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28日，英国出现30年来最大的示威游行，50万英国人走上街头，反对英国攻打伊拉克。
唐娜是这50万人中的一员。她从小在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工人家庭长大，成年后在伦敦戒毒所当护士，周围的很多朋友都是工会官员、反种族主义活动家。
唐娜自己也是Unison工会的成员，所以出现在这里没有任何意外。
（唐娜·麦克莱恩）
游行的大部队缓缓走过皮卡迪利街，唐娜注意到有个男人靠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栏杆，默默地看着自己。
工会的朋友介绍，这是卡罗·内里（Carlo Neri），来自意大利的工会同志，一年前刚到伦敦。他有着和他们一样的政治信仰，是个好人。
（卡罗·内里）
和卡罗接触后没多久，唐娜感到自己着迷了。
那时的她30岁，刚刚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正处在情感脆弱期，突然出现的卡罗对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他们拥有相同的政治价值观、阅读相同的书、喜欢相同的音乐。如此志趣相投的人，实在世间少见。更重要的是，卡罗似乎也有些脆弱，他说他的父亲一直对母亲家暴，他恨自己保护不好母亲。在母亲去世后，他忍受不了和父亲生活在一个城市，所以来到英国。
唐娜听了很有感触，因为她也有一个暴力的父亲，童年过得不快乐。这段相似的经历，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6周后，卡罗就成为唐娜的男友，搬进她的公寓。
如果“男友”是个职位，那么卡罗拿到一定是高级证书，因为唐娜真的挑不出一点错。
（唐娜和卡罗）
这个意大利男人热爱做饭，每天早上，当唐娜还躺在床上睡懒觉时，他就做好班尼迪克蛋和荷兰酱，唤她起来吃。
他还特别大方，不管是见唐娜的家人还是朋友，他都会精心准备好礼物，讨大家喜欢。
他很会社交，为人浪漫风趣，虽然在伦敦认识的人不多，但卡罗喜欢宴请唐娜的朋友们，这让她感觉他是在努力了解自己，融入她的圈子。
卡罗也乐于助人，他的工作是锁匠，发现唐娜公寓的门不安全后，建议她换锁。他也建议其他工会的朋友们换锁，因为他是唐娜的男友，大家都信任他，所以很多人都换了。
当然，这也意味着，卡罗掌握了所有人的备用钥匙。
第一次见面的三个月后，卡罗向唐娜求婚了。
那是在一场盛大的派对上，唐娜圈子里所有的工会朋友、政治活动家都来了，卡罗穿着唐娜母亲送的圣诞衬衫，和所有不认识的人打招呼。
派对的高潮，一首浪漫的情歌从音乐播放器里响起，卡罗唱着歌，在舞池中央单膝跪下。
“你愿意嫁给我吗，唐娜？”
唐娜没有料到这一出，她兴奋地尖叫起来，高喊“是的！”。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就像这世间无数对普通又幸福的新人。
（卡罗在意大利）
2003年的大部分时间，唐娜和卡罗过得非常好。唐娜的母亲和妹妹很喜欢他，妹妹的大学毕业典礼请他参加，母亲每到一个地方旅游就买雪晶球，因为卡罗喜欢收藏它们。
在卡罗33岁生日那天，他带唐娜去意大利的老家博洛尼亚市，提前过起蜜月。
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障碍，在壁炉架上他摆了一些相框，里面是他儿子和他姐姐的照片。儿子是他和前女友生的，每隔一周他都会去看他。唐娜想见见，但卡罗说前女友不会让。
至于他姐姐，是个隐居在彼得伯勒市的怪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酗酒抽烟，郁郁寡欢。
