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张嘉琦，编辑：赵普通，题图来自：B站@故宫博物院
这周，北京又下雪了。故宫再次被白色覆盖，这些时刻，钟表会记得。
去年8月，古钟表修复组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继续完成疫情前启动的联合修复工作，纪录片《我在避暑山庄修钟表》完整地记载了这次行程。
2019年至今，修复组已经在承德修复了20余件古钟表。这些钟表已经作为联合修复成果展出，目前陈列在乾清宫。
到哪儿都是修钟表，在避暑山庄也是一样。恰逢展览前夕，工作量也比一般时候要重些，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
古钟表修复组最近手头的工作，是修养心殿的钟表，即将播出的纪录片《故宫新事》，会有一集用来记录养心殿10件钟表修复的过程。
钟表组最早走红，也是因为2016年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直至今日，还有当时因为这部纪录片而爱上钟表组的观众，前去故宫“打卡”，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会热情地接待她们。
六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事。对于钟表组来说，最显性的变化是人数。
纪录片里的钟表组之所以被格外关注，除了钟表本身作为文物的特殊性之外，“后继无人”的危机也令人揪心——彼时，钟表组只有王津和亓昊楠师徒二人，这对于一个依赖代际传承的手艺活儿来说，有些危险。
王津去年年满六十，退休后被故宫返聘，继续在钟表组工作，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那块四方天地。第四代修复师亓昊楠也从“徒弟”成为了“师父”，现在，钟表组已经有三位“第五代传人”，全组共七个人。
钟表的修复技艺，是故宫里唯一绵延下来、没有断层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便是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们仍然留在宫里，进行着日常的修复工作。又是将近百年过去，一代接着一代的修复师，用一种近乎神圣的方式，完成着这种传承。
1. 镜头以外的日常
向琬是古钟表修复组目前年纪最小的修复师，出生于1990年。在纪录片播出的第二年，雕塑专业的她，通过校招进入钟表组工作。
面试地点在故宫里边，结束之后向琬回家，家人问她考得怎么样，她回道：“不知道，反正就算没考上，我也进了两回宫，还去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呢。”
入职之后，向琬才去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看的时候才和同事们对上号了，这个是谁，那个是谁。”
也有的年轻人是在看过纪录片后，才萌生了去故宫工作的想法。小秋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的时候，她读大三，为了有机会和王津见一面，她选择了故宫文创作为自己的实习工作。
在纪录片播出后，王津被称为“故宫男神”，一时间火遍全网。小秋第一次见到他，是通过同事的引荐。“跟王老师一起穿过了故宫东边的停车场，到了西边的文保科技部，那一路我都特别的紧张，到了之后，王老师跟我说，要不你合个照呗。”
随着工作的接触，小秋和王津逐渐熟悉了起来，因为喜欢钟表组，她也结识了一大帮朋友。这些朋友们有个微信群，王津也在这个群里，他会偶尔在群里发自己在故宫拍摄的照片，也会跟大家聊天，大家则亲切地称呼他为“师父”。
“追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亓昊楠和王津花了一些时间才搞明白。亓昊楠这几年陪着王津一起，接待了不少慕名而来的人。“喜欢钟表的人多了，喜欢王老师的也多了，有个来看我们的小姑娘，见到王老师真哭了。”
不过，他们对待这些粉丝，更像是对待晚辈。不忙的时候，两人会带着来故宫的“孩子们”到处逛，遇到要求合照的，也几乎从不拒绝。在疫情还没来的时候，有一次王津和向琬同乘公交车出门，被车上的乘客认了出来，小心翼翼地问：“您是故宫修钟表的王老师吗？”王津笑着说：“是是是。”
纪录片只有十多分钟，是一扇窥视钟表组的、小到不能再小的窗口。相比之下，真实的工作要有趣得多，也无聊得多。
