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导致制造业招工困难，“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此言一出，便在舆论场上引发大量讨论，相关话题也冲上热搜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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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很多网民基于日常经验，认为张兴海所说的现象符合实情。当下愿意走进工厂、成为产业工人的年轻人的确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对于张兴海提出的倡议，网上却不乏反对意见。其中有人认为，“送外卖”代表的是灵活就业、三产就业，未必是比“进工厂”更差的选择；也有人虽然赞同“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倡议，但对这类倡议能达成的效果并不乐观。
对年轻人而言，“进工厂”和“送外卖”的区别，不仅在于职业选择，更在于路径选择。前者对应的是一种按部就班、用时间换金钱、将工作与个人生活截然二分的发展路径，后者对应的则是灵活度与社交性更强、更强调个人努力、工作与生活界限不那么分明的发展路径。
在不少年轻人眼里，所谓“进工厂”，指的不是进入某个特定行业，而是选择一种“流水线式”的稳定生活；所谓“送外卖”，指的也不单是骑着电动车送餐，而是选择相对自由、工作节奏有自主调节空间的新兴职业。两者之间此消彼长，既是这两类工作在薪资待遇、工作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的映射，也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生观与价值排序的变迁。
说起“送外卖”的自由，听起来似乎有些“虚”。毕竟，外卖配送员的辛苦，从业者和消费者每天都在亲身见证。然而，只要和“进工厂”后的不自由比一比，人们立刻就能明白：这些低门槛新兴行业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此前，据媒体报道，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大型工厂中，员工的活动空间往往是“工位—用餐—宿舍”三点一线，严重缺少社交和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便有空出门，厂区也可能离热闹的地方很远。此外，产业工人每天在8小时的基础上额外加班2到3个小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时候，为了“冲产能”，每周单休也是家常便饭。
相比之下，灵活就业者固然也要面对“要钱还是要闲”的两难选择，但毕竟握有一定主动权，并且能频繁接触他人、呼吸新鲜空气。这些鲜明的差异，让一些年轻人宁愿少挣一点工资，也要告别工厂，送起外卖。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的现象。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进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众多年轻劳动者乐见的选择。在大批城乡劳动力涌向制造业、工厂不用为“用工荒”发愁的年头里，工厂为产业工人提供的待遇是相当有吸引力的。相比于留在家乡务农或在城市服务业打零工，工厂提供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也有预期稳定的优势。即便很多年轻人知道自己很难在工厂里干一辈子，也会满足于“攒够工资回老家”的模式，将“进工厂”视为改善个人境遇的较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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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日益提高，服务消费需求日益旺盛，诸如外卖、快递等门槛不高于“进厂”的新兴行业迅速抢占了这一生态位。与此相应，工厂虽然能提高工资，但在工作环境、前景预期上却没有多少改变。从制造业的角度看，并不是这个行业变差了，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工厂为产业工人提供的综合预期不能跟上国民经济发展，无法满足新一代劳动者的价值诉求，自然会在与新兴行业的人才竞争中败下阵来。
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一支稳定、扎实的产业工人队伍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张兴海的担忧值得重视。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动用政策和舆论工具，把人从新兴行业“赶”回制造业，而应该主动促进制造业改变人才使用方式，通过内部变革加强本行业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
多年以来，很多人都把“进工厂”当成一项临时性的选择，堪称“青春饭”。有的行业容错率低，工人年纪大了只能转行，也有行业工伤率高，给人一种“拿命换钱”的不良观感。与此同时，在招工用工模式上，许多工厂都把“临时工”当作主力，强调“来了就能干”“没活随时走”。在工人不断换厂，工厂不断换人的过程中，工人无法沉淀经验和技术，也难以得到提升，而工厂又因为总要临时招人，不得不提高用人成本。到最后，双方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要破解这一困境，制造业还需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工人尤其是低门槛普工的“人设”，让潜在从业者看到：进工厂也能有长远发展，也能创造美好未来。在这一基础上，倘若产业工人还能得到更好的劳动保障，更多的自由空间，这自然会成为不输给“送外卖”的职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