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姓党的计生悲剧（上）：绝育针下的小白鼠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70年代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最初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的独生子女政策，到2021年的鼓励生育三胎。在这期间，中国女性的子宫受到党和政府的控制，不想要你生，就不能生；想要你生，就得生。政府的暴力计生政策造成很多悲剧，对此海内外媒体有一些报道。不过，很少受到外界关注的是中国推行的一些节育手段远没有成熟，就在一些妇女身上做实验，导致她们的身体健康终身受损。本台记者郑崇生就此制作了两集独家调查报道《子宫姓党的计生悲剧》。上集带您了解1990年代湖北潜江农村妇女成为绝育针下小白鼠的悲歌。
为控制人口增长，中国自1979年起实行了一胎化政策，但这一政策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日益不得人心。因怀女婴而堕胎的现象大量出现，批评人士将性别失衡归咎于一胎化政策。图为2011年7月30日上海一家咖啡馆内的四名孕妇。（法新社）
打两针,毁一生。这是湖北潜江的彭冬香三十多年来的写照。
身为两个儿子的母亲，彭冬香享受为人母的喜悦的时间并不长。1991年，小儿子才满三岁，她缴了生二胎的罚款之后，湖北省潜江市计生站盯上她，对她软磨硬泡只为实现那时中国多地农村抬头常见的口号：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刮刮刮！
彭冬香告诉记者，“他们就一直来做工作啊！我们听政府的，到计生站去扎针的。他们就像做实验，拿我们身体做实验一样。我们就是直接用针打到输卵管，但药一打进去我就受不了，发冷，都昏过去了，后来还说没结扎好叫我再去扎针，又打了第二针，我身体就坏掉了。”
“该流不流，扒屋牵牛”的顺口溜，是那个年代各地推动计生政策真实上演的霹雳手段，地方官员强拿人民财产当罚款，或以不给儿女上户口、不让上学为要胁。为母再强也怕下一代受伤害，彭冬香因此赔上自己的健康。
打绝育针（学名叫输卵管注药绝育术）让她落下长期腰痛、肚子痛的病根，经历器官粘粘的痛苦。头几年她甚至下不了床，到现在止痛药常不离身，快六十岁的她感叹，自己原本很能做农活的好身体，因为那两针后，别说干活了，她两个儿子都得由娘家人带大，她对孩子与丈夫满心愧疚。
“人有病，不能干活了，还老是要吃药，哪个家庭都承担不起的。”她说， “要是他们（孩子丈夫）不待我好，我早就不在了呦！”
2014年2月14日河北石家庄街头的一幅宣传画，其中有一句上海人大代表柏万青所说的“贞操是女孩最好的嫁妆”。（法新社）
绝育针如胶封死输卵管 “打死的都有”
病恹恹地活着， 彭冬香还能上访维权十多年，她算是很幸运的。在潜江这个有九十多万人口的县级市里，与彭冬香有类似经历的至少有三百人。她告诉记者，很多情况比她严重的人，打针“打死的都有，他们（政府）当时什么都不管，连怀着小孩的都扎，月经来了也扎，就像任务一样，来一个扎一个。”
医生做手术时，理论上会极力避免术后沾黏的风险。但在中国，经宫腔打绝育针制造输卵管腔沾黏、导致堵塞的绝育针实验，可能是中国举世独创。
文献显示，1980年代中国国家“六五计划”时期，上海、广州、山东、河北与陕西展开对绝育针的 “前瞻性研究”。根据1992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记载，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专家刘云嵘带领的研究组，1986年开始对1705位农村妇女进行用含有苯酚胶浆（Phenol mucilage）与8%阿的平苯酚糊剂（phenol-atabrine paste）的输卵管注药绝育术试验，报告强调称，“这是一种简便、安全、有效的女性绝育术。”
2014年8月3日中国云南发生6.1级地震。图为两天后地震灾区一栋建筑上的“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宣传画。（法新社）
政府对绝育针的使用存在分歧
前中国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梁中堂则告诉本台，政府不同部门对打绝育针推动计划生育，是有过分歧的。
“那就是一种黏合手术，大约是80年代中期吧，一些地方是推行过这种方法，湖北、四川和山西都有。实际上，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方式，但那时代是两个部门，一个是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个是卫生部，这种手术客观的讲，没有被卫生部认可，所以做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在这样的时代口号流行的时期，计生部门的官员权倾一时，卫生部门没点头，绝育针仍在一些地方照打，“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完成任务。在潜江，除了彭冬香，还有李万凤、万小云，她们都在1990年代成为这个“代价”。
2013年11月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松一胎化政策，图为其后浙江农村出现的标语：“重视计生谋发展”。（法新社）
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人口 人民成为“代价”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和彭冬香有相似经历的绝育针受害者来说，健康受创后的生活压力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越过的坎。在潜江，也有人连鉴定都没做成，领不到补偿金。
为什么1991年的湖北潜江，要以施打绝育针这种还在试验的方式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想快速完成北京上级交办的任务，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1991年，中国的计划生育相关法规逐步完善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做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各地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也就是地方官员若未完成上级提出的计划生育指标，包括晋升、评优、评先进等资格都将遭“一票否决”。