“进宫”的第一天，向琬就上手修钟了。她的师傅亓昊楠在修一座英国钟，当年从英国辗转到广州后，粤海湾要进献给皇帝祝寿，便按照皇帝的喜好，在钟表外部安了一圈八仙人，将其固定在转盘上，循环往复而过，取“群仙祝寿之意”。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此钟是乾隆八年由西洋技师画样，乾隆帝认可后做钟处制作，直到乾隆十四年才完成。
虽然不涉及机械的部分，但修复八仙人的过程同样不容易。不过，这对向琬来说，已经是她最熟悉的工作了。“有的仙人头掉了，有的胳膊掉了，每个仙人的破损程度都不一样。”在进入钟表组的第一个月，她都在忙着修复这座英国钟上的八仙人。
和其他可以用推演完成的工作不同，修钟是没有一套标准公式的，每一件钟表的问题都不一样。这可能是故宫钟表组成立以来，离职率为0的原因——这份工作永远有新鲜感，永远能带来挑战。向琬来到钟表组已经将近五年的时间，她仍然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在这里工作“相当快乐”。
五年放在其他工作领域，已经是个不算短的时间。但是在钟表修复组，五年只是“刚刚开始”。即使是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亓昊楠，也感觉自己“没学够”。
虽然有趣，但基本功的练习仍然是枯燥且日复一日的。光是“补齿”一个步骤，向琬就反复练习了好久。
钟表是机械极为精密的仪器，每个齿轮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体转动。“补齿”就是齿轮的修复。将齿轮上断了的齿孔磨平，打眼，然后插一个钢钉或铜钉，再磨成齿的样子——像这样精细、重复的工作，几乎是钟表修复师们的日常任务。
“人多就多修点，人少就少修点。”反正仓库里的钟表是永远修不完的，也不存在“修完”一说。
在亓昊楠的印象里，仓库里现存的、破损比较严重的古钟表，大概还有200余件。在时间的冲刷下，即使是修好的钟表，也要持续保养。现在钟表馆展出的古钟表，也会陆陆续续进入保养和维护的环节。
镜头之外的钟表组的日常，就是一件接着一件的钟表，和由这些钟表串联起来的漫长时光。
2. 钟表修复，一场接力
在钟表组只有王津和亓昊楠师徒二人的时候，他们是不谈分工的，只要踏进这个大门，就什么都要学。
修钟表和修其他文物还不太一样，珐琅、裱画、镶嵌、机械……修复技巧是永远学不完的，每次都会遇到新的难题。如果遇到实在不熟悉的领域，钟表组还要从其他修复组“借调”专业人才来帮助完成。
人员扩充之后，钟表组就不再需要向别的组借人了。亓昊楠谈起这个变化时，语气里带着一种欣慰：“我的两个徒弟，一个是学雕塑研究的，一个学绘画的，我师妹学的是珠宝鉴定，对钟表镶嵌和珐琅料石之类的东西比较了解，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遇到任何问题，都能自己解决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各司其职”。钟表修复是门手艺，手艺和工作的最大区别就是需要独立掌握，也不存在什么对口专业，“师父带徒弟，外面学不着的。”
如果时间太紧张，大家就会采取分工的形式，确保最高效地完成任务。但每个人的最终评判标准，都是要具备独立修复的能力。
时代的变化，反映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观念上。亓昊楠大学学的是自动化，当时“钟表修复师”还是个冷门的职业，没人知道是做什么的。老师在班上提了一句，全班（后来发现是全国）只有他一个人报名。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学门手艺，至少饿不死。”亓昊楠2005年进入钟表组，在此之前的29年，古钟表修复组最年轻的一直是王津。
谁也没想到，这么多年后，在故宫做钟表修复师，成了一件在外界看来有点了不起的事。纪录片播出后，弹幕上充满了热心网友的提问：“王师傅还收徒弟吗？上过大学的那种。”
进入故宫的人也变了。“他们的诉求和我当时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想法都比较灵活，不局限于只是工作，他们都有自己的课题，往各自的研究方向再深入一些，不像我们成天低着头干活。”亓昊楠说道。
这些年轻人的加入，让古钟表修复这门手艺，迎来了新的未来。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王津在钟表馆向观众介绍一座展出的钟。“在它功能全恢复的情况下，它的感觉和现在不动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这些钟刚修完都是非常漂亮的。你看现在，就这么静态地摆在这儿，看着都有点心疼，费了那么大劲修的。”
