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The White House from Washington, DC,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福奇医生打开前门，不太在意我的自我介绍。“我知道你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你认为这些家伙会让你离我这么近吗？” 街对面是一个穿着耐克的安保人员，腰带别着一个徽章。他也不是唯一看着这边的人。
福奇说：“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奇？我在这里，我的房子周围有摄像头。”
这幢房子对华盛顿来说很朴素：灰泥和砖块，舒适而拥挤。没有明显的名人赠礼或尊贵的象征物。后面不用的按摩浴缸上结着冰凌。厨房台面上有几瓶红葡萄酒和橄榄油。
“这里很乱，因为你知道，在新冠时代，没有人来访。所以没人在乎。”
不过，外面还是有人过来。他们正在拍摄照片。疫情两年来，安东尼·福奇仍然是美国应对疫情的代言人，而在一月份这个寒冷的星期六，成千上万的游行者来到首都，集会反对强制接种疫苗。他们中的一些人正盯着他的家吗？
福奇说，安全人员“通常在某个时间离开，但今晚他们要睡在我们的客房里。”
新冠时代进入第三年。近90万名美国人死亡。现在平均每天有2000名（主要是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死亡，尽管有一个简单的措施来限制这种痛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福奇创立的疫苗研究中心促成的。然而，许多美国人宁愿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也不愿意接种疫苗，因为现在不仅仅是有病毒在作祟。
空气中还弥漫着别的东西。症状包括愤怒、妄想、机会主义和极端行为，比如把福奇比作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如福克斯新闻的主播罗拉·罗根于11月在电视上所做的那样），或者带着AR-15步枪和一份包括福奇在内的“邪恶”目标杀戮名单出发去华盛顿（正如上个月一名加利福尼亚男子所做的那样）。
福奇说：“太超现实主义了。”
从一开始，他就没有休息过一天。“我觉得我处于一种长期的疲惫状态。”他很快补充道：“但干扰我工作的并不是疲惫。”他是一个说话精确的人，在信息战争中的摸爬滚打使他对自己的话语格外警觉。“我都可以预见到，比如劳拉·英格拉姆（福克斯新闻的脱口秀主持人）会说：‘他累坏了! 把他赶走！’”
福奇作为一名医生和公务员已经有50多年了。在七位美国总统政府中，他一直是美国传染病方面的顶级专家。老布什曾称他为自己的个人英雄。在小布什政府，福奇成为了艾滋病救助计划的设计师，据美国政府称，这项计划在全世界拯救了2100万条生命。
福奇医生与老布什总统。Photo by: NIAID, CC BY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他了解病毒的行为方式。他也了解华盛顿运作方式。他以为他也了解人的行为方式，甚至是那些称他为杀人犯的人，就像几十年前艾滋病活动家们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们觉得被一个疏忽的政府抛弃了。那时，愤怒的人们是被真相和科学所驱使。福奇需要向他们学习，而他们也需要向他学习。我们的共同使命是追求事实和拯救生命。恐惧和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数据和合作得到缓解。战斗人员，无论多么恐惧或热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
但现在呢？
福奇说，“没有真相，”为了加强效果又说，“没有事实”。人们相信羟氯喹有效，因为一个互联网上的骗子称它有效。人们相信2020年的选举被偷窃了，因为一位前总统这么说。人们相信福奇为了他的股票投资组合而杀死了数百万人，因为电视上的名嘴、互联网杠精甚至当选的领导人都暗示了这一点。
福奇对“几乎无法理解的谎言文化”感到不安，而这种文化已经在民众中传播，感染了政府的主要机构，表现为对他和他的家人的可怕威胁。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通常专注于向公众传播科学，但却时常被卷入针对阴谋论和错误信息的小规模冲突中。
福奇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在隆冬的阳光下说：“经历这些是非常、非常令人沮丧的。”他停顿了一下，“我正试图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现在他81岁了，开始审视自己，经历了过去两年的阴影后，“这让我有点动摇了。”
