有些困难，但她却没像别的女孩那样矜持的在你面前竖起一道墙。纯净的笑容相伴流淌的时光，让我比较放得开，也更加畅所欲言，她大部分也能领会。
看起来，她也好会做事，与大部分农村女孩一样，小学毕业就回家干活了。
有一个颇特别的地方，她时不时有条鲜艳的红纱巾亮出来，在放松的时候围在脖子上，很让人魅惑与激动。
在一次去河对面山谷薄田收稻子时，她竟从容自在找到竹排，撑篙载着我们划过又宽又深的坝内水面。迎风飘动的红纱巾，与秋日阳光、粼粼波光交相辉映，使我目眩。
她有头黄牛，经常在路边，河岸等处放牧，遇上她，你没注意，她会先轻声招呼你。
话不多，但微微含笑静静地看着你，直至走远不见。
暗淡的青少年时光，她是一抹彩虹。
高中的日记里，经常会出现她的身影。
高中毕业后，一时无处可去，在家编起了土藤椅。她与我表妹淑华一起来我家学编藤椅。
故事于是开始。
相仿年龄在家做藤椅的青年仔闻讯聚集在我家，有六七个之多，热热闹闹，成了一个小工厂，个个都愿亲手教她。
这时的她成了一个大姑娘。
清纯依旧，笑容依旧，更加生动的苹果脸，顾盼生姿，酒窝荡漾。两只“鸡毛扫子”变成了一条长长的光洁大辫子垂至胸前亦或背后。
一身米白和尚圆领上衣与素雅半长裙，让这座沉闷的土砖房灵动，丰盈而充满幸福。
情不自禁地，我心中荡漾着汪国真的诗。
《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的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我用作业本纸张誊写，贴在了睡房兼工作室的墙上。太坪上的钟年福也来学编藤椅，会心地笑。他与我同一室干活。他们知道我的心思，纵容撺掇我挑明。
在一个她们没来的某天上午。依家乡那时走亲戚的习俗买了几斤猪肉，少许水果，三人来到她家。
她一时招架不住，还是一定留我们吃饭。
房子家具皆老旧。门槛高，门槛上方是双合式挡鸡鸭用的木栅栏。没什么像样的现代家什。
她爷爷不在家。她婆婆在有点黑的房内床上呢喃，要好好招待我们——在她父亲拉着她母亲疯狂背离这个家，几年后，婆婆瘫痪了，终年在床。
在现有条件上，一桌菜肴端上来，菜色与口味都不错。
饭后，一同伴背后递给她一封短信。她不知我的大名，大名与同伴谐音，误以为是他，这是事后同伴告诉我的。
回家后，同伴塞给我一张纸条，内容大概意思是：我还小，还不想谈婚事……
几年后，在东莞常平镇，碰见了她与她的前夫。他们请我去吃饭。
在出租房，小华操办饭菜。摆上啤酒，饮料。如以前在三舅家，被三舅特意安排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一样，坐在我身旁。还是恬静如初，真正亲人般地轻轻给我倒酒，细声劝我夹菜。
一个人送我走出老远，神情似乎有些郁闷与落寞。
许多年后冯小刚2017年上映的电影，有些契合当时的心境。
彷徨
1992年年头，我与洋福舅、有福舅他们来到东莞山区镇樟木头。
当时的客运总站还在火车站旁，是周边广州、惠州、深圳、东莞各打工重地外来人员的重要交通节点，该站当年狭小封闭只有一个拥挤的车辆出入口。
人潮白天整日涌动，拉客“卖猪仔”现象普遍而正常。“卖猪仔”就是班车始发站或途中各地的客都接收，至中转站如樟木头站，转给对应的班车，赚差价。
由此，在这里，旅客携带大包小包转车的很多，为扒手作案，提供了绝好时机。几大帮扒手如蚊蝇般密布在这弹丸之地，明目张胆，半抢半扒，造成站内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气氛。
我们来到这里流动卖饮料与方便速食品给顾客，当时站内没有商店。有一次我在车厢向顾客兜售，怒气冲冲地跑上来一个高个子司乘人员，飞起一条大长腿，正中我脸部立马四脚朝顶，盆内东西尽翻。
他们对扒手帮深恶痛绝迁怒于我们，以为我们是有干系的。半年后开始整治，车站搬迁也提上日程。
唉，人生第一次出远门做事，就给了我一记重“腿”。
下半年，开始了毛织厂生涯。
第一站台山县斗山镇六福村沙坦市一家小毛织厂。一个矮墙院落，墙外是大片的农田与鱼塘。左边旧平房是车间，前方敞开铁皮屋是厨房。宿舍在厨房后面，拥挤杂乱。
车间里嘈杂，手摇毛织机依图纸编织毛织片，单调乏味压抑，粉尘碎屑满天飞。用红砖头绑绳吊钩挂在编织衫片上做挂砣。
白天工作十个小时，加班是常事，晚七点至晚十点是正常。遇上赶货通宵达旦直至做完。加班费除计件工资外五毛钱一小时。
开饭时光，矮墙上一长溜坐着吃饭的工人，大铁锅的锅巴抢着吃，街上的散装碎方便面，大包小包提回来做早餐、夜宵、三餐吃不饱用来填肚子。
在这一行做了版房工，纸上设计后，图纸送入版房，我们做成样品，定型后大批量生产的一道工序。再做了师傅，负责车间五六十个工人的产品质量调控与达标，还负责人手一台手摇针织机的维修。
没日没夜的机械劳作很磨人，十多年间多次逃离，又多次乖乖地回到毛织行业。
逃离的时间，摆摊卖过书、衣服，煎过河南大饼。在深圳龙华大浪水库边的工业小区开快餐店，差不多一年，当地以未办执照为由，强行搬走店内大宗设备。惨淡经营之下，立马被迫关门倒闭。
