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廖艺舟，编辑：张友发，题图来自：《东方快车谋杀案》
尼罗河上没有新鲜事，有美人、侦探和一桩发生在很多年前的谋杀。
2月19日《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内地上映，首周票房报收3697.3万元，这一市场表现难称惊喜。2017年，该系列首部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引入国内时，首周末票房曾达到1.27亿。
两部影片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同样悬殊，《东方快车谋杀案》曾以5500万美元成本撬动3.52亿美元票房，对制片方而言是笔划算的生意。《尼罗河上的惨案》目前的表现恐怕难以复制前作成功，该片投资额提升到9000万美元，上映10天的全球票房仅为4100万美元。
众所周知，这部电影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于1937年出版的同名侦探小说。近百年来，《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破案套路被后世作品多次借鉴，电影也有1978和2004两个版本珠玉在前。新版的主要看点，是以盖尔·加朵、肯尼思·布拉纳为代表的全明星阵容会碰撞出什么火花，以及“旧案新说”还能否获得新时代观众的青睐。
从各平台的观众反馈上看，加朵颜值虽高，但“傻白甜”式的人设并未还原原著人物身上的戏剧张力，布拉纳版的波洛依然饱受争议，给这位大侦探增加动作戏、感情戏反而降低了角色辨识度。该片在海内外电影社区的口碑均较为平庸，烂番茄新鲜度63％，IMDB6.6分，豆瓣6.0分。
但对很多粉丝来说，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就够了。她是“犯罪小说女王”，一生写过80本推理小说，作品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她所创造的波洛和马普尔小姐，都作为最著名的虚构侦探形象在近百年时间里陪伴过无数读者。
可时至今日，“烧脑”、“反转”常被作为同类题材作品是否精彩的指标，《尼罗河上的惨案》竟不乏“推理太弱”、“破案稀烂”等负面评价。即便这次问题出在改编，以“阿婆”作品为代表的古典侦探故事的确年代久远，经后继者的不断仿效、创新，它们越发难以带给受众酣畅淋漓的脑力挑战。
再欣赏这些故事，或许应该放下对谜题的期待，让其回归通俗小说“带来愉悦体验”的本源。
1. 谁是“最佳”波洛？
改编或翻拍阿加莎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再现侦探波洛的故事。
波洛初次登场于阿加莎·克里斯蒂1920年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阿加莎的写作生涯中以波洛为主角的小说多达38部，关于他的标签包括比利时人、矮个子、洁癖，两撇尖角向上翘的胡子以及异常活跃的“灰色脑细胞”等，角色特质鲜明加上破获奇案众多，他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或许仅次于夏洛克·福尔摩斯。
新《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后，豆瓣上有条“喊话导演”的短评获得了较多赞同：“您真的觉得大家对胡子的起源感兴趣吗？”
电影开篇和结束，肯尼思都对波洛的胡子大做文章，而这项外貌元素一直是波洛的标志。5年前《东方快车谋杀案》宣发时，相关报道称仅仅是波洛的胡子就让布拉纳殚精竭虑，光选材、制作就花费了3个月时间。
“经典改编可以让我讲出全世界都听得懂的故事。”这是肯尼思接拍波洛系列的理由，对身兼导演和主演两个职位的他来说，角色还原似乎没有自我表达重要：“我就当成，是波洛在执导这部电影。观众们会希望故事更复杂，而不仅仅是解谜。”
于是大银幕上的波洛会在飞驰的列车上追逐疑犯、近身格斗，会主动封闭船舱与凶手持枪对峙，也会在犯错时情绪失控，还曾拥有过真挚的爱情。这些“加戏”的效果往往是让虚构人物更真实、更立体，却不太像阿婆笔下的侦探。
中国观众的记忆里还有另一版波洛，1979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曾引进彼得·乌斯蒂诺夫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哦我的老伙计”式的台词里首次感受阿加莎作品的魅力。
彼得·乌斯蒂诺夫一共主演过6部波洛电影，严格来说人高马大的他也没有在外形层面还原角色，但其表演还是让一批观众印象深刻，以至在很长时间里代表着波洛的真人形象，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依然可见想重温他作品的呼声。
