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年中，“大国竞争”的概念成为讨论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一个支柱。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会的意识形态分歧。
与苏联解体后不久相比，美国如今的影响力相对减小。中国和俄罗斯正越来越多地质疑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围绕与这两个国家的竞争而展开的美国外交政策至少存在三个风险。首先，这样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一种担忧，即如果美国不与中俄进行广泛对抗，那么美国相对衰落的势头将加快，因此这样的外交政策可能使华盛顿处于被动反应的姿态。其次，从大国竞争的框架出发，可能会导致对两个竞争对手作出过度反应，从而强化中俄友好关系，而这种势头是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减缓的。第三，这样的外交政策把追求合作视为次要考量，可能会削弱美国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和大流行在内的跨国挑战的能力。
在考量如何应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际，美国应该铭记，它的竞争资产仍然令人生畏。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是新冠大流行，都没有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中心地位。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高等院校网络以及吸引世界各地优秀学生、研究人员和企业家的能力仍然举世无双。美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它还是唯一能够向全球任何角落投射力量的国家。它还拥有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联盟。
但这些优势并不能自我维持，每一个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如果华盛顿再次展示其制度应对社会经济挑战的能力，并争取盟友和伙伴参与创建更具韧性、反应更灵敏的疫情后秩序的行动，那么华盛顿将具备在长远与中俄竞争的最佳条件。
美国关于“大国竞争”的辩论掩盖了正在演变的国际事务真实状况。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对抗对地缘政治很重要，但其他“大国”寻求替代路径的程度对地缘政治同样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联盟和经济伙伴关系如此重要的原因。
由于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降服正面挑战者（法西斯日本、纳粹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美国认为，如果世界没有一个明白无误的对手，让美国可以在与之对抗中阐明自己的目标、确认自己的价值观，那么美国就很难适应这样的世界。
拜登政府有机会做出改变。美国也有机会克服长期以来“寻找战略对手”的政策惯性。美国应优先对待国内外重振，而不是仅仅盯着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首要的竞争对手最终不是中国、俄罗斯，也不是中俄友好关系，而是它自己。
彭博新闻社网站3月13日发表题为《西方误判了俄罗斯，不该在对华问题上重蹈覆辙》的文章，作者是专栏作家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文章摘编如下：
眼下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战可能只是西方与中国之间更大规模的经济战的第一幕。与中俄“作战”可能意味着一场长期、摧毁繁荣的分裂行动，把世界分成两个敌对集团。
西方必须认识到，它对俄罗斯的处理存在重大战略失误，这些失误削弱了西方的集体防御，并激怒了普京。西方对俄罗斯长期以来有关包围圈的抱怨充耳不闻。
美国及其盟友这样做是因为它们的政策建立在幼稚的假设之上。但在过去20年里，中国用西方的武器反戈一击。中国还形成了一个“本土创新”体系，尤其是在5G和人工智能方面。
西方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阿伦·弗里德伯格主张部分脱离接触——“西方及其伙伴必须重新划定边界，退回到更具防御性的立场，以便更好地促进它们的利益”。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处理贸易争端或保持供应链正常运转。
经济史学家本·斯泰尔认为，西方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个世界”体系，转而采纳“两个世界模式”，即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领域。但目前市场上的动荡表明，这种选项代价极高且具有破坏性。
我主张将强硬和灵活结合起来。西方需要改变，不应践踏一个伟大文明的文化自豪感。对于解决从全球经济增长到气候变化等所有重大集体问题，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
西方需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无端的战争，西方与中国在经济问题上达成协议符合集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