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在2001年被诊断出患有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最初表现为疲劳和关节疼痛。虽然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但到2017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到迫使他退休。他的一个肾已经坏到需要透析的地步。
他没有选择血液透析，因为血液透析需要定期去透析中心，而是选择了腹膜透析，这样他可以在家里做。但这意味着每天要连着机器10个小时。
现年58岁的董先生在奥克兰长大，1990年在伯克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既是一名消防员，也是一名护理人员，一步步往上爬。从2007年到2012年，他担任伯克利的消防副队长，并从2012年到2017年担任伯克利的消防队长。2015年至2016年，他曾担任消防队长和临时副市长。
当彼得·荣（Peter Yung）听说他的朋友董先生需要肾脏时，他是第一个报名接受配型检查的人。但他坦言，他从没想过自己能配上型，也不确定自己的身体还是否健康。他说，多年的消防员和护理人员工作经历让他付出了代价。他通过酗酒和吃垃圾食品来缓解工作压力。
所以，想象一下当他发现自己不仅和董先生配上了型，而且他的器官也很健康时，他有多惊讶吧。
吉尔·董与现年60岁的彼得·荣的友谊早在他在伯克利市任职之前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东奥克兰一起做医护人员，从那时起就成了好朋友。
在他接受透析治疗期间，他身边的14个人开始进行初步检测，看他们是否可能匹配。
“"很多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开始就排除了自己捐赠的可能性，但我总是鼓励人们把这个问题留给移植团队，”旧金山萨特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的肾脏学家和肾脏移植医疗主任史蒂夫·卡兹内尔森博士（Steve Katznelson）说。该中心每年进行约200例移植手术。
“我们听到的一个古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如果他们不是血亲或家庭成员，他们就不能献血，但这不是真的。”
卡兹内尔森还强调，虽然在董先生和容先生的案例中，两人都是华裔美国人，但并不一定非得拥有同样的族裔和遗传背景才能捐赠。
现在手术已经过去四年了，他们在全国肾脏月上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表示，也想藉此机会鼓励亚裔美国人捐献器官。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数据，在2020年美国器官捐献移植名单上，亚裔占接受者的8.5%，但仅占捐献者的3%。那一年，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接受了器官移植，而白人的比例接近一半。
图说：2000年5月，董和容在加州消防队员纪念碑揭幕仪式上。
董说，虽然他知道中国文化中关于器官捐赠的禁忌，但他们都亲眼目睹了急救医生如何通过器官捐赠来拯救生命。
他说：“亚裔捐赠器官要少得多，因为老一辈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离开人世时应该带着身体的所有部分。”
对于荣先生的决定，年长的亲戚肯定对此持否定态度。一位阿姨一度挂断了他的电话。
后来，他告诉她：“为了我的朋友，我必须这么做，这样他才能活下去。”他问她：“如果你的女儿需要一个肾，你会怎么做？”他不知道是否能改变她的想法。
“她现在还和我说话，”他说。“她不再对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了。但我也不需要她说什么。”
董说，移植手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你如何回报为你做这些的人？怎么回报都不够，”董说。“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他开玩笑说。“这是一种永恒的感谢。”
荣先生也相信，在精神层面上，他同样收到了一份礼物。他也把这看作是第二次机会和生命的新生。
“这是一种毫不费力的无私行为，”荣说，他说自己的康复时间很短，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没有花费我或他任何东西，而且这份礼物是巨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所爱的人需要帮助，或者你朋友的朋友需要帮助，你就应该站出来。”
除了捐赠了一颗肾，荣先生说，他也得到了别的东西。因为在他捐肾手术四个月后，他还戒酒了。
“在他的一生中，彼得一直是一个看护者，这就是他，他永远不会说不，”董说。“这是一种你无法打破的联系，我们从此成为了亲兄弟。”
“现在人们都说我是英雄，但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碰巧可以，”容说。“对我来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盲目去做的人。”
如今董先生又回去工作了。虽然他再也无法做消防员，但他转换了职业跑道，现在成了一名劳动力分析师。
他说：“我得到新肾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考虑找另一份工作。我精力充沛，跟生病那会儿相比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虽然很多人对这一决定表示质疑，但他说，“如果我不工作，我会感到无聊，我不想蹲在家里看电视。只要你不动脑子，身体也会跟着衰退。我总是在刺激我的脑力，学习新的东西。”
现在可以说，董先生的身体里永远住着他朋友的一部分，问他对于这个他有何感想，他说：“彼得总是很酷，而我是一个书呆子。我觉得啊，我现在有点像他一样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