迄今对角色最长情的扮演者，莫过于英国演员大卫·苏切特，他在25年时间里主演了13季《大侦探波洛》电视剧，每次定妆的秘诀也是胡子：“粘上它我就完全成了波洛。”待到卸任时苏切特不由得感叹：“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是我无形的最亲密的好友。”
上世纪80年代，年逾40岁、已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浸润多年的苏切特收到一份新的工作机会，“别人要我去演波洛。”他对朋友说，朋友回复他：“这一定会改变你的一生。”苏切特起初不以为然，只是按流程去拜访阿加莎的女儿一家，当获得作家亲属当面肯定后，他逐渐意识到责任之大。1989年苏切特在《厨子惊魂》和《幽巷谋杀案》里的初亮相就惊艳了当时的观众，他就像从书里走出来的侦探一样。
阿加莎曾在手记里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夸夸其谈的可憎人物？鸡蛋形状的脑袋读起来或许能让人发笑，但我真见过这种形状吗？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出演她笔下角色的苏切特就拥有近乎完美的“鸡蛋脑袋”。
她的人设灵感来自路过她宅邸的一车比利时难民，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流亡到英国的比利时难民非常常见，从巴士下来的人群里有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小个子，步入异乡衣服却一尘不染，看起来高傲又偏执。父系家族来自邻国的苏切特认为，波洛与自己的共性便在于同为“异乡人”。
这或许能解释波洛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倨傲和怪癖，“外来者”要赢得认同总会更加与众不同。阿加莎对波洛成为侦探前的经历着墨甚少，而他有些言行连创造者都觉得过分，比如他总能在被质疑的关键时刻说出：“我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从来没错过。”
为了演出波洛的个性，苏切特参照原著写了93条备注，包括“讨厌被误认成法国人”、“晚上出门一定戴帽子”、“坐下前会擦干净椅子”等等细节，他在剧中总穿着漆皮鞋、用小碎步走路，也是来自原著的描述。由于成功捕捉了波洛性格中的“可爱与怪异”，苏切特去比利时会直接被粉丝以角色名称呼，那里是侦探的故乡，某个名为“埃勒泽勒”的小镇档案馆里还保存着波洛的出生证明。
苏切特演完了每一篇波洛小说，当最后一桩案件播出时，《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报道称，“波洛死了”。
2. “女王”永远只有一位
苏切特对波洛的探案方式有过总结：“他像一个心理学家。”这几乎也概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最大特色：不以猎奇谋杀或现场寻证吸引读者，侦探往往在不断的问询对话里发现罪犯漏洞，读者会感受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设置谜题，将所有对话、证据列出，复杂的线索渐渐完全展开，谜底揭晓时与读者进行公平的脑力对决，这种写作风格后来在日本发展为体系严密的“本格派”、“新本格”，其源头则来自一战到二战期间欧美侦探小说的黄金年代。
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私家侦探来保护财产及隐私，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所实施的教育改革，让广大下层民众开始成为小说读者。这种通俗文学题材经过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等作家的开拓，到阿瑟·柯南·道尔迎来了第一波高峰。早期的侦探小说在情节结构上还比较简单，流行的也多为中短篇作品。
就在柯南·道尔因《四签名》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那年，一名女婴在德文郡出生。当时女性少有机会接触正规教育，阿加莎童年所汲取的文学养分来自狄更斯、简·奥斯汀等作家，“《艰难时世》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最不喜欢的作家是萨克雷。”
26岁那年写出侦探处女作后，阿加莎和历史上众多著名作家一样遭受过反复退稿，6家出版社均拒绝出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其中一家把书稿放在抽屉里拖了9个月。