孤身一人渡过琼州海峡，路过海口、琼中、五指山市、保亭，最后在三亚落脚。
不能去景点，住不起旅馆，租了间简陋的民房。茫然无措，只想沉淀一下心境。
漫无目的地待着，每天晚上去农贸市场看掷骰子。
准备结婚的弟弟资助了生活费，就将弹尽粮绝时走进了三亚市救助站。救助站一波一波的给你购火车票。第二波海口遇台风，滞留在那儿过中秋，人性化地每人送盒小月饼。
过海峡，经湛江、柳州、郴州、丰城各个救助站，到达赣州回家。刚好弟弟结婚。
在于都县城再陷泥淖，榨花生油四年负债累累，还债四年。
略微看了心理学人格分析理论：我这天真型人格与我老婆孤儿型人格双双搭配，能做好生意吗？
回归
大女儿生于千禧年，是个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分别在母亲，岳父，他叔叔家长大。好在独立自强，自个儿上下学，学习自觉努力。但与我隔阂很深，开始无法正常交流。一系列创业失败，妻子虽没排斥，也大大不满。小女儿出生于2015年，很长一段时间，小女儿是唯一对你亲近的人。
好在人虽还瘦，但身体好多了，八年前下赣州，干起了物流行业的搬运工作。
物流部是五高行业，高强度、高体力消耗，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又是高风险，高压力。这里也是丛林法则充分体现地。你是战场上的战士，你要能高效协同作战，个体任务又需独立高效完成。
如果你看过“铁榔头”郎平所在的女排训练与比赛场面，我们物流干活场景与那样的战斗场面是差不多的。
不过我们的场所混杂、危险、露天。另一层更大的不同是女排队员个个是超人。
而我们就不是“人”，同事之间不把你当“人”看，老板眼中你更不是“人”。
当你背着比门框还大，鼓囊囊，超过二百斤重的成衣包一步一趋，一步一台阶，避让行人，规避障碍物，双手死命举抓，弯腰负重，头低得几乎抵着眼前的污黑痰迹废物遍地的台阶时，你是人吗？是人吗？？？如今我回望过往，酸楚涌上心头。
我干了四个物流公司。第一个物流老板很年轻，三十出头，他稍把我们看做“人”。他的名言是“做一行，有做一行的样子。”
第二个老板就差不多不把你当“人”看了，同事之间尔虞我诈，攻讦谩骂，嘲讽诋毁，他坐山观虎斗，以为如此，更宜提高战斗力。
第三个老板是女强人，威势夺人，需要一个发泄出口，那个更弱小者便是替罪羊，我去了另一个便解脱了。
第四个老板看起来是个儒商，极少正眼看你。有段时间，总听他说“板子板子”，后来我感觉到了是讲我。询问老板娘就没有“板子”了，那是萍乡话。“哑巴子”远远听起来，“哑”字隐去了，“巴子”听成了“板子”。
2018年农历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出三轮车回到关刀坪小区。楼下是巷子尽头，有着数棵高大乔木的安静所在。
身心疲惫，下意识地让自己在车座上多呆会，房东老头儿僵着身躯从那巷口一步一摇地移回来。
泪眼朦胧，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父亲中风、患胸膜炎近十年，晚年受尽痛苦。
2008年8月，父亲弥留。我与弟弟依老家风俗轻轻地缓缓地将父亲托至祖先跟前——我们生活了十几年的公共祭祀厅堂，让劳累一生的父亲安眠。
在这个晚上，神台上烛光明亮，厅堂腐朽空旷，大门洞开，门外夜茫茫。父亲躺在架子床上，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母亲给他穿好了寿衣。我静静地坐在他旁边，整夜没有合眼，一个人守了父亲一晚。
父亲一生都在求安稳地过日子呀，现实碾得他伤痕累累，却将我们艰难地托举起来。
还有母亲——外婆的“矮婆”（昵称），却是我们三兄妹的天。
倏然觉得，当年父母的狠心与如今物流老板的狠绝有着某种层面的关联——置之死地而后生。
出来自己单干接活了，秉着低微的职业也有职业操守与专业能力，积累了一定的兄弟朋友式的客户合作与同事协作关系。
刚刚结营的《南方周末》写作实战训练营，火炬般地点燃了我的文学之梦，让我学鲁迅先辈般地直面人生。
大女儿曾经问过小女儿“你听得懂爸爸讲话吗？”
小女儿茫然，或许在她眼中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与她一起读童话书，我念，她跟着念。
她会用自己的词汇自如地转化成清晰明朗的童声，听不懂的就用‘’咕噜噜‘’之类词连接而过。
始终是欢愉的。
（初稿2020年1月，成稿于2022年3月22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悦己诗光（ID：iyuejishiguang），作者：江建荣（“70”后，江西赣州人，虚名高中学历。嗅着人文气息，文学殿堂廊下的旁观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