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日的香港 美联社


一年前的3月1日,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初选,被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年后,案件仍未完成交付程序,当中33人却已"未审先囚"一年。即使部分被告获准保释,但都在高压下转趋低调,避免在公共议题上发声。本台专访已流亡的初选参与者许智峰与张昆阳,回顾47人大抓捕后的这一年。失去这批香港公民社会领袖后,香港社会到底失去了什么?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2021年3月1日,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押上法庭,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日西九龙裁判法院外,响起《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几乎被禁绝的八字口号,大批香港人当日响应“全民黑衣日”的呼吁,穿上黑衣到法庭声援47名被告。

一年过后,这47位香港公民社会精英几乎从公众视线消失,香港公民社会陷入了一片死寂。 “没有了他们,很伤害香港公民社会的元气,也使香港社会顿时失去了一批很重要、很有批判性的声音。”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目前流亡美国的张昆阳,这样形容过去一年。



香港的四十七名民主派被告名单(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一场被指“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间初选

这47个人当中,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也有大学教授、医生、律师、飞机师和商人等。他们被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只因参与了一场由民间自发、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初选。

2020年7月11日至12日,香港民主派人士举办初选,以决定由哪些候选人来代表民主派,出选原订在当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正式选举,目的是要为民主派在立法会争取最多议席。初选前两天,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警告,初选可能违反刚实施不久的《港区国安法》,呼吁市民慎重考虑风险。

61万港人投票“以行动战胜恐惧”

那个夏天,香港人正处于《港区国安法》所带来、未知的不安与惶恐中。人心惶惶下,张昆阳打出了选举口号─“以行动战胜恐惧”。最终61万名香港市民无视港府高官的警告,烈日当空下在票站外大排长龙,为了在这场初选中投下一票。

每次想起当日情景,都让张昆阳感动。他感谢当日走上街头、用选票表达民意的香港人,透过初选互相“传染勇气”,而非恐惧。

张昆阳说:“大家很有勇气,克服了《国安法》所带来的恐惧。这是初选时我感受到的,香港市民很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感动的,想起那个画面,那么多人愿意走出来。”

虽然是民间自发的选举,但这场初选当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候选人在各大传媒的初选论坛上激烈交锋,选举气氛炽热。最终61万名市民投票,在52名候选人中选出30位,代表民主派出选正式选举。

“现在回想起来,有《国安法》后,这样的选举都没可能再发生。回想起来,那是最后一次市民可以直接参与的民主选举。这很可悲。”曾参与初选,现在流亡澳大利亚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慨叹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

初选结果出炉后,港府即表明,这次民主派初选不为港府承认或认可。初选后两星期,港府再以疫情为由,宣布押后原订在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也就是说,30位初选胜出者,并未参加立法会正式选举。



流亡澳大利亚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右) (陈渭新脸书截图)


国安法后最大规模大抓捕

正当外界以为事件不了了之,事隔近半年后,港府去年1月6日突然采取大规模行动,派出约千名警员拘捕55名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为《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最大规模拘捕行动,震惊国际社会。

当时,许智峰和张昆阳已相继流亡海外。

许智峰形容,今天他不是身在牢狱之中,只是幸运。 “当时我才离开香港大约一个月,我所有党友、战友已全部被捕,心情一下子沉了下来。”许智峰说:“《国安法》实施后,所有最荒谬的事都会在香港发生,而且已经在发生。别忘了参与初选的人中,有些是很温和的人,有些是从来都没有抗争、和政府对抗的人。如果连他们都遭殃,香港真的变得很不堪设想。”

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覆盖香港不同政治光谱,从激进抗争派到最温和的泛民主派,甚至包括为残疾及基层争取权益的人士,全部一个不漏被捕,规模使当时身处海外的张昆阳震惊。彻夜无眠不停接受全球各地传媒访问后,当他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却发现社交媒体陷入一片寂静。他更确定身在海外的他,日后将背负更重责任。

“香港内部陷入一种资讯真空的状态,所有政治人物被捕后,你打开脸书,动态消息上很安静。因为以往政治人物会即时发放政治资讯,让公众了解事件或研判局势。当时我要发很多帖文,对内和香港人沟通交流,对外在国际上也希望大家留意这件事。”他说:“这肯定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打压,你拘捕所有人,连最温和的也拘捕,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香港的“二二八事件”

2021年1月6日的大抓捕后数天,所有被捕人士相继获准保释,未被正式起诉。然而到了二月底,他们相继收到警方通知,要求他们提前在2月28日到警署报到,当时外界已预计,警方或将正式落案起诉他们。

张昆阳仍然记得,自己如何隔空想努力捉紧他们每一个人,在最后的自由时光所留下的痕迹。 “228对我而言是很创伤的一件事。我记得228那天,我是不断看着不同的直播,看着很多人在进入警署前的一刻:他们的说话,他们的姿态、面孔,他们想带给香港人的讯息。”

张昆阳尤其记得,岑子杰在进入警署前一小时,在社交软件Clubhouse上开了一个聊天房间。他点进去,不说话,只是听着。

“我很努力想去捉紧每一个机会去得知他们的讯息,可能未来10年,我们都不会在公共空间有这样的机会去捉紧这些记忆。岑子杰不断和香港市民说,自己很平静,大家不用担心,他会熬过去、会努力。我当时听完很心酸,其实做过政治人物都知道,我们对外要传达坚强的讯息,但不代表大家各自没有懦弱的一面。”

即使内心恐惧,他们一个一个,仍然努力勉励香港人要坚强活下去。岑敖晖和新婚妻子手牵手,一同步向警署、张可森牵着孕妻和朋友道别、何桂蓝搭着朱凯迪的肩膀向着镜头微笑......这一幕幕画面,仍然深印在张昆阳的脑海。

“马拉松式审讯”、“未审先囚”


47名民主派人士步入警署后,被正式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翌日(3月1日)立即提堂,之后经历连续4日“马拉松式审讯”,期间有被告体力不支晕倒。

许智峰至今仍然无法忘记当日的痛苦回忆。 “很沉重,我记得他们首次提堂上庭时,我坐立不安,从政以来都未试过如此难受。虽然我幸运可以逃脱,但我心里从来都觉得我们是一个个体,惩罚他们等于惩罚我。”

过去一年间,初选案被告经历无数次庭审,却仍未完成交付程序。 47名被告当中,有33人“未审先囚”一年,其余14名获准保释者,也从此转向低调,在公共议题上噤声。

失去他们 香港公民社会被重创


张昆阳至今仍无法接受失去一班战友,更无法接受香港公民社会失去了一班具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他认为,如果这批公民社会领袖没有被捕的话,一定会以不同方式继续发展香港公民社会,使公民社会更有朝气、更有韧性地延续下去。而他们从香港公共领域消失,是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巨大创伤。

张昆阳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一种论述、提供一种观点,进行政治分析,这些洞察力不是人人都有的。失去了他们,令社会失去一份监察政府的洞察力。”

和战友相隔高墙一年,重逢仍遥遥无期,他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我很想念他们,每一天都想起他们。我没有忘记过自己这一刻仍活着、可以发声、享有自由,每一天都是赚回来的。我会善用它,去为他们和香港贡献,希望他们的故事仍可以继续让国际社会知道。很想跟他们说,他们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