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和社区领袖周一在唐人街举行集会,要求纽约市优先解决一系列针对亚裔美国人的袭击事件。

去年11月,马桂英在自己位于皇后区的家门前遭到袭击,被一块石头狠狠击中头部,昏迷了数周。

就在来自辽宁的马桂英奋力求生的同时,其他针对亚裔女性的袭击接踵而至。今年1月,一名精神病患者在时报广场地铁站将高慧民推入铁轨,导致她被撞死。之后,克里斯蒂娜·尤娜·李(Christina Yuna Lee)被人尾随至她在唐人街的公寓,被捅了40多刀致死。

每一起事件发生后,亚裔美国团体和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民选官员纷纷站出来,要求采取更多措施,解决针对亚裔社区成员的暴力问题。

但在打击针对亚裔的犯罪的战略上,要找到团结一致的目标就难多了。

包括一度主导社区政治的商会在内的许多传统组织,都要求增加街道警力、更严厉的起诉和更严格的保释法律。但包括纽约市许多年轻亚裔民选官员在内的自由派人士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他们反对更严厉的监管,支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以解决精神疾病和无家可归问题。

“我们社区有一半人说,‘我们不相信警察,’但另一半人说,‘我们希望每个亚裔都能得到警察的关注,’”亚美联盟(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的执行董事姚久安(Jo-Ann Yoo)说。

这种情况在上周再次出现,当时有消息称,四年前从中国移民过来的62岁的马女士在住院近三个月后因伤不治身亡。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她的丈夫高占新在谈到他的妻子、他的高中恋人,以及这座城市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



高占新展示了他的妻子马桂英的照片。马桂英在去年11月的一次袭击中受伤,于上周去世。

现年62岁的高占新呼吁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他通过翻译说,这座城市应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找到住所,但他也表示,对于殴打妻子的男子曾多次被捕这一事实,他感到非常不满。皇后区地区检察官正在考虑在马女士不幸身亡后,是否应相应地将指控升级。

“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左顾右看,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人突然窜出来攻击我,”高先生说。“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高占新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他的妻子遭到袭击后,他 "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的观点得到了76岁的于金山(Justin Chin-Shan Yu)的认同,他是唐人街最古老的社区组织之一——中华公所(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即将离任的主席。他说,亚裔美国人感到害怕,并敦促市政官员采取果断行动。

这一系列暴力事件折射出了纽约针对亚裔的犯罪趋势。2020年,纽约警察局报告了28起针对亚裔的偏见事件,并逮捕了23人。2021年,警方逮捕了58人,录得131起事件——包括去年12月31日中国移民马耀盼在东哈莱姆捡易拉罐时遇袭身亡。

三周前,一个陌生人在曼哈顿打了一名韩国外交官的脸。警方表示,上周日,一名男子在两小时内在曼哈顿袭击了七名亚裔女性。

这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帮助亚裔美国人团结起来;亚裔美国人是纽约市增长最快的族裔群体。但在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突显出一个多元化、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群体在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痛苦。

去年,在亚裔社区中有五名成员当选为市议会成员。州议会在2020年首次选出了两名南亚议员。这些政治人物大多倾向于与一场寻求改革刑事司法和精神卫生保健系统的进步运动保持一致。

来自皇后区的第一任议员元朱莉(Julie Won)是首批加入市议会的两名韩裔美国人之一。她指出,最近的暴力事件表明,增加警力和加强治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你死了,把人关起来还有用吗?”元女士说。“还是说,预防和长期解决导致这些暴力犯罪的原因更有意义?”

而在另一方面,老年人和新移民认为更严格的执法才是解决之道,他们在政策上更亲近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呼吁增加警力,并修改州法律,允许法官在保释时考虑危险因素。

“亚裔女性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亚裔老年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中华公所的于金山先生说。

他呼吁亚当斯市长部署更多制服警察巡逻,并继续推动州立法机构修改保释法,尽管来自州参议院和议会的领导人都拒绝了市长的这一呼吁。



在曼哈顿克里斯蒂娜·李被谋杀的那栋大楼外,人们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纪念区。

“我们不关心你的社会实验,”于先生说。“我们需要重新获得安全感。”

大纽约韩裔美国人协会(Kore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会长查尔斯·尹(Charles Yoon)呼吁要有系统的解决方案,但也要严格执法:“你在社会中受到保护,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契约,我们希望它得到遵守。”

亚当斯与亚裔美国人社区的领导人召开了几次会议;在周一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上,一些与会者首次得知了马桂英老人的死讯。

几名与会者后来说,在会议期间,对如何处理犯罪的分歧显而易见。当选官员呼吁改善对无家可归者和精神病人的服务。一些社区领导人说,他们想要严厉打击犯罪的解决方案。

亚当斯承诺成立一个紧急工作组,重点关注心理健康、无家可归和公共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市长和纽约教育局局长大卫·班克斯(David Banks)都愿意在纽约学校中推动落实亚裔美国人课程,领导人认为,这个想法将有助于减少“差异性”因素,许多人认为这种因素助长了此类攻击。

许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旨在认识和挑战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中的隐性偏见,包括亚洲女性的过度性感化,以及亚洲人可能容易成为目标的想法,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亚洲人很脆弱。

疫情也被认为是亚裔美国人遇袭人数上升的一个驱动因素——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一些人将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中国人。

“很多人已经忘了,就是在唐纳德·川普开始使用‘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等词汇后几周内,这类事件开始急剧增加,我觉得有必要反复提出这一点,"众议员孟昭文说;她是皇后区民主党人,2012年成为第一个从纽约当选为国会成员的亚裔美国人。