两年后这部小说才得以在杂志上连载，稿酬与柯南·道尔的《血字研究》一样，仅为25英镑。又过了五六年，阿加莎才凭借《罗杰疑案》名声大噪。
从事写作前的一些经历在阿加莎的创作中有所体现，比如她的小说常用毒杀而非其他更血腥的方式，且涉及到的药理规律五花八门，不像如今已被用滥的“嘴唇有杏仁味就是氰化物”。一战期间，她曾作为志愿者在医院从事药剂师工作，那时公制单位正取代“格令”、“打兰”等英制度量单位，这种转变导致药方剂量不时出错，反复亲手调配药物的过程中，阿加莎积累了大量应用知识。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就出现过马钱子碱、溴化物、吗啡等药物，《药学期刊》还曾刊发评论指出“这部小说非常真实准确”。类似冷门用药的案例不胜枚举：《五只小猪》里用过毒芹、《死亡约会》里用过洋地黄，《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用过颠茄……
不过奠定阿加莎“女王”地位的，还是她对推理小说案件模式、诡计模式的开拓。
知名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并非阿加莎首创，1933年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里出现过该模式雏形，但它却是由《无人生还》完善并发扬光大，因而这种设定又称“孤岛模式”。其要义在于将一群受害者集中到与外界隔绝的固定场景中，然后发生连环谋杀，乃至“无人生还”。
《名侦探柯南》里的黄昏之馆案件就是典型的“暴风雪山庄模式”，一群名侦探被聚集在一起，继而在互相猜忌中接连死亡，作者青山刚昌还在20多年后将整部作品背后的“黑衣组织大BOSS”设定成了黄昏之馆的主人。
《无人生还》的创举不仅有“孤岛模式”，这部小说同时运用了“比拟杀人”，即凶手按照某种特定规律连续作案，《无人生还》里的参照物是一首童谣，在阿加莎另一本小说《ABC谋杀案》里则是《铁路旅行指南》。
《ABC谋杀案》中，第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及案发地都以A开头，第二名都以B开头，以此类推，谜题难点在于多个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找不准嫌疑人。最后真相揭晓，只有受害者C才是凶手的真正目标，A、B、D的遇害都不过是凶手混淆视听的障眼法。这种把“真正谋杀藏在连续谋杀”里的设局方式，同样成为了各类作品屡次借鉴的对象，近年就有柯南《火焰中的红马》、电影《唐人街探案2》等。
阿加莎唯一一部名传后世，却几乎无人借鉴的作品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在保证侦探与读者信息对等的情况下，案件所得到的全部证词是每名嫌疑人的集体串供，案情由此扑朔迷离，而将“所有嫌疑人都是凶手”作为主要诡计，在整个侦探小说史上只能使用一次。
《东方快车谋杀案》共被翻拍过5次，高于阿加莎其他所有作品，除却故事精彩，上述“唯一性”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它最有可能穿越时间桎梏，给每一代观众带来新鲜感。
3. 古典侦探故事，还能满足当下受众吗
中国对阿加莎作品的译介可以追溯到1946年，报人姚苏凤将波洛翻译为“鲍罗”，并在给程小青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写序时，将阿加莎与柯南·道尔并称。
有单行本出版，得归功于1978年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译林》创刊人李景端曾撰文回忆当时全国各地正在放映这部电影，他认为影片远不如小说描写细腻，决定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连载，杂志出版后大受欢迎，加印到40万册，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便趁热发行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单行本。
新世纪后由原著所改编的影像作品在VCD时代收获过一批拥趸，天津音像出版社发行过16碟装的苏切特版《大侦探波洛》，同期也有各家的盗版碟片在市面上流通，成为不少观众的童年记忆。
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获得克里斯蒂版权公司的简体中文授权，第一年就推出了14种书，后在3年授权期内陆续推出60余种，黑封皮、小开本、轻型纸的阿加莎小说第一次批量遍布国内大小城市的书店。
如今中国读者欣赏阿加莎小说早已不存在时间上的迟滞，可来自“黄金年代”的古典故事，还能满足受众们的胃口吗？
