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伦敦利物浦街车站。 张岚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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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第二周,是英国大部分高校寒假前的最后一周,也是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在伦敦悄然暴发的开始。当地时间12月17日,英国卫生安全局最新模型估计,奥密克戎已经成为英格兰地区的主要新冠病毒变种。

距离伦敦80多公里的牛津大学,7天检出了104例新冠病毒阳性,其中包括多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学校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叫停几个大型活动,陆续封锁了几个出现病例的宿舍区。我所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虽然地处城中心,看上去却风平浪静。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在伦敦多点暴发之后,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邮件,最开始是持观望态度,后来措施不断收紧。先是进入教学楼和图书馆需要出示的核酸检测结果,由4日内升级为2日内,接着是最后一周全部改为线上授课,建议教职员工远程办公。但也许是出于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学校对课程之外的自发性聚会等活动迟迟未作明确要求。

日益严峻的形势、逐渐升级的政策,被圣诞假期即将来临的喜庆气氛淹没了。我所在的学院,以课业重、进度快、作业多、要求严著称。持续的重压过后,是失重和狂热,加上英国大学一言不合就开派对的“优良传统”,到了期末,学校马上就成了各种聚会的大本营。

这一周,我也参加了一次小规模的班级聚会。一位热情的印度教师特别热心组织派对。那天,她在家做好印度咖喱鸡带到现场,很多同学也带来了自己祖国的特色食物,现场还有交换圣诞礼物的环节,全班20多个同学其乐融融,很有过节气氛。当然,在很多场景下,口罩是必须要摘掉的,比如吃东西、喝小酒、合影,也有外国同学我行我素,全程不戴口罩。

有了这次经历,我对类似的聚会有点抵触。第二天,一个同学喊我去一个更大规模的学院聚会,我恰好在赶一个马上要交的论文,不假思索地婉拒了。现在想来,这个决定更多来自潜意识中对风险的感知。

据同学转述,当晚去的人很多,热闹非常,院长都按捺不住激情亲自入场打碟。我看到同学发的视频和照片,简直大跌眼镜——这些影像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就在学院聚会后的第三天早上,我收到学院邮件通知:聚会者中有5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建议参加聚会的师生做检测,密切关注自己的状态,如果确认阳性及时向学校报告。在结果出来之前,尽可能减少与外界接触。

为自己感到庆幸的同时,也着实为老师和同学们担心。在那么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下,看到身边的人都摘下口罩,很少有人能不放松戒备、选择从众。我认真地想了想,如果我去了,也会跟他们一样,在周围热切的目光下摘下口罩。

也是这天晚上,我们宿舍集体为来自爱尔兰的舍友小A庆祝25岁生日,7个人在蛋糕和烛光旁围坐,聊到深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次聚会了,奥密克戎正在一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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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周五,没有多想,我就和两个中国朋友出门了。这是早就约好的期末旅行,去了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的谢菲尔德。我们一直佩戴口罩,吃饭也尽量去中餐厅,并在一家酒店的三人间过夜。等我回到宿舍,已是周六晚上8点多了。

坐了太久的火车,我又累又饿,去厨房找东西吃,看到同宿舍的哥伦比亚姑娘小C戴着N95口罩刷碗,感觉有点奇怪,就顺口问了一句:你是刚从外面回来吗?

我来到伦敦不到两个月,还是第一次看到她戴口罩。

她有点担心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可能没看到她在群里发的消息。她和舍友小D跟朋友聚会,现在其他朋友的核酸检测都是阳性,小D也是阳性,她做了检测,在等结果。

我有点蒙,匆匆安慰她几句,让她好好休息,已经忘了要到厨房拿什么,就赶紧抽身回了自己房间。这好像是第一次,离新冠感染者这么近,又是在毫无防护的状态下。

我住的是英国大学宿舍的经典户型:以一层为单位,我们这一层有7人,每人拥有一个12平方米左右的独立房间,房内有卫生间。厨房和餐厅是公用的,在这一层的最后一个房间,大约15到20平方米,餐厨连通,烹饪设备一应俱全,还有一张餐桌。

说心里话,我喜欢这样的大学宿舍,一是比拥有独立厨卫的户型便宜许多,可以省下大把银子;二是可以跟舍友交流,人气很旺。平时大家经常在厨房遇到,一起做饭吃饭,正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总能找到很多话题。

近两个月,我已经和中国舍友小B一起张罗了两次集体火锅,外国同学对这种“水煮一切”的中国传统餐食非常好奇,看他们全神贯注拿起筷子,从锅里捞那些滑不溜丢的鱼丸和宽粉,我和小B相视莞尔。

必须得承认,到了这个宿舍,遇到这样一群舍友,我才没有体验到初到异乡的孤独和冷清。

但没有想到,这种半开放式的格局,为病毒在内部传播制造了机会。一问在同一个宿舍区的其他3位中国同学,她们所在的楼层也出现了2个以上的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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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舍友小C很快收到了她的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第一个检出阳性的小D,巴勒斯坦人,在英国长大,中东面孔的姑娘,英语却是纯正的伦敦音,人很热情直爽。这时,刚过完生日的爱尔兰女生小A已经坐飞机回家了,宿舍还剩6个人,感染的小D、 小C;未感染的有我,还有中国男生小B、德国男生小K和埃及女生小M。

2:4。

奥密克戎正在伦敦扩散。虽然感觉到病毒在慢慢逼近,却从来没有想过会离我这么近。在心底也很感谢舍友们,她们都是第一时间坦诚告知大家,让其他人有时间和机会选择如何应对。