他理解这种情况的方式是通过在2021年1月6日围攻国会大厦的事件。就在那里，在电视直播中，一项实验变得无比清晰：抛弃真相会产生地震般的后果。
有些东西一直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复制。它不是微生物。它无法通过鼻拭子检测出来。要治疗一种病症，你必须首先确认它是什么。但你不能把整个国家都塞进核磁共振机。
福奇说：“它们无法被诊断，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病毒是一种劫持文明的可怕力量。一个错综复杂而又不完美的官僚机构是我们用来夺回控制权的东西。不管怎样，福奇都同时成为了这两者的化身。在过去的两年里，自从他第一次对特朗普进行事实核查以来，他就一直就同时扮演了圣人和撒旦。他的收件箱里充斥着连串的赞美和诅咒。他的一天常常从早上5点开始，他晚上的时间也很不稳定。他今天还能做些什么？明天还有什么新的恐怖在等着他？他正在为获得最好的情况而奋斗，敦促人们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并担心没有什么情况会是足够好的。
刚刚卸任的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说：“我确实为他担心。他对这些攻击感到无比沮丧，因为这让人分心。但是，托尼·福奇绝对不会因为一个问题太过艰难而放弃。”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说：“进入疫情已经两年了，而且还处于矛头的顶端，能够坚持下去的一定不是普通人。这几乎就像要求一个人在每天都在生活中跑场马拉松一样。”
艾滋病活动家彼得·斯塔利说：“他一直都得到了两党的完全支持，直到新冠。”他曾经在NIH进行过抗议，现在是福奇的挚友。“现在已经彻底被阴谋论挟持了。没什么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试图让科学决定他该说什么和做什么的人。现在他们把本来是完美记录变成了邪恶的东西。他们撒谎，并将谎言重复100次，直到人们认为它是真的。”
斯塔利每周给福奇打多次电话，询问他的情况，讨论对疫情的应对计划和推行的阻力。
斯塔利说，“我该对他说什么呢？我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来赢得这场战争？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几乎是无法取胜的。”
看看福奇1月11日在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的亮相。参议员理查德·伯尔（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人）责备福奇和其他官员因为传递的指导信息不够明确，而散布了关于新冠的“疑虑和大规模混乱”。这是一个严厉但公正的批评。然后，两位参议员，他们各自都有医学学位，却让批评变得开始针对个人。
参议员兰德·保罗（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说：“你是政府应对措施的主要设计师，现在已经有80万人死亡。”
福奇责备保罗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煽动了疯子”。福奇说，“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的家人受到了骚扰，”他暗示那个写下杀戮名单的加利福尼亚人针对他，是因为他“认为也许我在杀人。”
多年来，福奇曾开玩笑说他的个人哲学来自于电影《教父》。”这不是个人恩怨；这是纯粹的生意”（《教父》中的台词）。他的生意就是科学。科学帮助他治愈了脉管炎。科学帮助他和其他人将HIV从一个死刑判决转变为一个能由药片控制的病情。
他现在面临的事情感觉与科学毫无关系。
在听证会的晚些时候，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展示了一张放大的工资单，指出了福奇40多万美元的工资。马歇尔指责福奇和“大科技公司”隐瞒了他的投资情况，这造成了一种“也许有些诡计在上演”的假象。
福奇感到困惑和愤怒，回答说他已经披露资产几十年，这些信息都向公众公开。（虽然这一说法在严格上说是真实的，但他的披露并不是在谷歌上一搜就能找到的；在听证会后，马歇尔的办公室要求并从NIH收到了这些文件，然后宣布福奇对这些文件的易得性“撒谎”了）。
来源：视频截图
当马歇尔问完话后，福奇让他的挫折感支配了他。他喃喃自语道：“真是个白痴（moron）。”他并没有想对着话筒说。
发生了什么？参议员们“试图嘲弄福奇，他们试图把他拉到他们的水平上，”马修·谢菲尔德说，他曾是一名保守派活动家，现在经营一个名为Flux.community的政治评论网站。“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能让他骂人是白痴，或者像他们那样不断地搞小动作，只要他做了一次，那他们就赢了。”
