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4日上午11点，街头小贩的联合组织 “街头路边摊计划（Street Vendor Project）” 在州长凯西·霍楚尔 (Kathy Hochul) 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门口召集了一次公开的集会和露营请愿活动。他们要求州长在州预算中支持路边摊的普遍合法化，取消特许经营的指标限制，并且将行政管理权限归于卫生局等业务部门，废除警察对街头小贩的执法监管。
小贩群体14日上午在州长办公室门口集会。摄：Immanuel
在以西裔为主的示威人群中，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小贩，其中包括在曼哈顿卖盒饭的王先生和在法拉盛摆烧烤摊的田先生。
这两位先生有很多相似点：都是60多岁，都是在大约20年前来到美国打工，都是来自中国河南。熟悉的口音让他们讲起话来彼此格外亲近，而更能让二人同仇敌忾的，是纽约自80年代以来就没有改变过的路边摊特许经营制度，还有在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之下衍生出来的剥削和歧视。
“特许经营的许可证有上限，而且很多年都没有新增名额，普通人想要直接申请根本申请不到，所以就得去租别人的。租金一个月是一千块钱，疫情期间经营艰难，基本就是在给别人打工了。”王先生说，华人手上有证的人很少，基本都是在老外手上租这个许可证。而有证的人很多也不会自己去经营，而是转手租给别人，自己不用任何投入，就可以凭借行政特许空手套白狼。
那如果没有这个证会怎样呢？田先生说：“警察就会经常来查你，一次罚款一千多，损失更大，有时候还会把你的家当都抄走，还会给你发传票。”这种伤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羞辱和心理创伤。
跟他们一起在示威现场的玛丽亚·洛佩兹在十年前因为无证出售冷冻食品而被警察拘留，直到今天她都生活在恐惧的精神压力中。
而警察的监管既跟公共安全无关，也跟公共卫生无关——小贩不会危害公共安全，卫生局自己也有检查。警察的执法纯粹就是查证，没有证就罚款。
“卫生局职员在执法的时候也是有种族歧视，”田先生说：“有的人看到你是华人，就专门查你。比如食物摆放位置不对，或者保存温度达不到要求，也会罚款。”
因此，田先生和王先生一直心里就憋着这股不忿，当他们的工会组织“街头路边摊计划”一声号召，他们立即就来响应和参与，要求政府立即推动立法改革，保障所有人的公平权利。
田先生（左）和王先生（右）在示威活动现场举着要求平等权利的牌子。摄：Immanuel
她告诉记者，“街头路边摊计划”有上千会员，其中华人大约有一百人。他们中很多人英语都不好，经常遇到警察来执法，既说不清楚，也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常常会吃“哑巴亏”。“街头路边摊计划”会为他们提供一些翻译服务，帮助他们维权，但是最终实现权利的平等还是需要推动立法的改变。
在疫情期间，纽约市已经放松了一些管制，也立法允许了增加少量的许可证，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基于此，州参议员杰西卡·拉莫斯和议员杰西卡·冈萨雷斯-罗哈斯分别提出了两项改革法案（S1175A号法案和A5081A号法案），这些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就是请州长从州预算上支持这两项法案并签署通过它们。
如果这两项法案得以通过的话，第一，纽约警察局对街头贩卖的执法和对街头贩卖犯罪的刑事处罚权限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民间机构来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第二，街边摊经营将取消准入门槛，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活跃纽约的“地摊经济”；第三，取消过去对街头摊贩的刑事定罪，确保不会对他们的移民案件造成影响。
视频：法拉盛繁荣的“地摊经济”。
星期一的中午，法拉盛的街边摊从缅街主干道绵延至各小街巷，疫情高风险的解除让这个繁华的社区愈发水泄不通。龚奇正在自己公司的办公室里面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有人来要求帮忙报税的，有人来找他们帮申请白卡的。她们专门为华人移民提供涉及法律政策相关事项服务，消息很灵通。
龚奇告诉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她也认识很多朋友，想要摆地摊，但是申请不到证，就只能租别人的。之前有人脑子活络的，搞到了很多证，就靠出租这个许可证就能赚很多钱。
那申请许可证需要给政府交申请费和管理费吗？“很少，就几十块钱，” 龚奇说：“一个月前政府因为疫情原因，特批新增了1000个许可证名额，但大多数人也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怎么申请，所以就发了广告，帮人申请。但是1000个也是杯水车薪，也不只是华人能申请，其他族裔的人也肯定会申请。所以申请人数肯定会超，最后可能就是先到先得。”
对于街头小贩们的诉求，州长办公室发言人已经做出了声明：“州长的预算包含大胆的举措，将会迎接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投资我们的未来，我们期待与立法机构继续合作来最终确定下来能够服务于所有纽约人的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