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零增长”的“敲门声”来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一、“48万”的靴子
“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缩减至两位数的人口增量，创下1962年以来新低。
早在去年的“七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打过“预防针”。针对我国人口增长出现的放缓趋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答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当时，有专家预计，达到峰值的时间或许是2027年。
一时间，确定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那一天，就成了那只没有落地的“靴子”。出现“48万”，人们开始担忧，是不是等不到2027年那么久了。
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宁吉喆针对“48万”给出解释，一方面是出生人口减少，一方面是死亡人数增多。
1062万的出生人口，7.52‰的出生率，无论总量还是比例，都创下1950年以来的新低。
宁吉喆在发布会上称，出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21年育龄妇女整体比2020年减少500万，其中生育旺盛期的妇女减少300万；其次，叠加婚育年龄推迟、疫情影响的因素，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总量不尽如意。
1014万的死亡人口，7.18‰的死亡率，无论总量还是比例，则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新高。虽然年度死亡人口依旧少于出生人口，但已是“首次达到千万级”。
一个创新低、一个创新高，两个方向共同作用，人口总量虽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48万”敲响的警钟，已无法充耳不闻。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0.34‰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又向绝对的零人口增长迈近了一步，但不会在2022年就迎来人口负增长，而是会在几年的“零人口增长波动期”后，然后才进入常态化的负增长阶段。
二、深度老龄化
“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
死亡人数绝对值与死亡率创新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与之相伴的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4%。相比2020年，这部分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增加992万人，比重提高0.7个百分点，我国全面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从局部看，“深度老龄化”也在多个省份蔓延。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有12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都超过14%。
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已经出台，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去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三、14.3%的青年人
“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平均值下降0.5个百分点。12月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4.3%，25~59岁人口为4.4%。”
在“七普”基础上，202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从绝对数量和比重上都有缩减。
从总量上看，“七普”与“六普”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进一步地，城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的数据大致推算，再过十年，到下一次人口普查时，劳动年龄人口又将减少4800万人。
具体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5~9岁人口9024万人，10~14岁人口8526万人；50~54岁的人口有12116万人，55~59岁的人口有10140万人。忽略死亡因素，往后推算十年，约2.23亿人将成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1.75亿人将成为新晋劳动力。“老去”与“新晋”的差值，大约就是4800万人。
目前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这个群体有几个特征：绝对量较大（8.8亿人），规模在缩小（七普减少4000多万人），素质在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0.83年），就业压力不小（存在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人们对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担忧，最终导向的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与动力的讨论。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力支撑，劳动年龄人口要创造价值，需要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具体来看2021年的调查失业率，5.1%是全年的平均值，整体向好。细看结构，16~24岁这个群体高出平均值不少，全年都在两位数以上。
城叔在国家统计局官网检索发现，16~24岁青年人群的调查失业率鲜有披露，疫情之后官方开始密集公布。
“16~24岁，尤其是20~24岁这部分的青年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此前在接受央视采访中提到，“这部分数据反应的其实就是每年新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创下两个历史：毕业生人数最高，毕业生人数增长最大。“千万高校毕业生”是16~24岁青年人群的主力，让这批人有效地参加工作、创造价值，非常重要。
四、新的“人口红利”：从制度来，向改革要
人们对出生率下降、净增人口减少的担忧，背后是深层的顾虑。有一种观点可以解释这种顾虑：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竞争，人口变动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置疑，人口一定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如果过于片面强调人口红利的作用，紧盯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生育率低了、老龄化了、劳动力少了，经济就不行了，那这种分析未免过于简单粗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曾撰文指出，2010年以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如何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需要“第二次人口红利”。
催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不是寄望于生育率回到以往的水平。新的红利，要从制度来，向改革要。
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要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其中之一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北大国发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同样鲜明提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当新冠疫情让全球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加复杂，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依靠人才，发展教育成为重要的解题思路——布局长远，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