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领导人声称，针对亚裔、犹太人和其他群体的暴力行为将会有严厉的后果。但只有15%的人因仇恨犯罪而被定罪。
位于东161街的布朗克斯刑事法庭。
只有15%的人因仇恨犯罪而被定罪
在去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犯罪激增期间，时任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发起了一场阻止仇恨的运动。
白思豪当时的言辞不可谓不严厉。他在去年2月23日的市政厅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你想犯下仇恨犯罪，如果你敢对我们亚裔社区的一名成员举起手来，你就会承担后果。”
最近纽约市也提起了一些备受瞩目的仇恨犯罪指控，当中包括曼哈顿地检对史蒂文·扎荣茨（Steven Zajonc）提出的指控。扎荣茨上周因涉嫌一系列针对亚裔女性的袭击而被捕。
但在实践中，被指控犯有仇恨罪的后果可能会因人和因地区而出来很大的不同。在许多案件中，被指控的犯罪人是不受刑法仇恨罪约束的年轻人或有精神疾病的人。
即使在检察官能够收集证据并获得包括仇恨犯罪指控在内的起诉的情况下，辩诉交易往往会导致这些罪名在定罪时被撤销。
2015年至2020年处理的仇恨犯罪逮捕案件的起诉结果，紫色代表被定罪，蓝色代表未被定罪。
从纽约州刑事司法服务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在纽约市破获的569起仇恨犯罪逮捕中，65%最终被定罪。
在纽约市的五个地检办公室中，定罪比例相距甚远，最高是曼哈顿，达23%，最低为布朗克斯，仅为1%。
2015年至2020年，在处置的仇恨犯罪重罪逮捕中，重罪定罪的比例。
事实上，自布朗克斯地区检察官达塞尔·克拉克（Darcel Clark）2016年执掌办公室以来，到2020年，92名因仇恨犯罪被捕的人中只有一人被定为该罪。
据州刑事司法调查处的官员说，在检察官确定一名盗窃嫌疑人的目标是老年受害者之后，克拉克的办公室又获得了一起仇恨犯罪案件的定罪，并将其升级为逮捕后的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专家和检察官表示，这些数字突显出，政客们在惩罚仇恨犯罪方面的言辞与证明行为背后动机的难度之间存在差距，而证明动机是定罪的必要条件。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如果你是一个议员，如果你是某个社区的代表，你当然会以一种听起来像你要保护这个社区的方式说话，”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学院刑事司法副教授弗兰克·佩泽拉（Frank Pezzella）说。
“但是，保护社区的语言和证明案件的难度是两码事。”
布朗克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帕特里斯·奥肖内西（Patrice O 'Shaughnessy）指出，青少年罪犯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的案件很普遍，他们的动机不一定是偏见或仇恨。
“仇恨犯罪案件是地检办公室的首要任务。请相信我们在认真对待他们，”她说。
“所以我踢了他”
2018年5月的一个平常的下午，阿奎利奥·内格隆-罗萨（Arquelio Negrón-Rosa）在布朗克斯的公寓外等他孙子的校车时，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向他要烟。
在遭到拒绝后，这名男子（后来确认叫易卜拉希马·塞克[Ibrahima Seck]）非常生气，并将内格隆-罗萨称为“波多黎各混蛋”。
这名陌生人一脚踢向内格隆-罗萨的胸部，导致这位69岁的老人从整整一层楼梯上摔下来，头部摔破，右肩永久脱臼。
据称，当天晚些时候，塞克告诉一名警察，受害者“不应该说废话——所以我踢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波多黎各人。”
法庭记录显示，几周后，塞克被布朗克斯大陪审团以12项罪名起诉，其中包括一级仇恨犯罪未遂和二级仇恨犯罪未遂。
他承认了一些较轻的指控，并同意参加一个戒酒项目，如果他坚持下去，这个项目将使他免于牢狱之苦。
根据布朗克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说法，在他成功完成戒酒项目后，塞克被允许对较低的指控——二级攻击，而不是仇恨犯罪——进行重新辩护，并被有条件地释放。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内格隆-罗萨本人完全不知情，他是从THE CITY的一名记者口中得知了这一切。
“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去了大概六次法院，与律师、检察官交谈，然后是疫情……”内格隆-罗萨用西班牙语说。
“再想象一下，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还在街上游荡，”他补充说。“纽约市必须确保这些人不会逍遥法外。法官需要把他们关起来。”
被陌生人殴打和辱骂的阿奎利奥·内格隆-罗萨。
奥肖内西指出，塞克最终承认了一项重罪，但地检办公室认为，治疗他潜在的毒瘾比把他扔进监狱更合适。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内格隆-罗萨已经同意为塞克提供两年的密集戒酒门诊治疗的计划。
内格隆-罗萨回应说，他同意塞克应该接受治疗，但他以为塞克会长期住院，不知道他现在已经自由了。
