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经济而言,中国的“存在感”有多强?

近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1年世界经济潮流》报告以直观的数据,阐释了日本对于中国制造有多依赖。

报告以疫情前的2019年数据为例,对比了对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贸易结构。结果显示,相比美国和德国,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更多。报告指出,在约5000种进口品类中,统计中国所占份额(按金额计算)超过50%的品类,日本有1133个(占比23.0%),美国和德国分别有590个(占18.1%)和250个(占8.5%)。

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华人告诉第一财经,小到华为、小米的手机,大到联想的电脑等,使用中国电子产品的日本朋友太多了。不仅是琳琅满目的实物产品,中国推出的服务和文创产品也逐渐渗透到日本市场。“TikTok(抖音短视频海外版)近两年来在日本年轻人间更是走红。”他说。

与此同时,在疫情后经济迅速复苏的中国也从日本大量进口非铁金属、汽车及塑料等工业品。从昔日中国游客“爆买”日本,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货畅销日本,中日市场间越发深度捆绑。“距离、消费习惯乃至文化,都是(中国)国内卖家比较好把握的。”上述华人说道。



2月1日,人们游览日本横滨的中华街。新华社


这些商品源自中国


报告认为,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从美国、德国、日本进口来看,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在各国进口产品种类数量中的占有率几乎没有变化。以德国为例,2009年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种类占其总进口种类数的9%,10年后,这一百分比约为8.5%;日本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占比则略微上升,从2009年的22.4%提升至2019年的23.3%。

那么,哪些与日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源自中国?报告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当年日本市场上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台式机中,几乎99%源自中国;当年手机自中国进口的占比也高达86%,较2009年的69%有显著提升;电脑零配件从中国市场进口的占比约为62%。相对于这些高科技产品,服装、鞋子等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在2019年较2009年有显著下降,至50%左右。

上述华人还表示,除了颇具代表性的电子产品,其实,近年来,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机游戏、中国品牌的服饰,还有在中国已经很普及的支付宝、共享单车,都已“攻占”日本市场,成为日本年轻人的热宠。

不仅仅是进口,中国市场也是日本各行业不容小觑的出口市场。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农产品出口额较上年上涨25%,首次突破万亿日元,达1.24万亿日元(约108亿美元)。在出口目的地中,中国内地以19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香港及美国,出口额均为14.6亿美元。因此,就整体而言,日本农水产品出口中1/3多的去向是中国市场。

日本农林水产省认为,在去年全球疫情仍波动之际,日本农产品出口的激增得益于中国市场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在经济复苏阶段中中国餐饮业的需求使然。



在第四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展台拍摄的日本酒。新华社

跨境电商助力中日进出口贸易加速,也迎来了越来越多参与者。今年,日本航空也将开辟新业务,利用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社交软件“微信”,将面向有意向中国市场销售商品的日本企业,提供上架及配送等一揽子服务,涉足中国的跨境电商市场。

东南亚“看起来很美好”

日本内阁府的报告指出,无论哪个国家,进口产品种类集中在中国的现象都不少。但报告也发出“灵魂拷问”:当中国品牌在日本市场怒刷存在感之际,日本有没有可替代的进口市场?“美国还能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向其出口多类商品;德国则呈现出向欧洲各国分散进口需求的倾向;那日本呢?”

早在此次数据出炉前,日本政府曾发起过一项高达2435亿日元(约合135亿元人民币)的“百亿补贴”计划,号召日企改革供应链,比如迁回日本本土或者搬迁至东南亚。但响应的日企非常有限。

普华永道中国国际税务合伙人李子聪告诉第一财经,日本制造业部门将部分产能迁到东南亚国家可以追溯到四五年前,当时大部分日企都已经有“中国+1”的策略,将一些相对低端的生产线迁移到东南亚国家,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但其实多年来,迁移后的日企在东南亚当地发展也是喜忧参半”。

他举例道,部分日企发现东南亚当地的员工技术能力没有中国员工那么好。“比如,越南的企业生产成本可能是国内的1/3,但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在产出力方面可能是越南劳动力8倍的优势,因此企业供应链调整至东南亚,事实上的成本不一定是真的低。”

在李子聪看来,判断所谓的生产成本,决不能看绝对生产成本,而是要看当地员工带来的实际产出力。

去年,长期从事半导体晶圆传送设备制造的日本Rorze公司就已调整其海外战略,准备把近些年一直集中在越南的生产基地搬迁至中国。按照公司的计划,在2022财年,公司计划在中国利用租赁工厂,进一步推进量产,来满足世界各地用户的需求。

据日媒报道,当初Rorze选择越南市场的原因便是看中其低成本的劳动力。但是疫情的出现打乱了企业的计划。疫情在当地的持续扩散,使得企业在越南的工厂生产时断时续。因此在全球疫情依旧严峻的大背景下,防疫形势较好的国家显然成为了“香饽饽”。为此,Rorze去年在中国的子公司加强了车间建设,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调整和投产。稳定持续的产能,对成长中的企业意味着成本更低、市场份额更大。据透露,Rorze公司的计划是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越南建立新工厂,另一方面在中国建立中长期的产业基地。

低劳动力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的深耕,中国市场对日企的吸引重心也在转变。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1在华日本企业发展调研报告》指出,最近五年在华日本企业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即便是深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在华日本企业数超过3.3万家,为5年来的最高。从营商环境看,日企对在华待遇和经营环境总体满意。报告显示,65%的受访企业认为与国内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或待遇更好。

对于受访日企而言,低劳动力成本已不再是日企在华发展首要看重的因素,认同这一比例的受访企业仅为21%。相反,看重中国这一巨大消费市场潜力的比例高达87%。其中,产业链完整度、新业务发展配套举措、物流便利和财政补贴是日企未来拓展在华投资时考虑的前四大重要因素。

日本瑞穗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菅原俊一(JunichiSugawara)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日本对中国在产业方面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日企在将其产业链多元化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在未来,不能仅仅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出口加工基地,更重要的是一个市场,一个消费这些企业所生产产品的市场。



1月31日,日本东京塔亮起“中国红”。新华社


他表示,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已于1月1日生效,中日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未来更多商品将在两国间更顺利地流动。

《日本经济蓝皮书》也认为,日本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已经逐渐从加工制造中心和出口基地,向消费中心转移。从数据来看,中日双边贸易有可能会减少,因为一部分供应链不再通过国家间的贸易完成,但是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会因此减弱。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日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71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则是中国次于东盟、欧盟和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