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固然是一个至善的愿望，然而在当下，撕裂感和区隔感不断强化，背后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什么是“我们”的认知，产生了巨大分歧。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形成，一个共同体之所以出现，往往是因为有了一致的敌人，敌人可能出现在外部，也可能出现在内部，可能实际存在，也可能虚无缥缈，敌人就是“他们”，“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我们”。
共同体内的每一个人越是把与敌人划清界限，甚至剿灭敌人作为使命和荣誉，“我们”内部的凝聚力也就越强，对“他们”的仇恨也就越深。
所以，在谈论“我们”之前，或许需要先追问，对“我”而言，我认同的“我们”到底是什么？对立面的“他们”到底是什么？
不同的答案，会指向不同的未来。
比如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一位台湾艺人在微博上号召：“我们都是人类，是人类就应该互相帮助。”
她所说的“我们”，和张艺谋想表达的“我们”，或许比较相近，“我们”，是一个即便身处不同地域，有不同习俗，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也应该互帮互助，尝试互相理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这条微博却遭受了大量批评，网民指控她说：为什么这里写的是“我们都是人类”，而不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不是因为你不够认同“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属于“人类”，“人类应该互相帮助”就包含了“中国人应该互相帮助”，无论是从基本逻辑上，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就是因为一种强烈的“敌我”观念，让指控者认为，这位艺人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只有她承认了，她才和指控者同属于一个共同体。
很多时候，“敌我”的区分就是这样残酷。
比如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男主人公陆焉识留美回国后，因为发表的文章被逮捕，打为“右派”，不仅他自己受尽劳改折磨，他的妻女也因此受到牵连，成为“人民的敌人”。
他几经波折逃离草原回到上海，也只能远远地看看自己的亲人，然后回去自首，因为她女儿曾在电话里对他说：“如果你还稍微有点良心，就不要回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一份离婚协议，与妻子断绝关系，以此让妻女脱离“敌属”身份，重新回到“人民”的队列中，在那个年代，“人民”就是“我们”。
陆焉识被逮捕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被打成“右派”，他发问，回答他的只有拳脚和折磨。
想要问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并不容易，当身边的一切都在告诉自己，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他们”，当所谓的“答案”已经摆在面前，一旦追问，很可能会让自己瞬间就从“我们”变成“他们”。
自由，或许是追问的前提。
从一场想要传达“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晚会中，希望我们都能重新审视自己认同的“我们”，这不仅仅留给中国的命题，不应该随晚会上空的烟花消散。
面对那些价值的鸿沟，那些激烈的分歧，那些无法谈及的话题，那些远方和近处的苦难，“我们”是什么，决定了迎接我们的是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