这些都令人在意，但他们离得太远了，威胁不到自己，唐娜相信两人会顺利地在一起。
可在2003年年底，卡罗变了。
他变得心烦意乱、脾气暴躁，开始不停喝酒，一边喝一边诉说他糟糕的童年。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会突然失踪，曾经整整一周都联系不上。后来他说，自己在意大利警察的车上小便，被捕入狱。
卡罗在意大利度过2003年的圣诞节，回来告诉唐娜，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在葬礼上，他听自己的姐姐说了件骇人听闻的事：原来，父亲在她小时候性侵过她，导致她精神崩溃！
“他说的那些内容实在太可怕了。”唐娜多年后在采访中说，“因为他详细描述了过程，看上去也很震惊，所以我相信了。”
卡罗说自己要搬出去静一静，因为知道他内心受创，唐娜没有阻止。
之后几个月，卡罗发短信说他想自杀，唐娜竭尽所能去帮助他。他还想和她见面，一周几次，这样持续了半年。
唐娜最后一次见到卡罗，是在2004年11月，两人在周四的深夜，去伦敦市中心的电影院看一部关于婚姻破裂的意大利长片。
唐娜以为他会留下来，但卡罗让出租车司机把她送走。两周后，他寄来一封信，写着他会永远爱她，可惜无法在一起。
后来，有熟人告诉唐娜，卡罗搬回意大利了。她以为两人不会再见面，但2006年，她遇到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在伦敦地铁里，她看到一个戴着棒球帽、穿着机车夹克的男人坐在自己对面。男人的头发散乱，身上到处是乐队勋章，看上去像是德国死亡金属乐的粉丝。
这些都和卡罗不一样，但从眼睛到脸到手，那人分明是卡罗的长相，唐娜对此困惑了很久。
直到2015年7月，唐娜才明白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那天，有个工会的老朋友邀请她参加伦敦的会议，在会上，唐娜发现卡罗被政治活动家和工会研究院确定为卧底警察！
警察，为什么会潜伏在工会里？
这实际上是英国伦敦警察厅的一项老政策，从1968年开始，警察厅安排了140多名警察潜入1000多个英国政治组织，用来监视组织动向，防止出现过于激进的行动。
警方潜入组织的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是伪装自己是盟友，还有和女活动家们谈恋爱。
没错，欺骗感情也是警察会用到的手段，这还是2010年马克·肯尼迪（Mark Kennedy）的案子爆出来的。
（马克·肯尼迪）
一个化名叫丽萨的环保活动家和男友马克·斯通（Mark Stone）交往6年，斯通是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经常参加抗议活动，还和警察出现过冲突。
在环保圈子里，斯通因为有钱出名，被称为“闪电侠”，他一副浪荡子的样子也很讨女孩喜欢，在丽莎之前他有过很多环保女友。
（入戏过深的马克·肯尼迪在抗议中被警方打伤）
2010年7月，丽莎和斯通在意大利度假时，丽莎独自一人在他的箱子里翻找太阳镜，结果发现了一本旧护照，上面写着“马克·肯尼迪”的名字。
照片上是斯通的脸，旁边还写着他有一个孩子。丽莎找到斯通不怎么常用的一部电话，发现有两个孩子给他发过电子邮件，叫他“爸爸”。
（马克·肯尼迪和丽莎）
丽莎质问斯通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曾经是毒枭，孩子是老友留下来的。丽莎当时信了，但之后觉得太过荒唐，和朋友们找到孩子的出生证明，发现斯通的真实职业是警察，真姓是“肯尼迪”。
6年男友是卧底警察，这着实震惊了英国环保圈。
（卸掉伪装后的马克·肯尼迪）
