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特·哈·希利（Paullette Ha-Healy）可以一下列举出几条将她的孩子留在家中上学的理由：她认为纽约市在新学年开学时的安排非常混乱，教室过于拥挤，她担心通风和社交距离问题；她14岁的儿子有自闭症，虽然已经接种了疫苗，但由于无法时时刻刻戴好口罩，在学校的安全仍然无法得到保障；作为华人，她也担心子女们会遭遇歧视甚至暴力事件。
希利和她的两个孩子。
她也可以列举出几个她的家庭在过去三个月里陷入不确定和恐惧的例证：她的孩子们不断做噩梦，焦虑加剧，她花了大量时间从孩子的医生和心理医生那里收集表格，以证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家长，她还需要经受一项可能代价高昂的法律程序，如果无法为自己正名，她可能会面临与子女骨肉分离的危险。
担心感染新冠，未送孩子上学遭举报
从11月初到1月，布鲁克林湾脊（Bay Ridge）的这个家庭一直在接受纽约儿童服务管理局（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s Services，简称ACS）的调查。该机构的任务是调查涉嫌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案件。希利因为担心子女感染新冠病毒和遭遇亚裔仇恨事件而没有送孩子上学，她被举报教育疏忽，尽管她说她的孩子们远程完成了学习。
根据通过公开记录请求获得的数据，在2021-22学年的前三个月，纽约市学校人员向纽约州中央儿童虐待和侵害登记处提交了2400多份报告，比一年前同期报告的数字高出约45%，当时纽约市近100万名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在远程学习。从2020年8月到2021年11月，记录显示纽约市学校工作人员共提交了9674份报告。
最高的月度统计数字是在2021年11月，为1046人。同月，ACS和纽约教育局发布了联合指导意见，提醒学校对因担心新冠而将孩子留在家中的家庭要有耐心，避免在学生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急于指控家长忽视了子女教育。
根据ACS发言人的说法，纽约市学校人员从9月到11月提交的这2412份报告中，约有三分之一（2412份中有839份）当中包括了对教育忽视的指控。ACS指出，在2019年秋季新冠之前，这一比例实际上更高，当时来自纽约市学校工作人员的报告中，有约40%的报告指控教育忽视。
本学年被卷入与新冠相关调查的许多家庭，包括希利一家，都表示考虑到教育局的声明和指导，他们根本就不应该被举报给ACS。
儿童福利调查不成比例地涉及低收入有色家庭，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指控可能会在父母的记录上保留数年——即使是在希利的案例中，机构最终没有发现忽视的证据。被举报后，家长可能再也无法在儿童保育和教育等领域就业。最可怕的是，孩子可能会与父母分离——研究表明，这种创伤后来会增加心理健康挑战的风险，被监禁，甚至过早死亡。
从2020年8月到2021年11月，纽约市学校工作人员每月向州儿童虐待热线举报的案例数量。
ACS已经澄清，就其本身而言，缺课不应该成为教育者怀疑忽视的理由。“我们正在（与教育局）合作，以确保那些家庭不会仅仅因为孩子缺课而向州的儿童虐待热线报告，”一位发言人在1月13日写给The 74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该机构正在为从事儿童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培训，教他们如何在不拨打热线电话的情况下支持家庭。
但现在，由于Omicron病例激增，纽约市的学生出勤率在1月初大幅下降，而且围绕亚当斯政府将如何处理远程教育的争论仍在继续，是否会有更多的家庭被卷入儿童福利网络的疑问也在蔓延。
“我很担心，在Omicron这波疫情过后，是否又会有家庭被投诉和举报，”法律非营利组织布鲁克林捍卫者（Brooklyn Defenders）的教育实践主管加布里埃尔·弗里曼（Gabriel Freiman）说。
希利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她补充说，在疫情激期间，把孩子留在家里的家庭可能“容易受到调查”。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回到2021年秋天：纽约市宣布，学校将提供面对面教学，没有远程学习的选项，希利感到恐慌。她说，她有十几位亲戚死于新冠，年龄从36岁到87岁不等。这位布鲁克林的母亲认为把孩子送到拥挤的学校压根不是个好主意。她很快提交了两个孩子的家庭教育申请。
与此同时，就在教室重新开放之前，纽约市学区向家长们保证：“只有当家长表达明确的意图阻止孩子接受教育时，ACS才会介入，”当时的督学梅沙·波特（Meisha Porter）在9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与我们的家庭合作，因为我们理解家庭所经历的一切。”
希利说，尽管是在远程学习，但孩子们的学业并没有中断，他们都继续通过谷歌Classroom访问和提交课程作业。她甚至与学校的工作人员见面，告知了两个孩子各自的教育计划。
希利说：“我（和这些学校）一直保持联系。他们都一直在继续学习。”
在孩子留在家中时，希利甚至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来监督孩子们的学业。
因此，11月初，当一位ACS社工敲开希利的门时，她猝不及防。该机构收到了一份报告，称她女儿所在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举报她涉嫌忽视子女教育。
希利知道ACS有可能来访。作为倡导组织PRESS（Parents for Responsive Equitable Safe Schools）的一名成员，她知道有许多其他家长因为担心新冠疫情而不让孩子去学校上学，他们已经接受了调查。她甚至帮这些家长提供了应对ACS出现时的资源，让家长了解自己的权利。但对于她本人的调查还是让她大吃一惊。她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她对孩子的教育过于投入，而不是疏忽。
希利开玩笑说：“不管学校想不想见我，我总是自己去学校。”
希利熟悉自己作为家长的权利，所以她没有让这位社工进入他们的房子。但是，尽管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应对局面的策略，这次家访还是让全家人感到不舒服。希利说，在这名社工离开后，她患有自闭症的儿子来回踱步了一个小时，担心这个陌生的女人会带着执法部门回来。她13岁的孩子一直做噩梦，担心他们会与妈妈分开。就连希利自己也无法不去想最坏的可能性。