保罗对这一描述提出异议，并声称福奇应该对这场疫情承担“一些责任”，因为他所在机构的一笔拨款资助了武汉的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病毒的确切来源仍然未知。科学界一致认为是动物向人类的传播，但争论仍在进行中）。
马歇尔的办公室没有对谢菲尔德的理论进行评论。听证会后，参议员的竞选网站已经开始销售29美元的T恤衫，上面印有这位医生的肖像，以纪念他说“白痴”的时刻。“通过购买你自己的白痴T恤，向福奇传达一个信息！”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凯瑟琳·霍尔·贾米森说，美国资助和管理科学的方式为怀疑论和阴谋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研究科学传播和错误信息。
是的，科学建议会根据现有数据而改变，这一事实可以被利用来使负责任的领导人显得前后不一致或无能。
是的，按照政府的标准，福奇的工资很高，他在一个未经选举的职位上工作了38年，并且监督着60亿美元的预算，这些预算都流入了各类拨款；这些都是事实，一个充满怀疑的人可以据此建立一个关于腐败、不负责任的精英，以及资金从这个或那个机构流向这个或那个实验室的邪恶理论。
是的，病毒似乎对我们的最大的努力不屑一顾，并且还被我们最坏的本能所推动。是的，它结束和颠覆人们生活的方式是不应该的、悲惨的、疯狂的。这些都是可怕的事实，你也可以用一个幻想来中和它们，即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坏人造成的。
攻击和错误的信息似乎正在产生影响。根据安纳伯格公共政策中心自4月以来进行的民意调查，人们对福奇的信心正在减弱。在去年夏天和秋天保持稳定之后，相信福奇提供了关于疫情的可靠信息的美国人的百分比自4月以来下降了6个百分点，从71%下降到65%。
政策中心主任贾米森说：“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但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代表科学中现有最佳知识的声音遭受了持续的攻击。尽管受到了攻击，但对福奇的信心仍然很高，不过这种侵蚀仍令人担忧。”
随着特朗普早已离开白宫，加上公众对冗长预防措施的疲惫感与奥密克戎变体一起涌现，福奇现在可能对那些需要一个恶人的名嘴们更有用，而不是那些需要一个英雄的人。保守派《国家评论》的编辑们本月要求“福奇必须离开”。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赫在上周的节目前对娱乐杂志Deadline说：“我已经受够了新冠”。他的嘉宾、作家巴里·韦斯也重复了数百万人的挫折感，我们被告知“你接种了疫苗，就会恢复正常。而我们并没有恢复正常。”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凯瑟琳·帕克本周写道：“相对于特朗普关于用漂白剂作为可注射抗病毒剂的胡说八道，坚毅的福奇就是明智的德尔菲神谕。”（注：雅典的德尔菲神庙前刻着的三句谏言：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妄立誓则祸近。）
她继续说：“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但福奇最近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也许是对他自己的声音感到厌倦了，而且两年来的出镜率让他疲惫不堪。”
在1月11日的听证会上，马歇尔参议员进一步夸大了这种侵蚀。他对福奇说：“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声誉，”他补充说，“美国人民不相信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
福奇回答：“这才是对现实的真正歪曲。”
马歇尔用一个来自医学界以外的世界真理来回答：“感知就是现实。”
福奇并不天真。他知道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不会听他的。他仍然了解华盛顿，足以看到它是如何以新的和令人不安的方式而恶化的，因为边缘思想蔓延到了中央机关。正如彼得·斯塔利所说：“因为有一个党已经变得如此反科学，所以福奇的力量不再稳定。”
