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陈佳靖，编辑：黄月，原文标题：《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为什么布拉纳的改编难成经典？》，头图来自：《尼罗河上的惨案》
近日，由肯尼思·布拉纳指导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国内上映。这是布拉纳第二次改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在2017年上映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他自导自演了大侦探波洛这一角色，并在影片末尾透露波洛将赶赴埃及处理另一桩案件，为《尼罗河上的惨案》埋下伏笔。
自1928年阿加莎的短篇小说《神秘的奎恩先生》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后，她的作品一直深受影视导演的青睐，特别是那些以波洛为主角的名篇。《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曾经历过两次影视改编：第一次是1978年上映的同名电影，由彼得·乌斯蒂诺夫饰演的波洛被诸多阿加莎迷奉为经典；另一次是在英剧《大侦探波洛》中，由大卫·苏切饰演的波洛在2004年播出的第九季第三集中侦破了此案，这一版本也被认为是最贴近原著的演绎。
对于今天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而言，《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故事已经再熟悉不过。它将一场扑朔迷离的三角恋情设置在风光旖旎的埃及，最终，身处风口浪尖的富家女林内特惨遭枪杀，而尼罗河游船上的每个人似乎都有充足的作案动机。
这部小说展现了二战前英国上流社会的爱情、伦理与金钱的纠葛。相比过去两次改编，布拉纳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波洛身上，试图为观众诠释一个不同以往的侦探。然而，截至目前，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在豆瓣仅有6.0分，而早在2017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热映时，布拉纳呈现的波洛就遭到了观众的质疑。批评者普遍认为他的演绎“比起波洛更像福尔摩斯”，对故事的改编也明显偏离原著，折损了阿加莎作品的精神。在新片中，布拉纳如何“误读”了阿加莎？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影视改编的成功与否呢？
从外在形象到内心世界：新版波洛为何不受欢迎？
过去几十年间，不少演员都曾在银幕上饰演过大侦探波洛，但真正得到大众认可的却是少数。除了上述提到的彼得·乌切蒂诺夫和大卫·苏切之外，1974年第一个电影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波洛饰演者阿尔伯特·芬尼也广受好评。这部电影还曾得到阿加莎本人的高度肯定，她认为芬尼的表演和自己心目中的波罗形象非常接近，只有那撇小胡子还不够浓密夺目。如今看来，这三位演员虽然在表演上各有千秋，但外在形象都大体符合阿加莎对波洛的描绘：一个身材矮胖、步履蹒跚、滑稽又含蓄的比利时老头。
相较之下，布拉纳的扮相明显不够吻合，但那抹夸张的胡子或许会令阿加莎会心一笑。与此前的导演们一样，布拉纳也在举手投足间展现了波洛身上最容易辨识的诸多特点，例如操着一口夹杂法文的蹩脚英语、强调自己比利时人的身份、极其重视整洁和秩序，还有那句挂在嘴边的名言：“真正的工作，总在这里头进行（指脑袋）。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切记切记，都是靠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啊，我的朋友。”
有趣的是，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没有一开始就进入剧情，而是虚构了一段波洛在一战中参军的往事：残酷的战争夺去了战友的生命，也在波洛的嘴边留下了深深的伤疤。在当时的恋人凯瑟琳的劝慰下，他蓄起胡子以遮挡伤痕，但凯瑟琳却被炮火不幸击中。在这一版本中，波洛小心呵护的胡子不再只是美观的装饰，而是对战争与爱情的双重纪念。在阿加莎笔下，波洛虽从未上过战场，却因一战时德军入侵比利时而成为难民，后流亡于英国。直到波洛的最后一案《帷幕》中，他仍对这段往事心怀感慨。显然，布拉纳希望揭示出波洛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脆弱，这也是此前的改编版本未充分发掘的一面。
至此，布拉纳的改编尚在合理范围之内，但随着案情正式展开，不少矛盾之处便显现出来。最让人难以忽视的是片中的波洛不仅身手矫捷，还亲自追捕嫌犯，与之持枪对决，让人忍不住怀疑眼前的侦探究竟是波洛还是007附身的福尔摩斯。
诚然，无论是布拉纳虚构的士兵背景，还是原著中的比利时前警官身份，都可以为波洛身手不凡提供条件，但这并不代表波洛会如此行事。阿加莎所创造的波洛始终强调用“小小的灰色脑细胞”来思考犯人的作案心理，反对亲力亲为地搜证，不到不得已绝不会劳动尊体，他又怎会去追捕嫌犯呢？
更大的问题在于布拉纳对结局的处理。在阿加莎的小说中，波洛始终关注人性，对案件背后悲剧的个体心怀恻隐。这正是为何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最终给出了两个版本的解释，轻巧地放走了犯人；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他明知深陷爱情的凶手杰奎琳藏有第二把可能用于自杀的枪却未曾制止，同样是出于悲悯。然而，布拉纳却在电影中让波洛的枪对准了走投无路的杰奎琳和西蒙，也让他们的自决变成了对罪恶的逃避而非为爱情牺牲。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阿加莎笔下的波洛所为，更消解了原著对爱与欲、善与恶的深入探寻。
英雄主义光环背后：弱化推理是布莱纳最大的失误？