除了丽莎外，环保活动家凯特·威尔逊（Kate Wilson）也被斯通骗了，她们打听到有50多名女性被包括斯通在内的卧底警察欺骗感情，其中至少3人有他们的孩子。
（凯特·威尔逊和马克·肯尼迪）
卧底警察的渗透手段都有一套流程，他们基本都是已婚的男性，在伦敦有房子，可以定期回家住。
为了骗取女活动家的感情，他们会编造出一套凄惨的童年故事，博取同情。他们还会提前了解她们的爱好和特长，假装两人有一样的兴趣。
成为男友后，他们尽可能多地和圈子里的人接触，靠着女友的人脉接触组织核心，从而打听机密消息，报告给警察厅。
(伦敦警察厅）
2012年，就有人怀疑卡罗也是卧底警察，
3年后他们确认了，卡罗的真名是卡罗·索拉茨（Carlo Soracchi），一个能说意大利语的英国警察。
唐娜坐在会议室里，感到天旋地转，她原本以为两人分手全赖卡罗的变态父亲，没想到，一切都是假的。
（卡罗·索拉茨）
她越是细想，越发现两人的恋爱遵循那套模板，悲惨童年、相同爱好、社交达人，还有最后靠姐姐的性侵案脱身。原来，故事从一开始就写好结尾。
唐娜的妹妹还回忆起，在毕业典礼上，一演奏英国国歌，卡罗条件反射地站起来，直到周围人叫他坐下去。
朋友们也想到，明明职业是普通锁匠，卡罗却像富二代一样有源源不断的钱，奢华的宴会和礼物随手就给，这财力分明来自其他人。
她们深入调查，发现（毫不意外的）卡罗和唐娜恋爱时已经结婚了，两人刚认识那会儿，他妻子怀孕不久。相框里的小孩不是他前女友的，正是他妻子的。
和唐娜分手后几年，卡罗也和他的妻子离婚了，可能是他的妻子察觉到什么。执行这种活动的警察是不能把“假装恋爱”这种事告诉妻子的，所以他们两头骗。
卡罗的父亲也没有在2003年的圣诞节死亡，他到现在还活着，而且不是住在博洛尼亚，而是伦敦。
他的姐姐也根本没被性侵，也没酗酒抑郁。她是伦敦北部一家高档熟食店的老板，有一个英俊的丈夫和一个美满的家。
整件事中，唯有他姐姐的事让唐娜舒了一口气，其他的一切让她感觉活在噩梦里。
（唐娜）
她不明白为什么卡罗会瞄准她，她不是工会的高级成员，参加抗议活动也不算积极。
最大的可能性，是她的工会朋友很多，这一切是为了监视朋友们，而且她当时失恋不久，趁虚而入比较容易。
唐娜加入抗议卧底警察的组织，Police Spies Out Of lives，这个组织由被欺骗的女性构成，要求伦敦警察厅道歉赔偿。
（Police Spies Out Of lives组织）
2018年，在律师的帮助下，唐娜打起官司。为了扩大影响力，她接受媒体采访、做演讲、出书，不停向警察厅施加压力。
那年10月，唐娜在福克斯顿警察局做证据陈述，说了三个小时关于两人关系的细节（这很困难，因为必须描述两人的性生活），让她差点崩溃。
在经过种种调查后，终于，伦敦警察厅在去年承认他们派卡罗设下情感骗局，向唐娜正式道歉，并支付赔偿金。
（伦敦警察厅向被骗女性道歉）
这周二，被马克·肯尼迪欺骗的环保活动家凯特·威尔逊也得到了伦顿警察厅229471英镑的赔偿。权力调查法庭认为警方以五种方式侵犯了她的人权，严重贬低和羞辱了她。
（凯特·威尔逊打赢官司）
因为此类案件太多，法官约翰·米庭爵士(Sir John Mitting）从2014年起领导了一项针对卧底警察的公开调查，目前还在进行中。今年5月将举行下一场听证会。
唐娜知道2025年她将再见到卡罗，因为他必须出庭面对公开调查。虽然可以问他问题，但她觉得没什么意义。
“这些人都是一流的骗子，就算我问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相信我最后能听到任何真话。”唐娜说。
还好，卡罗的事没有摧毁她对其他人的信任。
“它曾经重创了我，摧毁我的世界观，但后来，我又慢慢恢复了。总的来说，我对人们还是非常信任的。至于那些坏人坏事，我相信有更多的好人在挑战他们。
坚强的、鼓舞人心的进步分子会继续前进，我们不会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