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五条人乐队的塑料袋logo，跟仁科聊天的过程也像随风起舞的塑料袋一般，飘忽不定，不太受控。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傅青，头图来自：《中国这么美》剧照
仁科是一个有趣且复杂的人。他身上有着生长于南国的浪漫气质，也有混迹街头的市井气和江湖气，还杂糅了知识分子的思辨与严谨。为此，李诞给出了一句十分贴切的形容——“南方有文化的街溜子。”
如同五条人乐队的塑料袋logo，跟仁科聊天的过程也像随风起舞的塑料袋一般，飘忽不定，不太受控。当来了兴致，他会夹着英语讲上一大段，言谈间充满了荒诞和幽默。也许是节目形象太过深入人心，隔着电话，都能脑补出他穿着半永久的皮衣、抱着膀子、时不时撩一下头发侃侃而谈的模样。
同时，仁科也是审慎的。在被问到最近看了什么电影，他回答完，会核实一下片名是否讲对，并及时作出更正。遇到那种下定义式的表达，他会打上一个问号，说：“Anyway，我觉得这个事，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那种质疑精神，用北岛的话来说，就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其实，在仁科那种看似“自来熟”“很能聊”的性格之外，还含混着一丝丝羞涩。这种羞涩藏在插科打诨之中，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与他最新专辑的名称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那就是《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
仁科跟阿茂都有过当“走鬼”（流动小贩）的经历，仁科曾在梁文道一档播客里笑着回忆这些往事：“我那时候很猖狂啊，就在购书中心门口卖，在正版书店门口摆摊。”梁文道问：“不担心被抓吗？”他回：“哎，查得很严，那些人很凶猛的。”仁科讲话总是这样，会莫名讲得很“嗨”、很兴奋，夹杂着一些坏笑，让人很难分辨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聊真实过往。
有着多年“走鬼”经验的仁科，长期浸淫在书籍、唱片和电影当中，结交了很多艺术家朋友，积攒了不少知识储备。有人开玩笑说，仁科跟在音像店打过五年工的昆汀·塔伦蒂诺的经历颇为相似，电影素养可以约等于昆汀。这或许是一句笑谈，但就像昆汀的电影一样，你永远猜不到仁科下一秒要说什么，以及对什么表现出兴趣。
最近，仁科录制了一档名为《中国这么美》的节目。节目开头，他坐在高铁靠窗的位置翻看杂志，边看边介绍：“这是那个大门乐队，The Doors，吉姆·莫里森。”导演王圣志问他：“你最近还在看别的书吗？”仁科回答：“有啊，在看韩东的短篇。”王圣志说：“他去年出了一本《五万言》，第一篇第一句写的就是‘最好的游记都是异乡人写的’。”仁科说：“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好，我完全赞同啊，异乡人才能抽离出来嘛，陌生，好奇，对吧！”
王圣志是个随性的人，当随性的导演遇到随性的五条人，便碰撞出了不一样的感觉。节目快结束时，仁科和导演两个人“勾肩搭背”走在岩洞中，探讨成功与失败，并再次聊到《五万言》。王圣志说：“韩东在书里说了，写作只是他度过时间的一个方式，不是拿来成功的。”仁科说：“一样啊，其实做音乐也是这样的。这样吧，等我哪天失败了，你还来拍我好不好，还把地点锁定在这里。”他说完，对着镜头傻笑。
自《乐队的夏天2》出圈后，五条人肉眼可见地红了，生活被工作填得满满当当，不过对比走红前后，他们对待生活恣意潇洒的态度一以贯之。用史航的话来说就是：“五条人不怕捧，也不怕踩，他们就是你我故乡的泥土。一点风，一点雨，一点灵气的种子，就能开出妖冶或者朴素的花朵。开也就开了，继续轮回枯荣，他们还在。”
《新周刊》对仁科的采访发生在2021年11月，那时正值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诞辰，因此我们的聊天从陀翁开始，不过聊天走向十分魔幻，最终以河南烩面收尾。仁科所在的地方正刮着大风，大到他多次确认风声是否影响通话质量，就这样，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午后，我们开始了交谈。
采访结束后，严谨的仁科又发来几条语音，叮嘱道：“我刚才说的那些店铺名称，你不要写出来了，因为我有可能记错。”说完，他又继续补充了两个店铺名称，然后叹了一口气：“你懂的，这些真的很常见，不过吃饭吃到刷碗的铁丝，才是最常见的。”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仁科实录。
《新周刊》：你如何理解陀翁那句“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仁科：没错，他说得很对，完全正确，这句话太好了，这是最基本的一句话。
《新周刊》 ：能结合个人生活谈一下吗？知识分子是否喜欢抽象概念胜过具象事物？
仁科：谁啊？你说许知远吗？其实不用太刻意啊，你喜欢概念，OK，那你就喜欢它吧，没问题的。哲学概念和学术研究也可以很具体，就像数学公式和牛顿定律，都是很具体的，喜欢谈论这些完全没有问题，不矛盾。如果你喜欢具体的人，那就喜欢具体的人，就这样，就专注于一个事情，对不对？
《新周刊》：之前在节目《十三邀》当中你曾提到“如果规则代表某种理性的话，就像一个完美的苹果，但生活需要走神”，可以展开聊一下吗？