作为一部推理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不仅要确立神探波洛的形象，更要向观众展现他是如何通过推理一步步靠近真相的。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凶杀在小说进展了近一半才发生，却丝毫没有减少整部作品的悬疑感。由于案件中人物众多，阿加莎在前期通过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一点点揭示出每个人的犯罪动机，成功调动了读者的好奇心。波洛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正基于他在案发前不动声色的观察，以及案发后逻辑周全的审问。
![《尼罗河上的惨案》[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张乐敏 译新星出版社 2013-09<br>](https://i.aiapi.me/h/2022/03/01/Mar_01_2022_04_07_34_33109824521746946.jpeg)
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过去两次《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改编都对原著中的人物进行了相应的删减和整合，但仍然出色地呈现了波洛的推理过程。
例如，在1978年版电影中，观众在游客一行人参观景点的途中就了解到每个人此行的目的和与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身处其中的波洛亦通过他惯用的“偷听”捕捉到了同样的信息。2004年版电视剧则将重点放在了侦探审问环节，饰演波洛的大卫·苏切仔细斟酌每个嫌疑人的陈词，不止一次重申关键性线索，引导观众一同侦破谜团。
然而，在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布拉纳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呈现人物关系的重要性，将过多镜头集中于侦探一人身上，还不惜用开头的大量时间交代波洛胡子的来历，更加压缩了主线剧情得以充分展开的时长。人物之间的对白和互动不足，无法彰显出他们各自的性格和背景，以致于直到凶案发生，很多人物的杀机尚未浮现，反而是在波罗的审问下才暴露出来，这不仅弱化了影片的悬疑感，也使波洛后续的推理显得毫无章法。
众所周知，阿加莎对逻辑的缜密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她曾借波洛之口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对于期待在电影中回味阿加莎式推理的观众而言，布拉纳的电影恐怕只能带来失望——前半部分的松弛几乎让人失去了观看的耐心，后半部分的混乱则直接打破了环环相扣的辨证快感。
显然，布莱纳在主角光环和逻辑推理之间选错了重点。他试图将波洛打造成一个拯救所有人的英雄，但观众最终看到的波洛不但不像一个自信满满拨开迷雾的神探，反而显得自乱阵脚，步步落后于凶手。当波洛将所有人关在房间里准备陈述结论时，观众根本来不及辨析谁的嫌疑更大，有些人则仿佛与案件无关。波洛不再是从一群有明显作案动机的人中找出那个唯一行动的人，而是从一群似乎毫无意图行凶的人中寻找最有可能下手之人，这无疑使故事应有的戏剧性大大降级。
影视改编的成与败：是忠于原著还是重塑经典？
自1920年写下第一部推理小说开始，阿加莎的作品已经流传了超过一百年，频频被改编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更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坐拥全球无数粉丝。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的导演想要重新诠释这部作品必然会面临难度。过去的影视改编主要是为了将文学通过电影的形式普及大众，在影像稀缺的时代，改编拥有广泛受众群体的文学经典也很容易成功。而如今，影视改编更强调在跨时代、跨文化的语境下与原作发生互动，让过去的经典能够在当代焕发新生。
布拉纳的尝试也是延续经典的努力之一，他试图为波洛的个人背景增色，却未能使整个故事深入人心。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或许终究难成经典，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失败并非因为“不忠于原著”，而是因轻视推理、缺乏戏剧张力、人物扁平化等问题造成的。
实际上，任何一部由文学改编的电影都不可能实现百分百的忠实，“忠实度”只是对原著与改编作品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而非评判后者优劣的标准。但无论如何，改编作品都应确保一个底线，即努力让熟悉原著的任何人都能辨认得出。
在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末尾，波洛似乎即将与奥特伯恩夫人发展一段暧昧的关系，甚至为此去掉了他标志性的胡子，由此可见布拉纳对颠覆传统的野心。但这样的解读和再造能否引起大众共鸣，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除了布拉纳，近年来已有不少导演尝试用新的视角诠释阿加莎的作品。例如2015年，同样热衷推理的日本推出了第一部根据阿加莎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东方快车谋杀案》，将凶杀案从东方快车挪到了昭和初年的东洋特快上；2018年，BBC在圣诞节期间推出了由约翰·马尔科维奇饰演波洛的迷你剧《ABC谋杀案》，塑造了一个为回忆所困、茕茕孑立的孤独侦探形象；自2009年播出的法国系列剧《阿加莎·克里斯蒂小型谋杀剧场》则将原著故事的主角作了改动，至今已播出三季。
正是在这些改编作品不断的解读和发掘中，阿加莎才得以成为经典。这也是为什么观众明明已知剧情还会走进电影院——我们期待记忆被唤起的愉悦，更期待意外的惊喜将我们推向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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