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翻滚坚果RollingNut（ID：Rolling_Nut），作者：曹思颀，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哪怕在热点频出的冬奥期间，中国女足也抢足了头条和风头。
时隔16年第一个亚洲冠军、连续3场逆转的神剧情、和中国男足截然不同的比赛过程和结果、中国体育报道历史上少见的空地视频通话连线……
不过对于更广大的受众来说，可能中国女足仍然只是一个抽象的和“胜利”、“冠军”相结合的概念。关于女足，这里有8个可能你最关心的问题，以及背后反映出的女足运动变化。
Q1：女足球员的收入从哪来？
这应该是今天讨论最多的话题。
收入可以整体分为日常收入+大赛奖金两部分。
在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后，大赛奖金被摆在了明面上。除亚足联发言人此前透漏的赛事冠军奖金100万美元（约合636万人民币）外，中国之队官方合作伙伴蒙牛乳业宣布给予女足1000万元现金奖励，支付宝则公布了一笔1000万元（球员）+300万元（教练团队）的奖金。
显然，这是一笔大钱。
除去这笔巨款，姑娘球员们的日常收入情况如何呢？
整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体育局基础工资和奖金+国家队补贴+俱乐部比赛奖金收入。
其中“体育局基础工资和奖金”是相对特殊的，毕竟中国男足队员们没有此部分收入。但在没有奖金（一般来自全运会等比赛）的情况下，体制内的基础工资可以理解为相对普通的。
在“国家队补贴”部分，根据中国足协2020年5月公布的《10年10亿女足支持计划首年资金使用对账单》显示，2019年共有2000万元用于“各级国家队及队员的激励保障计划”，包括各类女足大赛奖励计划、女足运动员各类集训补贴等项目。
也就是说，一名女足国家队国脚在2019年平均在国家队取得的补贴收入可以以“十万”作为数量级单位。不过，由于中国足协并未公布2020年“对账单”，因此这部分收入在2020和2021年是否受到影响，在没有进一步采访或公开信息出现前，严格意义上无从判断。
至于“俱乐部比赛奖金收入”这部分，由于没有公开数据或球员本人采访，我们选择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对比俱乐部投入的方式进行推算。
Q2：女足俱乐部，生存状况如何？
关于这个问题，有具体数据的可靠公开信息并不多。我们找到了一份国际足联2021年5月发布的名为《FIFA Benchmarking report - Women's football》的报告，以及《中国新闻网》2021年2月关于北京女足的一篇媒体报道。
第一份报告的统计周期是疫情前的2019赛季，可以提炼出两个关键信息：
1、俱乐部平均年收入为1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万元），其中46%计为来自“赞助”、26%计为来自“协会”、22%计为来自“其他”；
2、总支出的56%用于球员薪资。
第二份新闻报道中，采访时间发生在2021年年初。报道中写道：
“于允（北京女足主教练）算了一笔账，以北京女足的班底，除去其他运营费用，在队伍中投入1500万，就能维持在女超前6名水平。投入2500万至3000万，则是前3的配置。”
与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对比两份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疫情之后，女超俱乐部的投入也远高于2019赛季的平均收入（注：女超2019赛季共有8队，2020赛季扩军至10队）；
2.如果按照2019赛季的投入比例（56%）计算，女超排名前6的俱乐部每个赛季在球员薪水这一科目的总支出在840万~1680万之间。那么平均到每名上场球员的收入，也基本可以用“十万”为单位。
Q3：所以女足还在“过苦日子”吗？
当然不是。
综合前面的内容，再次把女足球员的三块收入相加：
体育局基础工资和奖金（基本）+国家队补贴（十万数量级）+俱乐部比赛奖金收入（十万数量级）
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队球员日常年收入在几十万至一百万区间。
收入高吗？至少不符合长期以来“女足待遇低”这个刻板印象，不穷了。
即便对于没有进入国字号、或者效力于次级联赛的球员来说，也有来自体制内的基本工资。用一位前女甲（第二级别）球员在2020年7月告诉我们的话说：“工资是够自己开销的，吃饭住宿都在队里。”
普通球员也是稳定的。
Q4：所以女足是所谓“举国体制”项目吗？
这里不做直接做“yes or no”的直接判断，还是讲几个例子。
首先，前面有提到女足球员是要在体制内的体育局等单位拿工资的。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即使在疫情之后，女超俱乐部的支出仍远高于疫情前的收入。
为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一份2019年发布的“关于增加和调整《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部分内容的通知”，规定在2020年度中超年度准入审核中，将女足队伍建设从“C标”（倡导性标准）升级为“A标”（强制性标准）。
“没有女足的俱乐部将不能取得中超联赛的准入资格。”
“申请准入的俱乐部必须保证女足队伍的资金投入，女超俱乐部每年的投入不得低于1500万元，不得高于3000万元。”
以上均为文件内原文。
从结果来看，这份补充准入文件里对投入量级的要求可能“吓退”了不少原来准备接触女超球队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
再加上中超各队受到了疫情+房地产震荡双重打击，目前来看，大部分女超球队都由各地体育局接管。