只有在为数不多的纪录片里，才能看到这些钟表动起来的样子。亓昊楠也觉得很可惜，“修好了之后动起来，就我俩能看见，别人都不知道。人家问你干什么的，我说修钟表，大家只能想到超市门口那种换块电池、换个表带的地方。”
亓昊楠的徒弟向琬正在做的课题，是钟表3D展示。在学习修复技术的基础上，她在尝试着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些钟表“活起来”的样子。
技术的革新，也让文物越来越接近它的原貌。亓昊楠的师妹刘潇雨在做的课题与珐琅有关，包括颜料的配比、烧制的工具等等，随着课题一级一级深入，尽力还原每座钟表最初的样貌。
文物修复的工作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考虑到了未来修复技术的进步。比如，在修复时，需要保证对文物的“最少干预”和“可逆性”，当下一代、下下一代修复师有了更好的办法后，就可以根据修复记录，把之前的修复痕迹去除，再使用新的修复技术。因此，每一座钟表，都蕴含了几代人的修复成果。
如果不能保证可逆性和最少干预，即使能够恢复原貌，也不被允许修复。“很多国外的东西也是这样，展示文物目前的状态，可能是个破损的陶罐，几片残片放在那儿，日后有了更好的办法，再去修复它。”
这也是档案的重要性。第一代和第二代修复师经手的钟表大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全靠老师傅们的记忆和口口相传，如果遇到谁都没见过的钟表，要找到曾经修复的痕迹就全凭经验了。由于无法定位，有时候不得不多走弯路。
现在，每件钟表都有单独的档案，记录它每次修复的责任人，和完整的修复方案，包括修之前是什么样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动了哪些部分，修完后是什么状态等等。每件钟表在修复前，档案的完善和影像纪录的补充都会减轻下一代修复师的负担。
科技的进步，也改变着修复师们的工作方式。在没有互联网和电子设备的时候，记忆就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每一件钟表在修复时，都要进行全方位的拆解，才能找到有问题的部分，大型钟表甚至有几千个零件。所以老师傅们除了需要练习钟表修复，还要锻炼记忆力。
在王津还是学徒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把拆卸下来的钟表零件分类码好后，师父就会走过来，拨乱，再让他重新分类。现在有很多设备可以用来帮助记录，修复师们不需要再进行这些枯燥而困难的训练了。
不过，技术的进步始终不能代替人工。“比如打个孔，以前的师傅会用手碾一点一点碾，现在虽然有机器，找好钻头就能进去了，但有时候还是感觉不太行，亓哥就说，你还是用手碾慢慢碾吧。”向婉说。
或许这就是钟表组到现在还遵循“师承制”的原因：和历史打交道，和文物对话这件事，还是要靠人来完成。对于他们而言，传承是一种义务。正如王津所言：“文物不可能外传出去，这些古钟表只能靠博物馆自己来做。”
这也是古钟表修复组和各地博物院成立联合修复组的意义——通过培养各地的修复师，越来越多的古钟表，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这里，每一代传承人，都是在给下一代做铺垫。他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让那些蒙尘的、残缺的古钟表，回到几百年前。
3. 一期一会
向琬每修复一座钟表时，都会想的问题是：“下次我会在哪儿见到它呢？”可能在某个展柜里，可能是几十年后，出现在她徒弟的手上，也有可能，这辈子就只有这一面之缘——“能不能再见，就由不得我了。”
和文物打交道，是一期一会。
正因如此，每遇到一件钟表，对修复师来说，都是一种缘分。《我在故宫修文物》里出现的那座铜镀金乡村水法钟，是乾隆皇帝的收藏。它在库房里待了一百多年，直到2015年，故宫举办建院九十周年的修复成果展时，才有机会“重见天日”，来到了王津的面前。
在亓昊楠心里，师父王津是一个“标准”。“师父修了这么多年，才修了三百多件，我到现在修了一百多件，还远远不够，没见过的东西还多着呢。”
现在故宫现存的钟表数量，大约是1500多件，每件钟表拆开来，都是不一样的构造。如果说亓昊楠的职业生涯还有什么遗憾，那可能是仓库里那些永远没有机会见到的钟表。“有的怀表保存得非常好，就一直在库房里搁着，从来没修过。我来了十七八年了，都没怎么拆过怀表。”
