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肯尼思·布拉纳导演，并联合盖尔·加朵等演员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2月19日在中国公映，两天时间内综合票房便跌至第六名，甚至还没有已经公映20天的《熊出没·重返地球》票房高，反响可谓“静悄悄”，这实在有点儿对不住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这个大IP。
在豆瓣上，《尼罗河上的惨案》获得6.1的打分，这是个颇为尴尬的分数。更为尴尬地是，在售票平台上，它获得了8.2分，要知道同档期在豆瓣获得4.8分的《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在售票平台都有8.9的分数，由此可见，普通观众比豆瓣上的文艺青年更不待见《尼罗河上的惨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是肯尼思·布拉纳继《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后，再次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原著“下手”。《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年公映时，也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觉得它翻拍的还可以，尤其结局时模仿《最后的晚餐》的那一幕构图，让人印象深刻。
但在更多“原著党”看来，因为提前知晓了结局，《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悬疑看点消失了大半，况且还有1974年西德尼·吕美特、2010年菲利普·马丁导演的两个版本珠玉在前。肯尼思·布拉纳的上一次翻拍，虽然没翻车，但也没落下多少掌声。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肯尼思·布拉纳对此不以为然，《尼罗河上的惨案》比他上一次翻拍，问题暴露得更彻底，“平铺直叙，没有悬念”的缺憾，让大牌明星、精致服化道等优点也显得不带劲儿。当悬疑题材没了扣人心弦的悬念感，当犯罪故事失去了猜测凶手的紧张感，此类电影的魅力便大打折扣。
不过，就此将责任全部推到编剧、导演身上也不对，翻拍在整个世界电影业内都是一大难题，敢吃翻拍这只“螃蟹”，就要做好被“夹”的心理准备。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马丁·斯科塞斯把港片《无间道》翻拍为《无间道风云》，于2006年公映，并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但所谓“超过原作”的说法，更多来自没看过《无间道》的美国观众的评价，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依然偏爱刘伟强、麦兆辉导演的原版，豆瓣上的打分对此就有呈现——网友给《无间道》打了9.3分，而《无间道风云》则是7.3分。
港片黄金时代代表人物之一吴宇森，也曾在“翻拍”的这条沟里翻了船，他翻拍的《追捕》2017年公映十天后便大面积下线，票房勉强过亿，评分仅为4.5。像这样翻拍拍成“车祸现场”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就算是电影工业高度成熟的好莱坞也不能逃脱，他们翻拍的《午夜凶铃》《咒怨》《老男孩》《我的野蛮女友》等片，只能在及格线上下徘徊……
现在通过《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个IP个例，或可以再次探寻“翻拍难”这个世界性难题。《尼罗河上的惨案》最早由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创作剧本，并于1946年公演，1948年在英国出版成书，这一故事的产生，距今已经七十余年了。
七十多年貌似时间很短，但电影市场的变化，观众的更新换代，电影审美的多元化，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隔阂等等，具体到一部著作、一个IP身上的时候，都很容易成为压垮它的一座“大山”。
《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票房与口碑均不理想，或可被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接受这个七十多年前的“老古董”了，而曾经的阿加莎的粉丝们，更不愿意更改审美，用包容的态度来拥抱改编“创新”了。老粉丝的不买账与新观众的不理会，注定让《尼罗河上的惨案》无人喝彩。
翻拍电影的失败，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时代变化，如果创作者不能拿出更新更好的故事，仅仅以为凭借经典就可以重复生产下去的话，那是对电影的一个莫大误会——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电影的生命在于神秘与未知，这在电影被发明出来的那个时刻就决定了，当第一批电影观众看到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银幕上驶来的火车大惊失色的时候，对于故事悬念的渴求和对未知事物的探秘愿望，就成为电影业一直繁荣至今的核心驱动力。
简而言之，观众是喜新厌旧的，经典电影是用来仰视的，为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故事，才是电影存在的真正价值。
中国翻拍国外电影失败的比例很高，但这几年也不乏成功的作品，比如2015年改编自美国影片《十二怒汉》的《十二公民》，2017年改编自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的同名电影，2019年改编自印度影片《误杀瞒天记》的《误杀》……
这几个改编例子的成功，具有某种偶然性，比如影片尺度的突破为观众带来的震撼感，比如类型元素的新鲜感，以及电影市场兴起的悬疑风潮等，但这样的成功例子很难被复制，因为缺乏一个可以安全复制的市场环境，不能让创作者展开手脚，2021年《误杀2》的翻拍失败就是个证明。
中国电影在翻拍方面，与好莱坞的翻拍还有诸多不同，将世界范围内的经典或优秀电影成功“汉化”，中国电影从业者面临的禁忌会更多些，但优势也不是没有，比如，只要翻拍故事押准了当下情境，就大概率能提升成功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