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在丹麦进行精神病的违法实验。 (图/Rosenhan experiment)



丹麦广播电台(Danish Radio )最近发表一部名为「寻找自我」(The Search for Myself)的新纪录片,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1960年代曾经在丹麦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数百名丹麦孤儿做为人体实验的对象,主要是精神意识的实验,因此受试者会遭到电击与刺耳声音的对符。该记录片认为,美国显然违反了二战后签定的纽伦堡守则(Nuremberg Code),该守则提到,未经当事人同意,是不能进行人类实验的。

俄国卫星网报导,纪录片提到,这些研究始于1960年代初,其目的在研究精神分裂的成因,是否与人类在处环境有所关连。己知311名丹麦孤儿成为实验对象,而实验地点是在哥本哈根市立医院的地下研究室进行。

现年72岁的电影制片人皮尔‧温尼克(Per Wennick)就是当年的实验者之一,他回忆起自己被固定在椅子上,在手臂、腿和胸部上,都有测试仪器,然后耳边一直有响亮而刺耳的噪音咿咿呀呀的。

他说:「这很不舒服。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也是许多孩子的故事。」

他回忆道,在被送往医院之前,被孤儿院引诱要参加「一些有趣的事情」,然而就如多数人体实验一样,一点也不有趣,反而相当不适。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绝对是对社会公民的权利的严重侵犯。」

即使在实验结束后,孩子们也没有被告知他们参与了什么研究。

丹麦福利博物馆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克那吉-朗辛普森(Jacob Knage Rasmussen)表示,由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曾创下许多残酷的人体实验,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联合国定出了纽伦堡守则,对人类实验设定了明确的道德限制。然而,这并没有真的被落实。

纪录片提到,这项研究应该是时任密西根大学的美国心理学家萨诺夫‧迈德尼克( Zarnoff A. Mednick),他一直想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成因,但由于这种实验在美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找到任职于丹麦市立医院的法尼‧舒辛格(Fini Schulsinger),于是他们一起在丹麦建立起长达数十年的丹麦-美国研究,还获得美国公卫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资助。仅在第一年,该计划就得到70万美元的支持,以及中央情报局人类生态基金(Human Ecology Fund)的资助。

到了1977 年,舒辛格就以这几年的实验结果,公布了博士论文《精神病学中遗传与环境之间联系的研究》(Studie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psychiatry)。

在纪录片拍摄期间,温尼克在丹麦最大的精神病医院-葛罗斯楚普精神疗养院(Psychiatric Centre Glostrup)找到36箱当年的资料,现在却得知该院正在销毁这些资料引发了批评。南丹麦大学卫生法学副教授肯特•克里斯滕森 (Kent Kristensen)说,在这种情况下,销毁实验资料绝对构成违法,剥夺了受害者找回过去的机会。

中情局支持的秘密地下室实验中使用的丹麦孤儿,文件索赔



在旨在揭示精神病特征并绘制出精神分裂症与遗传之间联系的实验中,孩子们将电极放在他们的身体上,并且不得不听响亮而刺耳的噪音。据专家称,这违反了 1947 年纽伦堡法典,该法典对人类实验引入了伦理限制。

丹麦广播电台在一部名为“寻找自我”的新纪录片中报道说,数百名丹麦孤儿在不知不觉中被用于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实验。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始于 1960 年代初期,旨在调查精神分裂症发展中遗传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涉及 311 名丹麦儿童。检查在哥本哈根市立医院的地下室进行。据丹麦广播电台 报道,许多人被收养或住在附近的孤儿院。

电影制片人 Per Wennick 在孩提时就参与了这些实验,他回忆起自己被放在椅子上,将电极放在他的手臂、腿和胸部周围的心脏上,并且不得不听响亮而刺耳的噪音。该测试旨在揭示孩子是否具有精神病特征。

“这很不舒服”,温尼克告诉丹麦电台。“这不仅是我的故事,也是许多孩子的故事”。他自己承认,在被送往医院之前,他被承诺“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对我作为这个社会公民的权利的侵犯。我觉得很奇怪,有些人应该比我自己意识到的更多地了解我”。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实验结束后,孩子们也没有被告知他们参与了什么研究。

据丹麦福利博物馆的历史学家、博士和博物馆检查员雅各布·克纳奇·拉斯穆森 (Jacob Knage Rasmussen) 称,这是丹麦第一个记录在案的特殊照顾儿童被用于定期研究实验的案例。

“我不知道类似的尝试,无论是在丹麦还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令人震惊的信息与 1947 年的纽伦堡法典相矛盾,该法典在二战后对人类实验设定了一些道德限制。除此之外,知情同意被引入,这在今天是研究领域的核心”,Knage Rasmussen 告诉丹麦广播电台。他强调了该团体在国家监管下的脆弱性,没有人可以抱怨。

丹麦广播电台将此研究项目的想法归功于时任密歇根大学教授的美国心理学家 Zarnoff A. Mednick。Mednick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他疾病患者和健康人的确切区别很感兴趣。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合适的学习小组,他找到了市立医院的丹麦教授 Fini Schulsinger。他们一起在丹麦土地上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丹麦-美国研究合作。

据温尼克和国家档案馆称,该研究项目由美国卫生服务机构共同资助。仅在第一年,该项目就得到了今天相当于 460 万丹麦克朗(70 万美元)的支持。此外,它还获得了代表中央情报局运作的人类生态基金的资助。

1977 年,该实验产生了丹麦精神病学家 Fini Schulsinger 的博士论文,题为“阐明精神病学中遗传与环境之间联系的研究”。

Per Wennick,他设法在 Hvidovre 的 Glostrup 精神病中心找到了 36 个盒子中的研究材料,但该中心已经开始粉碎数据,引发了批评。

南丹麦大学卫生法副教授肯特·克里斯滕森 (Kent Kristensen) 大胆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粉碎构成了违法行为。历史学家雅各布·克纳奇·拉斯穆森强调,它剥夺了受害者找回过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