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家计生委于1981年成立后，节育手术数量在1983年创下最高峰，当年有超过5800万例，其中，有超过1400万例的人工流产，输卵管结扎超过1600万人。1991年的节育手术数量排第二。
根据《2021年中国卫生与计生年鉴》，1991年共执行3800多万例的节育手术中，有超过1400万的人工流产案例，输卵管结扎的妇女人数逾675万人。
数据反映时代政策的脉动，但有些关键数据，在不同版本的中国官方统计中都不见踪影。
中国官方公布计生政策的相关数据《中国计划生育年鉴》始于1986年；2003年首次出版《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4年将《卫生与计生年鉴》整合发行。这三份与计生政策有关的年鉴，都没有关于施打绝育针造成后遗症人数的统计数字。
2012年2月14日河北石家庄街头的一幅宣传画写着：“不要出轨情人节，让爱回家”。（法新社）
计划生育 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镜子
梁中堂则说，中国政府对计生政策衍生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他指出，1981年复设国家计生委后，担任计生委主任的钱信忠雷厉风行推动“一胎上环、二胎绝育”，在1983年中国节育手术的数量创下纪录。尽管账面数字好看，钱信忠在位却仅1年7个月遭撤职，“中央把他免职了，就是因为他做的太过分，显然就是对他的做法是一种否定。”
另外， 梁中堂坦言， 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演变，也反映在计划生育政策衍生的问题上。
“这也有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问题。60、70年代，农村和县以下的医疗机构很缺乏，根本没达到全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医疗条件。当时的大环境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干部的管理水平都不够，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大家都还是农民，而且城乡差距还是很大，而中国那时候能达到城市标准的，根本就不多。”梁中堂说。
2007 年12月，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曾坦言，中国15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中，有５万人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相当一部分服务机构基本建设不规范，设备陈旧老化。
湖北潜江市：不存在绝育针受害者问题
那么，湖北潜江1990年代为何选择以绝育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施打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受害？
潜江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本台记者查询上述问题时仅说，“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否存在，都需要相应的证据与依据，你想查的话要找相关部门调查。而我认为，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会存在的，是属于谣言。”
这名工作人员没有告知记者他的姓名，并要本台向潜江市卫健委查询。本台记者多次拨打湖北省卫健委与潜江市卫健委的电话，都无人接听。
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颁订《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管理办法（试行）》，经鉴定认为是计划生育并发症的受害者，要由户籍所在地人口计生部门承担治疗费用，而县级以上地方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则负责并发症的鉴定管理工作。
2018年，国家计生委裁撤，并入国家卫健委，计划生育政策所衍生的问题，理论上由地方卫健委处理。然而，这部鉴定办法让当事方的计生委处理涉及自身的行政问题，而不是由第三方机构办理鉴定工作，如何避免“球员兼裁判”的疑虑，关乎鉴定办法能否公平执行。
但受害的彭冬香仍为政府着想说，“我们国家还是很强大、富裕的，但出现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国家也负担不起，我们也没办法。国家给一点钱。国家政策还是好的，是底下执行的人不行。习主席要管这么多事，下面的事他管不了，他们底下就不按习主席的道路和政策走。”
国家整体政策的执行出问题，难道全是地方政府的错？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长期以来关注中国计生政策下的妇女权益问题，创办人张菁就告诉记者，党与国家是始作俑者。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控制中国妇女的子宫，党叫你生你就生，党叫你不生你就不能生，党叫你停你就得停，这是非常悲惨可怕的政策。”张菁说。
但她也感叹，中国计生政策下，其实是农村与偏远山区的妇女受害最为严重，不论是上环，或是用药，他们是经济基础最弱势的一群，也缺乏医疗知识，不知道病了能做什么检查，因此没命的都有。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真正的原因，多数老百姓有人探索吗？党就是欺负老百姓，反正你们是善忘的。”
像彭冬香这代中国母亲的遭遇，一家两代人的伤痛依旧在，在计生政策风起云涌的推动下，她们身为绝育针实验的受害者，却不曾被中国媒体所关注。
不过中国媒体与学界曾呼吁为“上环”、“上夹”的节育并发症受害人制定救济措施。那么他们都得到国家的照顾了吗？下集报道将带您了解那些“上环”与“上夹”的中国女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