当当网“图书畅销榜”的“侦探/悬疑/推理小说”类里，2021年全年TOP20仅东野圭吾就占了11个席位，阿加莎只有1本更像悬疑小说的《无人生还》上榜。2020年情况相仿，东野圭吾有12部作品排入畅销TOP20，阿加莎只有2本，数量和因热播剧受关注的国内作家紫金陈相同。
东野圭吾早年也是靠本格推理小说《放学后》出道，但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里，诸多代表作品的风格均已跳出推理范畴，他本人也不止一次表达过“本格已死”的观点，称自己“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谜题的创意与套路被不断书写，纯正的侦探推理作品能给读者带来的脑力盛宴，的确要比侧重技法的悬疑作品更难。阿加莎的作品风格也被总结为“乡村别墅派”，即案件往往发生在比较集中的空间里，登场人物能构成小圈子，在此前提下还能展现某地的人文风貌、社会状况。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新本格”在日本崛起时，旗帜人物岛田庄司的作品就已经宏大到远远脱离现实，《占星术杀人魔法》的受害人尸体部位遍布整个日本，《斜屋犯罪》的凶手为了杀人专门建造了一幢房子……尽管它们延续着“解谜”内核，但为了达成思维游戏，已经有些走向极端。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在增加构想谜题的难度，现代刑侦常用监控录像、DNA检测等手段，如果考虑受众的代入感，小说里的罪犯就无法轻易实现“不可能犯罪”。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能轻易记住伦敦每个区的土壤特征，《神探夏洛克》如要达成类似的高智商观感，编剧就得给主角加上神乎其技的“思维宫殿”。
“现代悬疑”受欢迎程度压过“古典侦探”的现象，在影视作品中也有体现。豆瓣电影悬疑类评分榜里，近10年只有3部侦探作品进入前100名，分别是《神探夏洛克：最后的誓言》《帷幕：波洛的最后一案》和《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而类似《误杀瞒天记》《心迷宫》《看不见的客人》这样的悬疑电影数量更多。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靠“反转”让观众产生超出心理预期的惊讶，如《看不见的客人》当年在社交媒体扩散口碑时，一句宣传语便是“43次反转无bug”。
在剧集领域，国内视频平台推出过主打悬疑的迷雾剧场，部分剧集还与线下剧本杀联动。2020年全年悬疑剧就有50部之多，且不乏高口碑的短剧。悬疑作品往往重情节轻人物，追求在短时间内让观众惊呼多次，强刺激和即时反馈，正在缓慢改变受众的口味。
相较之下，“名侦探”如福尔摩斯、波洛、马普尔小姐、亚森·罗宾、明智小五郎们倒显得不太注重“心理冲击”，故事推进到汇集嫌疑人、发表演讲环节时，他们更像一个个向着听众娓娓道来的老朋友。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小说在当下失去意义，没有开拓者也不存在后继者，他们的智慧已经闪烁在了无数后代书卷与影像里，假如看古典侦探小说会有“既视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巧思被致敬过太多次。
此外，正因震撼大脑的案件设计难度加大，由单一作者所创作的能破获各类疑难奇案的侦探形象，也越来越少，波洛等侦探的IP价值现在反而更加珍贵。
王安忆曾在《自选集》里表达对阿加莎的喜爱，她认为阿加莎的故事要素都很简单，动机都基于通常人性，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很像一种成人的童话”，由此带来的阅读体验是纯粹的“享受”。这或许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长盛不衰的另一重原因：如果放下先入为主的谜题期待，不论再过多少年，在某个舒适的时刻捧起她的小说时，总会跟着波洛收获一段精彩的“小冒险”。
某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序言中，阿加莎的外孙、克里斯蒂版权公司董事长马修·普理查德说外祖母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是“非常易于理解”，他还如此写道：
“如果阿加莎·克里斯蒂知道她的小故事们（她这样称呼自己的作品），仍然能给世界上这多人带来如此巨大的阅读享受，她该有多么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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