Photo by: The White Hous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福奇仍然认为他是一个有效力的信使。而且他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那些让他的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在与马歇尔交流之后，以及一个由“白痴”而不是“奥密克戎”主导的新闻周期之后，福奇对难以置信的工作人员说：“也许这位参议员说得有道理。也许我的投资，虽然已被披露并可被获得，应该更容易被看到。”
至于那些希望他受到伤害的公民，他忍不住想要寻找一些信号，一些症状，让他得以理解这一切。
福奇说：“我一直在寻找人们身上的优点，那种积极的东西的内核。而且很难想象有那么多人是坏人。而且，我的意思是，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否有什么问题一直存在？有什么东西在社会学上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他想知道。他们的怨恨是否表明有一个潜在的问题需要——被治愈（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来形容）？
他说：“也许是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在驱使他们？”他的语气就像是坐在病床边一样。“而我们关注的是他们行为的反常，但我们真的没有充分认识到，也许他们正在遭受痛苦。他们在反抗这个，因为无法解决他们的一些需求而失败的社会。也许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解决那些让数千万人产生某种感觉的基本问题。”
周日，在林肯纪念堂前，成千上万的人集会反对强制接种疫苗。许多标语上都写着福奇的名字。他们的言辞很熟悉。一位名叫吉奥·尼科尔森的长岛建筑工人说：“福奇医生是新的二战时期的杰夫·门格勒（Jeff Mengele）”，他同时将福奇描述为“傀儡”和“独裁者”。一位名叫罗宾·菲尔德的57岁妇女从弗吉尼亚州约克镇驱车三个小时，举起一个自制的牌子，牌子上写着“高高吊起它”的字样，上面画着福奇被斩首的头颅。
菲尔德说，福奇犯了叛国罪。她说，她自己做了研究，很明显，他的建议既“杀了人”，也让他赚了钱。
但是，她的标语上的暴力感，这是从哪里来的？在某个原始的层面上，它似乎传达了痛苦或恐惧。
菲尔德开始，“当然...... ”然后又停了下来，“嗯......”
她该怎么说呢？
“我感到很难过，这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很伤人，因为我们都有触动我们心灵的亲人离世。”
几乎没有仍活着的人经历过这种突然的大规模死亡，这种程度的大规模疾病，这种一切生命的冻结和断裂。这很伤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福奇的所有艾滋病患者都死了。这些丑陋的死亡，他无力阻止。他不得不压制痛苦，埋葬情感，以度过每一天。
当他回忆起那个时代时，他的眼泛泪光，喉咙收紧。他的自我诊断被匆匆带过（“创伤后压力”），他把过去和现在联系了起来。在一场大灾难中，很难看到结局。但它确实结束了。
他说：“作为一个社会，当我们走出困境时，你知道，我们会抬头说，‘哦，我的天啊，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遇上了疫情暴发，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已经失去了近90万人。这将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70年代初，当他在曼哈顿一家医院担任首席住院医师时，福奇记得他在半夜时分望向东河，“说，你知道，我很累，但至少在这个病人稳定下来之前，我不能停下来。” 当他在艾滋病危机期间担任美NIH的主要主治医生时，在解决每个病人的需求之前，他不会离开病房。现在，他把整个国家看作是他的病人，一个同时被病毒折磨，又被未确诊疾病阻碍了抗击病毒能力的病人。
他可以让自己免于进一步的痛苦和疲惫，让美国人去看另一个医生。他可以让自己抽身。
他说：“那不是我的性格。我不会这么做。”
Photo by: NIAID,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你看，这个病人还没有稳定下来。
福奇从厨房的窗户望向他的小后院。现在，他看到了美国的一个十字路口。最好的情况是：增加疫苗接种，增加免疫力，抗病毒药物，病毒得到控制。如果我们一起努力的话。最坏的情况是：一个新的变种，与奥密克戎一样传播力强，但更致命，同时又夹杂着我们的思想和政治的恶化，从而变得更加严重。
福奇说，“现在就像是凌晨2点，我看着窗外的东河，我有一个正在出血的病人，另一个病人有心肌梗塞，还有一个病人有败血症……”
对这种感觉的记忆促使了他对当下说出了一些鼓励的话。
“各位，没有时间觉得疲惫。你们有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