这样的情况下，最后一件故事就出现了：
2021年，中国女足以“奥运混合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并最终夺冠。根据多家媒体当时的报道，将会这支队伍得到的金牌，按照成员分配到各省代表队的成绩中。
虽然这件事本身挺奇葩的，不过如果地方真的一年在女足方面上千万地投入，那么不合规律地要求成绩也就讲得通了。
Q5：为什么短短半年，奥运会和女足亚洲杯反差这么大？
除去在“奥运混合队”名单中自损战斗力之外（如今在英女超踢球的唐佳丽就落选了），还有比赛性质不同以及队伍整体状态不同两个原因。
首先，中国女足乃至整个亚洲女足的水平，逐渐被欧美顶尖水平拉大了差距。
2019年的法国女足世界杯（24队参赛），没有任何一支亚洲地区球队进入8强。2020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上（12队参赛），也仅有东道主日本杀进8强。
另外，由于西亚社会的原因，亚洲杯基本就是东亚三国（朝鲜本届未参赛）+澳大利亚之间的内部竞争。
所以，扩军后12队的亚洲杯，和同样是12队参赛的奥运会，难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不过奥运会上3场丢17个球出局还是太夸张了。这就要提到第二个原因：队员整体状态。
这届亚洲杯最大的观感就是，尽管中国队的打法整体没有发生改变，但球员在场上呈现出了“气质”和奥运期间完全不同，和几天在世预赛中的另一支球队也大相径庭……
我不是很喜欢“拼搏精神”这种形容，总觉得这样显得球员太艰苦了，其实她们完全呈现了一种快乐和自信的状态。在场上敢控球、敢拿球，不怕球丢在自己脚下，甚至可以快速忽略掉已有的失误，专注到下一次机会上。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在肖裕仪打入绝杀进球前的那个防守场景，中国队刚刚在后场连续用扑救和封堵化解了韩国队的一次绝佳机会。
而这些自信和快乐最重要的来源，是现任主教练水庆霞。
Q6：水指导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中国女足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位“本土女性专职女足教练”。
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此前的中国女足教练史：
1.本土男性女足教练（2003年前）：这是一开始的模式，也在那个时代缔造过铿锵玫瑰的辉煌。这些男帅在执教女足国家队之前，是有地方女足队带队基础的。
2.第一次本土男性男足教练（2003~2005）：这一阶段开始尝试让男足教练（履历相对普通）直接接手女足国家队，战绩下滑明显。
3.外籍女性女足教练（2007~2008）：中国女足第一次尝试外籍教练，然而两位教练均在2008年奥运会前离任）
4.回到本土男性男足教练（2011~2015）：和上一次用男足教练不同，这一阶段的两名男足教练属于“资历浅潜力高”的类型。不过从他们随后的发展轨迹来看，男足教练执教女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很难真正把女足当成长期事业。
5.外籍男性女足教练（2015~2018）：这一阶段里，中国女足在2015年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上的表现超出了预期，也可以认为是本届女足亚洲杯冠军班底开始走进大众视野。
6.第三次回到本土男性男足教练（2018~2021）：和前两次相比，这一次换成了在男足领域已经取得过一定成绩的男足教练。但也第三次证明了，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最后再次回到“专职女足教练”，除了业务层面的熟悉程度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懂球员、爱球员、也的确把这件事当成了长期的事业。从个体的角度证明了，选择专职女足教练是多么的重要。
Q7：中国男足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吗？
从整体来看几乎没有。如前文所言，整体的管理和发展模式差距较大。
不过从微观操作的角度来看，任命合适的主教练、不要给予球队一些奇奇怪怪的目标和压力，还是可以借鉴的。
回顾男足12强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队的换帅时机和原因都非常欠妥，新任主教练几乎没有出线这样明确可操作的竞技目标。如果唯一的要求是某一场比赛不要“添堵”，那么如此“过度激励”的结果往往就会物极必反。
Q8：女足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从欧洲女足近年取得的巨大进步来看，职业联赛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2021-22赛季开始，Sky Sports为女足英超支付了1500万镑的媒体版权费用（约1.27亿人民币）；
2022-23赛季开始，巴克莱银行冠名女足英超（打包权益包括女足足总杯）的总价为3000万镑（3年总价）。
这是中国女足联赛（甚至疫情后的中超）达不到的收入水平。
不过在国内市场化职业联赛尚未摸索出明确收入模式的环境下，强行推女足联赛“加大投入”未必就是正确的唯一答案。
根据微博博主@中国海外球员新闻 统计：2021-22赛季，共有唐佳丽、杨淑慧、沈梦雨、沈梦露4名女足球员在海外联赛的一线队有过出场记录。
在国内联赛尚未探索出更好发展模式的情况下，主动走出去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翻滚坚果RollingNut（ID：Rolling_Nut），作者：曹思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