仁科：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打鼓来比喻。就像军鼓，它有正确的打法，但事实上，无论你怎么打，敲击哪个部位，它都会发出声音，这就跟苹果那个概念很像。其实陀翁那句话也可以这样反向来理解，你可以爱具体的人，也可以爱抽象的人，可以爱生活，也可以爱生活的意义，都没有问题，没有哪个更重要，都一样重要。生活里需要一些屏气凝神的时刻，也需要一些走神，就这样，都OK的。
《新周刊》：你看起来总是很松弛，还带着点自嘲精神，一直都如此吗？曾有过焦虑吗？
仁科：我没怎么焦虑过，这可能跟我父母有关系。我妈对我很好，一直鼓励我。因为我从小就属于比较聪明的那种孩子，我妈总跟别人夸我，“你看他说话多好听”，也不逼迫我学东西，就很自由。
《新周刊》：你曾经有难过的时刻吗？
仁科：其实这不算难过。我刚到广州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旅游，就像阿茂，经常背个包出去穷游。我呢，连穷游的钱都没有。那时候，我走到广州的北京路上闲逛，那条街上可以看到好多外国人，他们从地球的另一边飞来广州旅游；我们这边呢，又有那么多人跨越半个地球去他们那边旅游。其实旅游讲的就是心情嘛，走着走着，我突然就有了一种出来旅游的心态。
《新周刊》：忙碌的工作会影响创作灵感吗？
仁科：其实最近我在整理一些小说，我的计划是花两三个月的时间把这些整理出来，我很享受创作的过程，包括写歌也一样，整个过程我会很开心，哪怕六七个小时之后我什么也没写出来，OK，没问题的，我一样开心。
《新周刊》 ：在城市间飞来飞去，对不同的城市有什么感受？
仁科：我发现城市真的挤了太多人，就拿海丰来说吧，县城里高楼越来越多了，村子里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喜欢挤在城市里。我有时候就会想：城市里怎么会住下这么多人？
《新周刊》：如何寻找生活的缝隙？
仁科：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缝隙。拍《南方恋曲》的时候，我跟制片人去片场勘察场地，他带我去了一个舞厅，那舞厅有点类似于贾樟柯那部《江湖儿女》的感觉，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跳舞，很浪漫，就感觉挺好的。
《新周刊》：前段时间那篇农民工读海德格尔的文章你看了吗？有什么感触？
仁科：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不是农民工，他初中毕业，非常有想法。他自学英语，并不是像我这样讲讲口语，他会去学习那个词根，钻研得很深。他也看很多文学书籍，读《红楼梦》、看普鲁斯特。
文章里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陈直，对，他很有想法。我看到他在文章下面的留言了，本来我看完这篇文章是觉得有些不对劲的，但看了他的留言，我知道了，OK，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文章里的自述方式并不是他希望的形式。这个人就蛮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你要知道，他是读过大学的，之所以做农民工，是因为中途辍学了，这个很重要。
《新周刊》：去河南省修武县大南坡村参加艺术乡建活动有什么感觉？跟左靖老师是很早就认识吗？
仁科：我们确实很早就认识了，《城市找猪》这首歌就是十年前参加他在安徽黟县碧山村的活动创作出来的。左靖老师很厉害啊，做了很多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关注农村建设，他的活动我都非常支持。
《新周刊》：跟当地人接触后有什么感觉？
仁科：他们人都挺好的，你看怀梆剧团那些人，在台下看起来还有些腼腆，很谦虚的感觉，担心自己上台唱不好，等真正上台了就立刻投入进去。
《新周刊》：有没有觉得当地那些人还挺会自得其乐的，用很多有趣的方式对抗日常生活的枯燥？
仁科：首先我们要承认，大部分生活都有无聊的一面，还有，从人生这个角度来说，你也要承认它有悲伤的一面，所以幸福、快乐这些东西都是用来点缀生活的。我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是那些非洲国家的街头艺人，他们用那种很破的电子琴，演奏出非常好听的音乐，很会苦中作乐。《百年孤独》里不是有一个上校嘛，他每天用金子做那种小金鱼，做好之后，再化掉，一次又一次，那是他内心获得平静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可能是他对生活彻底绝望的表现。
《新周刊》：在大南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当地的食物吃得惯吗？
仁科：我在当地吃到了一些烩面，挺好吃的。说到烩面，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也就十六七岁，不不不，19岁，也可能18岁，不管了，总之很年轻。他是河南人，这个人很神奇，喜欢摇滚乐，迷那个打口碟，喜欢唱歌，就是声音不怎么样，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唱出来不好听，但他的英语很好。
有一天，他跟我说，要请我吃烩面，哦，我想起来了，到最后还是没请我，跟我AA的。我们两个从华师出发，骑脚踏车，骑了很远，比郊区还远，骑到晚上才到。
那家烩面是他老乡开的，很便宜，味道确实不错。那个朋友就吃得很兴奋，吃着吃着，我突然发现自己碗里有一只小蟑螂，是一只德国小蠊，哈哈哈。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在餐馆吃到蟑螂挺正常的，我在别的店里也吃过。如果是平时，我会让老板给我换一碗，或者退钱。但那天，我看我朋友太开心了，就把那只蟑螂夹出来，放一边，什么都没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