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此是建業人也”墓砖。 图片来自扶余文物研究所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立扶余文物研究所近日对外披露，2021年在忠清南道武宁王陵附近出土了一块墓砖，侧面刻7个汉字——“造此是建業人也”。
建業（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建业之名使用时间仅限于三国东吴政权。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徙治秣陵，此为南京定都之始；次年（212年），孙权筑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直至东吴天纪四年（280年），吴为晋所灭，建业不再为国都，被更名为建邺，后又避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讳更名建康，为东晋、南朝所沿用。
时隔两百年，“建业人”墓砖从何而来
武宁王陵位于韩国南部忠清南道公州郡公州邑西北约1公里的宋山里，1971年发掘，被称为韩国20世纪考古发掘的最大成果。墓中出土墓志刻石、王冠、金器等众多国宝级文物，是研究百济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从中亦可见到诸多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影响的痕迹。
墓主人武宁王是百济第二十五代王，为东城王之次子，公元501年至523年在位。同时期中国为南北朝北魏-梁对峙时期，武宁王即位后遣使赴梁朝朝贺，得到梁武帝的册封。
梁朝距离吴亡已过去200余年，那为什么同时期的朝鲜半岛仍会存有“建業”这样带有三国东吴烙印的物品呢？笔者以为可能有两种可能。
一是这块墓砖为三国时期东吴东渡朝鲜半岛的工人所造，而百济武宁王陵在修建中，采用了前朝旧砖。这些砖可能是前朝砖厂未用完的材料，也可能来自对旧有陵墓拆除的“二次利用”。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考古中屡有发现：如1973年在河南省南阳市发现了一座曹魏时期墓葬，墓中发现了著名的“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据画像石铭文可知画像石刻于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应是原墓在汉末被掘毁，该画像石被曹魏墓再度利用；又如2015年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在部分墓砖上发现有“永寿元年沈淮”的戳印，“永寿”为东汉桓帝的年号，但这并不影响对墓葬年代为曹魏时期的总体判断，应理解为薄葬背景下对东汉建筑材料的延续使用。
据媒体报道，韩国公州教育大学教授李炳镐（音译）表示，从墓砖上发现“建業”可见，当时百济和中国有过交流。但“建业人”是参与砖石建造还是参与整个石墓建造，尚难下结论。
二是这块墓砖可能为东吴东渡朝鲜半岛工人的后人所造，吴人东渡之后，并不会随中国的朝代更替而改变对“建业”的称呼。他们即便客居他乡，传宗数代，仍眷恋家乡，以“建业人”自居。
三国时期，开辟从江南至东北的海上航道
无论是哪种可能，这块“造此是建業人也”墓砖无疑是中国与百济交往的见证者，它更将中国江南地区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直接往来，追溯到了1800年前的三国时期。
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左右，即中国西汉至东晋，今朝鲜半岛南部分为马韩、辰韩、弁韩三个部落联盟，称为“三韩”。其中位于西岸的马韩最强，分为五十余国，“大国万馀家，小国数千家，总十馀万户”。其中包括一个由扶余人建立的“伯济国”（即百济国）。魏晋之时，百济国在马韩联盟中逐渐取得强势地位，并进而取代马韩，具备国家政权的特征。
马韩-百济虽没有在陆路与中国接壤，但与中国隔海相望，海路交通便捷。东汉末年以来，由于中原战乱，幽州、青州、冀州等北部沿海地区居民大批渡海向朝鲜半岛迁徙。《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这是朝鲜半岛政权被称为“韩国”的最早记录。
与此同时，立足东南的东吴政权拥有强大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后人称“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吴帝孙权亦十分重视海洋扩张，他曾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出海寻访传说中的夷洲、亶洲，夷洲即今台湾岛，亶洲据推测为今日本九州、琉球一带。当时亶洲与东吴会稽郡（今浙江、福建一带）已有民间海上往来，“（亶洲）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
为了对付强大的曹魏，孙权还试图与远在辽东（今辽宁一带）割据的公孙渊进行海上之盟。嘉禾元年（232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至辽东”，次年又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令太常张弥等率万人浮海至辽东册封。虽然孙权通辽东的计划后来因为公孙渊的背盟而破产，但他开通了从长江下游由海路直通东北地区的航路。史称“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
在此基础上，东吴也第一次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发生了接触。
《吴书》载，公孙渊背盟后，滞留辽东的吴使秦旦、杜德等逃奔至高句丽，诈称他们是东吴派往高句丽的使者，途中为公孙渊所劫。高句丽王位宫大喜，“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一年后，孙权又派使者拜位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试图与高句丽联盟。尽管高句丽考虑到不敢得罪曹魏，拒绝了与东吴联盟的请求，但东吴也获得了高句丽所赠的上等马八十匹。
史籍中虽未见东吴与马韩（百济）来往的记载，但可以想见，随着江东至辽东、高句丽航路的开通，从中国东南沿海至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应不是难事，而武宁王陵墓砖上的“建业人”可能就是在这时，经由这条海上通路从东吴国都建业出发，抵达百济国。
一位从南京北渡朝鲜半岛的制砖匠人
那么，这位“建业人”会是东吴政权官方派往百济的工匠吗？笔者以为，其更可能是以民间身份渡海迁徙过去的。
在日本曾出土发现了大批与魏晋时期铜镜相似的“三角缘神兽镜”，数量超过500枚。早期日本学者认为，这批三角缘神兽镜是在魏国铸造后，通过赏赐的方式流入日本的，但中国学者王仲殊提出了“吴镜说”，认为它们“是中国孙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
比如，日本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上有“本是京师，绝地亡出”铭文。王仲殊认为，此处“京”应为东吴之京城（今江苏镇江），这位造镜师正是从京城逃亡，东渡至倭国的。
当然，王仲殊的“吴镜说”在学术界仍有质疑。但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在三国时存在从镇江东渡日本列岛的造镜师的话，那么一位从南京北渡朝鲜半岛的制砖匠人的身影也就清晰了起来。
我们无法得知这位漂洋过海投身异国他乡的“建业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但好在，他用一块墓砖，让千年后的我们知道他曾经来过这片土地。
（作者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出版作品有《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这样好读的历史：三国争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