抱着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见”的心态，对于钟表修复师而言，即使是再日常的工作，也带上了那么点儿敬畏心。向琬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在退休之后，有朝一日见到自己曾修过的钟表，对它没有任何遗憾。
“如果你想见一个故人，即使很久没见了，你还是能找到他。但钟表是不由你意愿的，它就是会走，会去到库房里，去到别的城市，去到展柜里，这是没办法的。所以在和它相处的时候，就会更珍惜。”
在修复钟表的过程中，修复师经常意外地发现前人留下的印记，或是之前的修复痕迹，或是钟表在传进国内后，当时的钟表匠人们的再加工，甚至是一些留在零件上的指纹，都是岁月的刻度。对他们而言，修复文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与历史对话的过程，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生命体验。
王津记得他修过的所有钟表，有些连年份都记得住。在逛钟表馆的时候，他像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这座大概是在1981年，跟着老师傅们一起修的，我当时才20岁，还给师父们打下手呢。”
有些钟表在展览上再见，有些则有机会再次触碰，有一次，刘潇雨在修一座钟，王津从身后经过，说，“这是我还在当学徒的时候，碰到过的钟。”
钟表修复是为数不多的、还保留“师徒制”的工作。传承一门手艺这件事，听起来有些神秘，会让很多人想起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的画面，
亓昊楠在进钟表组之前，也觉得“师父”是个充满威严的名词。他对“师徒制”的印象，全部来自于电视剧《大染坊》。“想跟师父学个东西，且得拍马屁，师父还得留一手，不教你，或者给你使坏，来之前就是这么想的。”
“后来一见王老师，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跟你们看到纪录片里的是一样的，他就是那个性格，所以我俩也有什么就说什么。”
这一代师徒，和上一代师徒也有点不一样。由于年龄差距不大，亓昊楠的徒弟们跟他更像是伙伴。“他们身上也有很多东西，是我需要学习的。”他的徒弟都喊他“亓哥”，像武侠剧里的“师父”“师姑”这样的称呼，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新的修复师正在成长，王津也退休了。被故宫返聘后，没有了“八点上班，五点下班”的规定，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欣赏这座他待了半辈子的皇家宫殿。在小秋的群里，经常能看到王津发的故宫照片，红墙、绿瓦、蓝天、白雪，故宫的人来来去去，而景色的变化只跟随时间而更迭。
虽然小秋最终没能进入钟表组工作，但她会在微博上关注钟表组最新修复的钟表，然后画一张手绘图存档，以自己的方式陪伴着她的热爱。她创建的那个微信群仍然很活跃，每当钟表组有新的消息，她们总是第一时间讨论。王津像他们的“大家长”，每天下班的时候会在群里跟大家“汇报”。
一转眼，亓昊楠进入钟表组快二十年了。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亓昊楠萌生了转行的念头。“那会儿就我和师父俩人，一人坐一个拐角，一坐就是一整天，感觉有点麻木，就想尝试一下别的工作。”在王津的挽留下，亓昊楠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他已经成长为现在钟表组的“中坚力量”。在避暑山庄的纪录片里，有弹幕感慨道，“《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亓小哥还是徒弟呢，现在已经成了师父了。”
90后的向琬，已经决定在故宫干到退休。刚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起床，对她来说是很困难的任务。而现在，她已经爱上了清晨，享受游客们感受不到的、安静而空荡荡的故宫。
“走在路上，看到乌鸦在飞，喜鹊在飞，啄木鸟在啄树，就觉得这一切好可爱，看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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