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纽约市警察局公布了2022年1月份各区的犯罪数据,整体犯罪指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8.5%。除了谋杀案略有减少(从33起减少到28起)之外,其他各类犯罪均有所增加。比如全市范围内的抢劫案增加了 33.1%(共1,251 起),重大盗窃案增加了 58.1%(共4,047起),枪击事件增加了 31.6%(共10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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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警察局目前将工作重点放在遏制枪击案上,“纽约警察局将永远致力于确保公共安全,永远不会放弃这座城市,”警察局长 Keechant Sewell在官方通报中说:“这是我们对纽约人和纽约市的庄严誓言。所有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打击枪支暴力犯罪至关重要。

 

但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发现,纽约市不同地区的罪案类型及其变化有很大的差异。涉及黑社会性质的恶性犯罪包括枪击案等,在华人聚居区的发生率并不高,而且近年来整体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布鲁克林八大道等地区这类案件甚至还有所减少;但是重大盗窃案(盗窃财物价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或者涉及信用卡盗刷等类型的犯罪)在几个华人聚居区发生的情况远比全市整体情况严重。

截至今年2月6日,辖法拉盛华人区的109警察分局,报告重盗窃罪共180起,是去年同期62起的近3倍;辖布鲁克林八大道及日落公园地区的72分局,报告重盗窃罪132起,是去年同期44起的整3倍;辖艾姆赫斯特和可乐娜的110分局,报告197起,是去年43起的4倍多。



三个华人区成纽约市犯罪率激增的重灾区。

这几个华人较多的区域成了拉高该项指标全城整体数据的“主力”。除此之外,贝赛、下东城、班森贺等华人较多的区域该项犯罪的发生率都达到了去年同期的两倍多,曼哈顿中国城一带略好,但也增加了超过1/3。

 

比较轻(价值1000美元以下)的盗窃案则根本就不在统计数据中。

 

“低级”“中级”和“高级”的偷盗

 

大中华超市在曼哈顿中国城、法拉盛北方大道以及可乐娜99街分别有三家分店。而跟统计数据能够相呼应的是,可乐娜的那家店最近遭遇的盗窃案相对其他两家店更多。

大中华集团的经理石青松告诉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疫情期间店内的偷盗事件确实发生得更频繁了。在疫情开始之后,听闻有一些亚裔超市遭到过抢劫,大中华就在全美各个超市加强了安保,以求“自救”,包括雇佣保安,严格执行多人开关店流程等等。



大中华超市可乐娜店,门口坐着默默把守观察店内情况的保安。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遭到过抢劫,”石青松说:“但是偷盗的情况在增多,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种。”

 

“低级”的是什么都拿,盗窃行为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看起来有些可悲。比如把鲜肉藏进衣服里,偷又重又不值钱的饮料等等。据超市工作人员观察和视频监控的记录,这些偷盗者有的是无家可归者,有的是看起来确实比较穷困潦倒的人。有的人多次出现,都已经被店员认识了,可能再要进门的时候,保安就会提醒他说:“我们有监控,你不要再来了。”有的人也就不再来了。

 

“中级”的偷盗会有些技术含量,盗窃者对偷的东西也有一些选择。有人把东西藏在衣服里,有人压在购物车底下,有人把贵的海鲜套上冰块藏在便宜的海鲜下面,在结账的时候蒙混过关。一般说来当他们走到收银台的时候,店员或者收银员就已经知道了。为了不激化矛盾导致安全风险,更是造成其他顾客心理的紧张,收银员一般都会以比较礼貌和体面的方式提醒对方:“下面那个东西忘了扫了,请问您还要吗?”

 

“高级”的偷盗专门挑贵重物品下手,隐藏工作也做得更好。有的偷盗者表面看起来还是很体面的人,有的也是惯犯。他们有选择性的拿体积小而贵的商品,可能会移花接木的在商品包装、价签上做手脚。但其实通过视频监控和有经验的店员“过手”,这些行为依然会很快被发现。



大中华超市可乐娜店内。

 

“以往超市发现小偷什么的,店员们还会骂几句甚至推搡他几下发泄愤怒,但是现在我们都更谨慎了。再贵的财物也没有店员的生命重要。”石青松说:“如果遇到态度恶劣的,劝不听的,甚至被发现后抱起东西就跑的,我们也让店员不要追了,记录在案报警就是了。”

“执法难”困扰华人商家,也困扰警察

 

可是,报警也很难解决问题,因为要么就是要等很久警察才到,出警较慢,要么就是根本不出警,因为这类“轻罪”很难抓人。超市的工作人员于是想办法帮警察创造立案的条件,比如发现惯犯后也不声张,也不跟人发生冲突,而是通过视频记录默默的把他们一次又一次偷盗的行为累积起来交给警察。虽然一次达不到“重大盗窃”的程度,但是多次累积就可能超过1000美元了。

 

石青松告诉记者,超市的原则是尽最大可能的保障员工和顾客的人身安全,这是第一位的,控制损失则放在第二位。对于偷盗者,首先也是以礼相待,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尽量让他们受到感化或者知道自己被关注着,主动放弃偷盗行为;然后再是温和提醒买单,尽量给人找台阶下,员工之间传递信息都是用“暗号”,顾及偷盗者的体面;最后没能阻止的情况下才是报警处理。

 

“主要是华人习惯用现金的比较多,华人商家也往往有较多现金流,”一位纽约警察告诉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偷盗抢劫案例都是瞄准华人和华人商家下手。在这类犯罪面前,华人是更应受到保护的弱势群体,但是目前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所恶化。”

他认为,不仅仅有疫情期间经济下行的原因,也有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在共同遏制犯罪的任务面前合作乏力的原因,经济下行只是让这种矛盾更加凸显而已。“比如有的偷盗案件,我们就算抓了人,检察官也不起诉,还有一些轻罪案件甚至抓都没有办法抓,抓到也只能放了。”

另一位警察则苦笑着说:“有的立法者并不会从遏制犯罪和改善治安的角度考虑问题,却更像是从制衡政治对手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把矛头指向警察,通过一些法案来限制警察的执法,但同时又要指责警察执法不力。最近两个警察被杀也使得警察队伍受到很大伤害,我们自己也缺乏安全感。”



对执政者的期望

 

石青松认为,就算抓了只能放,警察出现一下,管一下,也是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威慑作用的。他对警队出身,多次公开表态坚决遏制犯罪势头的新任市长亚当斯抱有很高的期望值,认为他基层工作经验很丰富,对华裔群体的关心也溢于言表,承诺为民众办事的决心看起来也很大。所以非常希望在他任上能看到一些事情的改观。

 

最重要的就是治安问题的改善。石青松说,疫情期间的仇亚情绪在蔓延,华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大家已经十分的谨小慎微了,但是却还是难免遭遇侵害。很多华人移民在美国本来就要克服语言、文化等不熟悉的障碍,如果安全上没有保障,大家心里面会更紧张。

 

其次是对更加弱势群体的无家可归者的照顾问题。收容所建了有很多,但是人群密集的地方还总是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安营扎寨,他们宁愿在公共场所大小便,忍受路人的冷眼污染公共的环境,也不愿意呆在收容所,这是我们的收容所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无论是无家可归者,还是纽约市民,都值得文明体面的生活,而不应忍受一个恶化的环境。

 

再者是疫情后重整零售业的期望,在现行的各类立法和执法情形下,华人和华人商家的利益常常会有很多额外的损失,希望民选官员在立法和政策制定的时候充分给予考虑,比如针对具体情况调整商场内客流量的控制要求,更有效的遏制偷盗等轻罪犯罪等等,给华人提供更宽松一些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