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耿直哥也立刻撰文给大家揭露了这位美国教授证据中那“刻舟求剑”式的严重谬误。（详见：在得知美国的死亡率是中国的800倍后，他疯了 ）
可这个美国教授却并没有知错就改，反而又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刊登了三篇文章，持续对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挑衅，大呼中国的数据不合理。
可事实，却也一次次的抽打着他的脸。
这个美国教授名叫George Calhoun，是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授课教授，其本职专业是无线通讯科技和资本市场融资。
然而，此人却按捺不住“外行指导内行”的冲动，在过去的两周里竟连发四篇文章，持续质疑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宣称中国“故意瞒报”了这一数据。
此前，他先是于1月2日在美国福布斯网站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引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一个很不严谨、就连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设计有问题的“大数据模型”，用一种近乎是在“刻舟求剑”的方式，用美国新冠死亡人数“模拟”出了中国“应有”的新冠死亡人数，然后以此宣称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为170万人，而不是中国官方通报的不到5000人的死亡人数。
结果，他的文章不仅被耿直哥发现了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也站出来批判了他的谬误，比如日本圣路加国际大学（St. Luk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apan）的生物统计学教授Stuart Gilmour。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Stuart Gilmour教授正是此前揭露了《经济学人》那个“大数据模型”有严重误差的其中一名西方学者。
可面对来自学术界以及不少中国网民的质疑，本应为人师表、虚心认错的George Calhoun却耍起了无赖，把质疑他的人都说成了是中国“水军”。
而后，他更是继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咬定”中国就是在“蓄意瞒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这些文章还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官办的反华外宣喉舌“美国之音”和躲藏在美国、已经沦为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帮凶的反华邪教“法X功”的转发和追捧。
图为美国国务院官办反华外宣喉舌“美国之音”在转引George Calhoun的文章
图为George Calhoun接受躲在美国的反华邪教“法X功”旗下传媒的采访
但滑稽的是，他后续的这三篇文章，仍是在“刻舟求剑”，在拿美国等国家的防疫水平去“生拉硬套”中国，根本禁不起任何事实的检验。
比如，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一边称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医疗水平很低，而与中国这种情况相似的那些发展中邻国都在疫情中死了很多人，所以中国不可能只死了这么少的人；一边他又拿出韩国说事，称韩国的防疫政策和中国相似，而且韩国还是发达国家，可中国的死亡率却比韩国低很多很多倍，这不合理。
另外，他还在此文中多次强调，中国与很多疫情严重的国家领土接壤，并以此作为了他质疑中国“隐瞒”死亡人数的一个“证据”。
但任何关心中国防疫政策的人都应该清楚，中国和所有这些邻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除了有大数据技术支持的流行病调查和病例追踪网络、严格的防疫措施，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还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愿意为了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而日夜奋战的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全社会上下也在防疫这件事上一条心。
所以，中国才能在新的疫情出现后，通过“动态清零”的方式及时封堵和扑灭疫情，并能最大限度地阻挡邻国的疫情蔓延到中国。其中，许多边境城市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及牺牲——比如云南瑞丽。
当然，对于对待抗疫如同儿戏、防疫专家被网络暴力和人身威胁、当政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无视80万人死亡的美国来说，中国的防疫力度和投入程度确实会让那里的人感到“不合理”。
又比如，在另一篇文章中，George Calhoun又宣称，中国（31个省市区）自2020年4月1日武汉疫情基本结束，到2022年的1月8日，总共新增了约2.2万个新感染病例，可中国内地这期间却没有增加死亡病例，而同期的中国香港地区有12005人感染却死了209人，这不合理。
然而，这位在美国还算知名的学府中教书的教授，首先却连最基本的数据搜集工作都没做好。
根据中国卫健委的官方数据，中国武汉疫情的最终死亡人数是4634，而不是4636。而中国在武汉疫情结束后到今年为止，是出现过2个死亡病例的，都发生在去年年初。
所以，下图中他左边那栏的中国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4月1日的死亡病例数4636，以及右边那栏中国从2020年4月1日到2022年1月8日的死亡病例数0，全是错的。
其次，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在2020年4月1日到2022年1月8日总共增加的22102个病例中，有一半是境外输入病例，为10787例，本土病例则为11315例。
更重要的是，这1万多个本土病例，是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由北京、新疆、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南京、扬州、西安、河南、云南等多地在分散的疫情反弹中陆续累计起来的。而香港那1万多个病例和200余个死亡病例，则是在2020年下半年两次密集的疫情大暴发中，于短期内攀升起来的。
而且，当时香港的防疫工作和应对手段都还相对薄弱和不成熟，导致疫情几乎击穿了香港的卫生系统。内地31个省市区，即便也出现过千人规模的疫情反弹，但在吸取了武汉的教训后，我们通过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迅速锁定并隔离了感染者、密接者，及时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链条，并通过调配医疗资源保证了感染者得到及时救治，避免了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尤其是在2020年时还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这也是内地在过去1年半里即便出现1万多个新增病例却只有2人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
但同样的，对于将美国和西方那套如同“筛子”的疫情应对模式当成了“常识”的George Calhoun来说，中国内地的防疫成果只能是“不合理”了。
当然，George Calhoun这些质疑中国新冠死亡人数文章中的谬误，远不止耿直哥这里呈现的这些，他还存在着一系列数据计算和常识性的错误，包括他一边宣称中国“隐瞒”死亡人数，一边又在自相矛盾地攻击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但这里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最后，耿直哥想说的是，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做了不少数据核实的工作，尤其是统计了一下在武汉之后，中国内地至今一共发生过多少次疫情反弹，结果还是挺令我吃惊的。因为仅在2020年下半年那个还没有疫苗的时候，这样的反弹就已经有过不少次，其中不乏包括北京新发地、新疆、河北石家庄、以及东三省那几次数百人甚至近千人规模的反弹。可我们都成功防住了。
可如今，一些人却似乎在这种保护下“安逸”得太久了，再一看“死麻了”的美国，看到那里一些“精致的利己者”过得相当“自由”和“滋润”，这些人便觉得中国的防疫措施多余了，甚至开始跟着西方媒体全盘否定起这套挽救了中国无数人命的政策，而不是客观指出一些地方执行这个政策时的官僚主义和僵化。一些人还在一些错误信息的诱导下，比如以为新冠病毒只剩下奥密克戎这一种毒性“不强”的毒株了，就开始要求中国像美国一样放开，要立刻开始“与病毒共存”。
但就像不少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所说，“与病毒共存”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前提，是要“立足国情”。比如我们的疫苗接种程度是否足够应对新冠各种变种毒株的冲击，毕竟现在是多种毒株并存的时代，除了奥密克戎还有在美国正在“大杀特杀”的德尔塔。又比如，我们的公共卫生资源和医疗系统能否足够应对放开后14亿人中仍会出现大量病例的冲击？要知道，即便绝大多数感染者在疫苗的保护下不会是重症或死亡，他们仍会对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资源带来严峻的挑战，我们是否又准备好了？
上海的张文宏医生曾在他的微博中这样写道：“未来哪怕我们每个人都打了疫苗，新冠仍然会流行，不过流行的程度会降低，病死率可以降低。开放后还会有人感染，未来各国均要面对的是疫苗降低了病死率与疾病的传播，但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市民的防控意识，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医院和疾控）的力量，才能最终达到与病毒的和谐共处。”
遗憾的是，不少人只看到了他的前半句，却并没有看到他的后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