孟昭文表示,仅仅对犯罪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解决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问题方面显得浮于表面。另一名长期任职的民选官员、州参议员刘醇逸也持有同样的立场。

代表皇后区东北部的刘醇逸说,犯罪率的上升与保释法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联系。他还说,要求修改保释法的呼声只是表明,亚裔美国人社区受到了各种暴力袭击的伤害。“当人们害怕的时候,他们会为了寻求答案和保护而做出可能轻率的定论,”刘说。

在去年的纽约市选举中,犯罪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6月的市长初选结束后,亚美法律援助处(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对近1400名亚裔美国选民进行的出口民调发现,人们对于反亚裔暴力的关注排在最重要的问题之列,仅比对就业和经济问题的关注低了一个百分点。

亚当斯在竞选市长时曾推行严厉打击犯罪的纲领,他最近更换了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Hate Crime Task Force)的负责人杰西卡·科里(Jessica Corey)探长。市长表示,该部门在将事件列为潜在仇恨犯罪并进行调查方面行动过于迟缓。

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再次引发了对计划在三个唐人街设立无家可归者庇护所的反对。社区领导人对将面临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安置在集体庇护所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在曼哈顿下城,反对建造一座新监狱来取代已经关闭的唐人街监狱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是一个日趋成熟的社区,我们正在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城市和这个州的政治和政策制定,”华策会 (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主席兼行政总裁何永康(Wayne Ho)说。“我们作为一个社区会有不一致的时候,也会有不同意立法者意见的时候。”

大多数亚裔美国领导人似乎都公开赞同的一点是,避免将犯罪视为黑人对亚裔的固定模式。亚裔儿童与家庭联盟(Coalition for Asian American Children and Families)的联合执行主任梁韶律(Vanessa Leung)说,种族分裂和刻板印象会“使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关系变得紧张”。

皇后区沦陷 法拉盛犯罪激增89% 所有华人区均未能幸免

【提要】


近几个月来,在纽约市,武装抢劫、恶意袭击和仇恨犯罪变得非常普遍,皇后区也不例外。地铁站发生了残忍的袭击事件,大学校园发生了枪击事件,还有一系列反亚裔仇恨犯罪。



从今年开始到2月27日,整个皇后区的犯罪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8%。暴力犯罪和财产盗窃(如重大盗窃案和汽车盗窃案)都出现了大幅上升。

截至2月27日,皇后区发生了11起谋杀案,而去年同期只有9起。与此同时,报告的强奸案有65起,而2021年同期为48起。此外,今年有460起抢劫案件,而去年有311起;重罪袭击案件有683起,而去年有567起。

皇后区没有一个地区能幸免,所有16个辖区的犯罪率都在上升。截至2月27日,皇后区北部的8个辖区犯罪率累计增长了66%,其中覆盖科罗纳(Corona)和艾姆赫斯特(Elmhurst)的110辖区增长了133%,覆盖法拉盛(Flushing)的109辖区增长了89%。

截至2月27日,皇后区南部的8个辖区犯罪率总体增长了48%,其中,覆盖新鲜草原(Fresh Meadows)的107辖区增长了105%,臭氧公园(Ozone Park)的106辖区增长了78%。

今年以来,皇后区共报告了14起仇恨犯罪,其中6起发生在覆盖森林小丘(Forest Hills)和雷戈公园(Rego Park)的第112辖区,3起发生在109和110辖区。仇恨犯罪案件总数是去年同期5起的近3倍。



暴力事件的激增令人不安,几位当选官员表示需要采取措施,让枪支从街道上消失,支持暴力预防项目,并解决仇恨犯罪。

大多数人将这一增长归因于缺乏城市服务以帮助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以及新冠大流行。

代表阿斯托里亚(Astoria)和艾姆赫斯特的理事会成员蒂芙尼·卡万(Tiffany Cabán)说:“这一增长明显反映了大流行带来的经济、精神和身体痛苦的增加。”“在整个城市,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努力为我们的邻居提供急需的支持,需求急剧增加而能力降低。在听证会、公众听证会和其他场合,我们已经多次听到有关卫生服务不足、我们城市庇护系统照顾不足等问题。”

卡万表示,纽约市需要扩大其“危机管理系统,并试点创新的暴力预防模式。”她还认为,纽约市需要投资于减少贫困,并提供更好的住房、青年就业、高质量的精神和身体保健以及其他社会服务。



代表皇后区中部几个社区的地方议会成员鲍勃·霍尔登(Bob Holden)表示,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反警察言论和奥尔巴尼(Albany)通过的保释改革。

霍尔顿说:“这些数据并不令人惊讶。”“它们是过去几年州政府和市政府不计后果的反警察政策的结果。奥尔巴尼的保释改革把我们的监狱变成了旋转门,法官甚至不会考虑一个罪犯有多危险。”

皇后区区长理查兹( Richards)表示,安全是重中之重,他决心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以减少犯罪,并解决一些犯罪的根源。

理查兹说:“就在本周,我的办公室会见了各警察局和社区领导人,以解决针对亚裔和犹太裔纽约人的仇恨犯罪问题。未来几周,我们还将与纽约警察局领导人会面,研究必须采取什么措施,在短期内保证皇后区居民的安全。”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犯罪的长期根源,这些根源因新冠大流行加剧——缺乏安全、可负担的住房,对服务不足的社区投资不足,教育差异,失业率,缺乏心理健康服务,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等等。我们的家庭应该得到这样一个全面的方法来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