“我告诉他们他需要帮助，但没人告诉我他一直在街上游荡，”他说。“现在我很害怕。如果他又来到了我住的那条街上，我该怎么办？”
“人们不知道这有多么困难”
2000年，纽约州成为第44个通过仇恨罪法律的州，这些法律旨在加大对罪犯的惩罚力度，这些罪犯根据其感知的特征选择受害者，包括种族、性别、宗教、残疾或性取向。
纽约州的法律规定，仇恨犯罪的刑期将增加一级，从而使D级重罪变成C级，最低和最高刑期的可能范围会增加几年。
纽约有60多种犯罪行为属于仇恨犯罪，从简单的威胁到拥有生物武器。
2019年，在主要针对布鲁克林哈西德派犹太人的仇恨犯罪激增之际，身为民主党人的白思豪强调了这些加大的惩罚力度，为基于偏见的犯罪提出了严厉惩罚的理由。
2019年12月，泽西城（Jersey City）发生致命的反犹太枪击事件后，前市长白思豪在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会见了犹太领导人。
白思豪说：“我希望所有的社区领导人，但我也想要求新闻媒体，传播这样一个信息：当一个人的仇恨动机被证明是出于仇恨时，他会被判更长时间的监禁，会给他的所作所为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然而，就在同月，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埃里克·冈萨雷斯（Eric Gonzalez）却在传播相反的信息——他指出，在这类案件中取得成功并不是一件肯定的事情。
“人们不知道这有多么困难，”他告诉犹太出版物《哈莫迪亚》（Hamodia）。“这是一种无形的思维活动。”
冈萨雷斯解释说，虽然有些人很容易提供偏见——比如在网上发布新纳粹主义观点——但大多数案件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前检察官琼·伊鲁兹（Joan Illuzzi）说，她理解当选官员和受到惊吓的社区的情绪，他们希望仇恨犯罪的犯罪者能面对相应的后果。
“我赞同这种观点。但话虽如此，对于一个有道德的检察官来说，在情感和能够证明犯罪要素的合理怀疑之间存在脱节，”她说。
据检察官表示，仇恨犯罪的犯罪者很少在攻击过程中对受害者表达自己的偏见，或者在网上发布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语言。
未能充分调查
一些潜在的仇恨犯罪甚至从未出现在起诉统计数据中。
2019年5月，戴着头巾的黑人穆斯林移民法图玛塔·卡马拉（Fatoumata Camara）乘坐BX35公交车时，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向她扔葵花籽。
据民事投诉审查委员会（civil complaint Review Board）后来提交的一份投诉称，他们把她做出了一系列侮辱，说她的头巾是“愚蠢的头巾”。
当卡马拉下车时，这群人尾随并袭击了她，打她的头，打断她的鼻子，并偷走了一个装有她的美国护照的包。
法图玛拉·卡马拉遭到了无端殴打。
据她的律师、纽约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艾哈迈德·穆罕默德（Ahmed Mohamed）称，42分局的警方当时逮捕了三名袭击者。
但是穆罕默德说，卡马拉由于刚刚从袭击中恢复过来，无法从一组照片中辨认出攻击她的人，警察和布朗克斯地检办公室对追查此案失去了兴趣。
她后来了解到，纽约警察局已经结束了调查，布朗克斯地检办公室拒绝起诉任何已被释放的嫌疑人。
卡马拉决心伸张正义，她自己设法找到了目击者，甚至从监控摄像头和旁观者那里追踪到了袭击的视频片段。她的律师说，警方调查人员此前从未联系过这些人。
据穆罕默德说，直到卡马拉将她的案件提交给媒体后，纽约警察局和布朗克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才宣布调查仍在进行中。
他说，即便如此，他们对此案的兴趣也很短暂。
穆罕默德说：“我们的办公室非常努力地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联系，了解最新情况，试图找出为什么最初被捕的人没有被起诉，为什么案件没有进展。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归根到底，这起案子没有一个人被追究责任，这真的只是仇恨犯罪调查中出现的所有问题的一个例子。”
亚美联盟的执行主任姚久安（Jo-Ann Yoo）说，亚裔社区同样希望从民选官员和执法部门获得更多支持，认真对待投诉。
在2021年纽约针对亚裔受害者的仇恨犯罪增加了四倍之后，她的担忧有所增加。
“有时我真的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们如何向人们证明眼前的问题，都只能获得媒体短暂的关注，”姚久安说。
就连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也表示，他认为近年来政府和执法部门对仇恨犯罪投诉的回应不够充分。
亚当斯上个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相信，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非常不愿意确认仇恨犯罪的可能性。”亚当斯引用了最近的一个案例，一名53岁的韩国外交官在中城遭到无端攻击，脸部被打，最初并未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
亚当斯说：“没有把它当成潜在的仇恨犯罪进行调查，我觉得这很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