“碰到有ACS家访，你很难不去设想有人会把我的孩子带走，”她告诉The 74。
“ACS是一个诅咒”
纽约州法律规定，和医护人员一样，学校工作人员也必须向中央热线报告涉嫌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案件。但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专家和家长都批评这种做法可能对家庭有害，而且容易受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
根据纽约市的数据，2019年，东哈莱姆的低收入家庭受调查人数是附近的上东区的六倍多，上东区主要是富裕的白人。
“ACS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将我们的家庭定罪，”纽约市家长领袖塔妮莎·格兰特（Tanesha Grant）在疫情期间成立了“父母支持父母”互助组织，她这样表示。她告诉The 74，许多黑人家长认为儿童保护服务是一种种族歧视的监视和惩罚。
“ACS在我们社区是一个诅咒，”她说。
ACS的一位发言人说：“年复一年，ACS从州一级收到的按法律要求必要进行的报告中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和民族差异，这确实让我们感到极度关切。”
根据2021年的一项州法律，按法律报告必须上报虐待行为的医护人员和教职工现在被要求接受隐性偏见训练，以防止其偏见影响了他们对儿童家长的判断。
但它会对K-12教育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在全美范围内，学校工作人员向儿童保护机构报告的指控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报告都多，但研究显示，学校报告最不可能被证实或导致家庭干预。ACS说，在纽约市，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学校工作人员的举报最终被证实，确实存在虐待或忽视的证据。家庭成员往往报告说，在没有找到证据的情况下，调查过程可能会令全家人十分不安，由此产生恶劣影响。
布鲁克林捍卫者组织的弗里曼说，儿童保护服务调查通常带来的影响和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之间往往并不一致。
这位法律专家解释说，据他所见，本学年不让孩子去学校面对面上学的家长，往往像希利一样非常关心孩子，对子女的教育成长参与度非常高。有些人甚至是他们孩子学校的前任家长教师协会主席。
“这些人并不是想伤害他们的孩子。他们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他告诉The 74。“拿ACS对付他们，这实在是用错地方了。”
家长在面临调查时有何权利？
为了减轻ACS调查带来的最坏的影响，来自布鲁克林的前教育家、州参议员布里斯波特（Jabari Brisport）正在发起一项法案，要求在每一项儿童福利调查的开始，都要告知父母的权利。
布里斯波特告诉The 74说：“少数族裔的家长在与儿童保护机构打交道时，更有可能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权利。”
10月下旬，当ACS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梅丽莎·基顿（Melissa Keaton）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门口时，这位母亲大吃一惊。2020年4月，纽约市爆发了第一波致命的新冠疫情，她的父亲不幸因此而去世。所以在学校重新开放时，她选择不把自己还没从丧亲之痛中走出来的孩子送回曼哈顿下东区一所广受欢迎的双语学校。基顿认为，孩子每天从家到学校需要换乘地铁，路上的危险也非常大。但与希利不同的是，她不知道如何与社工打交道。
“我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文件说法。没有办法找出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它是如何核实并得出结论的？对我的期望是什么？”基顿告诉The 74。
在法律上，父母没有义务允许社工进入他们的家，除非ACS有搜查令。但许多父母在完全不了解这一点的情况下同意了。如果社会工作者发现吸毒或其他照顾不佳的证据，可能会提出更多的指控，并增加儿童与家长分离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们的家庭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ACS来家里找麻烦，”PRSS的一位组织者泰姬·萨顿（Taj Sutton）说。“他们会翻遍你的冰箱、橱柜……对你的孩子提出一些非常不恰当的问题。”
“这项法案并没有创造新的权利，”布里斯波特解释说。“它实际上只是告诉父母他们的权利是什么。”
“原本就不应该跟ACS举报”
尽管调查对她的孩子造成了持续的心理影响，希利仍然表示她的社工是个好人，实际上还挺帮忙的。这名工作人员加快了她孩子的远程教育申请，帮助她的小女儿最近获得了这个项目的批准。希利希望她的儿子也能很快得到批准。
但她认为，她的经历是一个例外。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12月23日，基顿正准备在她父亲的墓碑上献花。这一天本来是他63岁的生日。但在她还没离开墓地时，她的社工联系了她，向她转达了她认为是好消息的消息：她准备结案了。基顿请她过来。
当这名社工到达时，她告诉基顿，调查已经结束，但该机构确实发现了忽视的证据——她女儿的学校回应说，这名学生在新冠期间确实参加了远程教学，但在2019年参加夏校时的出勤天数有问题。基顿说，社工指示她上诉，但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就像晴天霹雳，她不知道该怎么上诉，不知道这些指控是否会影响自己未来在教育业的前景，这是否开启了她女儿被带走的可能性。
该小学的工作人员没有回应置评请求，ACS表示不能透露个别事件的细节。基顿正在等待邮件中的文件，这些文件将提供ACS证实教育疏忽指控的确切原因。
基顿认为，她的案子往好了说毫无意义，往坏了说不合适。她说，她试图保护女儿的安全，并一直在为她安排教育作业，尽管学校没有提供相关材料。她还提出了因健康理由需要在家学习的相关申请，“根据教育局和ACS向学校提供的指引，家长不应该因为关心孩子的安全而被举报，”基顿说。
家长资源：
如果你遭到了疑似虐待和忽视指控，以下为ACS提供的中文指引
https://www1.nyc.gov/assets/acs/pdf/child_welfare/investigation/guide/ParentsGuideChines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