后来,我从同学那里得知,不是每个感染者都具备这样的责任感。有几个同学的舍友,新冠肺炎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不去做检测,也不自我隔离,甚至刻意隐瞒,说自己剧烈咳嗽、持续发烧是因为咽炎。

看来,对抗新冠肺炎,决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感。

我也第一时间把情况告知了跟我一起旅行的朋友,让她们最好去做个检测。一个朋友发来“抱头苦笑”的表情,说她也刚刚得知自己的老师“阳性”了,本周上课,她就坐在第二排;另一个朋友在伦敦的近郊哈罗,他们的宿舍区一周前已经出现病例,封锁了几层楼。

带着点犹疑,我跟国内亲友半吐半露,大致说了一下宿舍里的情况,大家都很吃惊。如果在国内,集中出现这么多病例,早就有一整套的介入措施,而我所在的宿舍区,不但没有封楼,连消杀都没有,更奇怪的是,感染者不去医院,竟然在宿舍自我隔离,连我这个密切接触者也可以四处活动!

没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简称NHS)对感染者的要求是必须自我隔离10天,建议在家休息和护理,如果感觉症状严重,可以自己联系医院,但并不强制。同时,NHS的网站上给出了用药建议,如可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药物退烧。

亲友们一片惊慌,有人建议我马上去医院,有人让我搬出宿舍去住酒店,更有甚者,让我赶紧订机票回国。当然,也有的比较镇定,建议我把感冒药吃上,做好防护,保证营养,说熬过这一周,风险就小多了。

本来是去寻求安慰,结果却是我一一安抚了亲友。然后,我从床底拖出行李箱,里面满满一箱是从国内背过来的感冒胶囊,吃了四颗,心里安定不少。一直提醒自己多喝温开水,晚上也不敢再熬夜,怕免疫力降低。

那天,我去附近的大型超市采购食物,看到一位没戴口罩的顾客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这是来到英国50天后,我第一次看到戴口罩作为一项规定得到强制执行,12月10日英国政府发布进入公共场所须佩戴口罩的公告,仅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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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见到小C戴N95口罩的那晚起,我和隔壁的中国学弟小B再也没有进过厨房和餐厅。通过本宿舍每个人的反应,可以谨慎判断,在6个样本中,2个中国人对新冠病毒的风险是最敏感的。

我的房间离厨房最近。这些天来,每个上午都能听到有人至少10次进出厨房,还能听到小K与已经感染的小C交谈。小K本来就计划一放假就回德国,为什么还不走?如果我是他,一定会尽快离开这个高风险区域,赶紧回家找妈。

听到小C去厨房,我感到一丝欣慰:首先可以判断她症状不重,可以自己准备食物;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她一直在使用公共区域。我和小B沟通过后,觉得现在的厨房,比便利店、超市、餐馆还要危险,决定不再去厨房。我在房间靠一个电饭锅打天下,他则出门买外卖回房间吃。

更让人担忧的事情来了。就在小C检出阳性的第三天,埃及女生小M先是感到不太舒服,然后发烧,接下来就用学校发的新冠检测包测出了阳性。能用敏感性较弱的自测包测出阳性,说明可检测到的病毒量已经很可观了。更可怕的是,小M没有参加小C、小D的那次聚会,不论她是在宿舍为小A庆生时感染的,还是在进出厨房和餐厅时被感染的,我和她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基本在一个等级。也就是说,说不定下一个测出阳性的就是我。

小B听说这个消息,告诉我,他当时差点跟小M一起坐车去做核酸检测,幸好他约的时间早了半小时,先出发了。我想到的是,小M一路搭乘公交车,那些同行的密接者,没有人去找,也不可能找到了。

宿舍的形势变成了3:3。

刷了下社交平台,好多在伦敦的中国人贴出“两道杠”检测试纸照片,讲述自己检测阳性后的经历。我有点不镇定了,虽然看不见,也能感觉到病毒已形成包围之势,它们也许随时在走廊、厨房和餐厅游荡,在门把手、地毯、门缝窥探,伺机进入宿主的身体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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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不住了。毕竟还有3个健康人在宿舍,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我给学校和宿舍管理部门都发了邮件,说明了情况,请求他们对已感染和未感染的同学都给予帮助,比如区分公共区域、定期消杀、为感染者提供食物等,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不到一个小时,就收到了宿舍管理部门的回复。邮件很简短,建议我自行跟舍友沟通,区分各自使用厨房和餐厅的时间。关于消杀,建议每个人使用完厨房都要自行全面消毒。

这个回复看起来没毛病,好像还充分尊重和信任个人的行为能力和道德水平。

错愕之后,我又去查看NHS关于隔离的规定。规定要求,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在隔离期间,不能去工作场所、学校、公共场所;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外出购买食物和药品,只能在网上预定,或者找人帮忙买了带回;要尽可能避免与一起居住者的所有接触。

这个规定对于住在宿舍的学生来说,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宿舍内部不允许外卖和快递进入,只能放到前台。我记得自己初到伦敦自我隔离时,为了遵守隔离规定,询问前台能不能把外卖送到我的房间门口,前台的回复是,在工作人员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帮我放在房间门口。事实证明,每次都是我自行去前台取回。

NHS网站提供了一个电话,感染者可以打电话寻求志愿者的帮助,但我没有看到身边的人使用过这一服务。对于感染者来说,食物由谁来买、谁来送、如何加热,垃圾如何处理,这些具体却关系重大的事情,还悬而未决。

有一天,宿舍里最后一个感染(希望如此)的小M来敲我的房门,我开门后她马上退到两米开外。原来她要去厨房,忘带自己房间的门卡,回不去了。按照隔离规定,她不能离开这一层楼。我跑到前台帮她办了卡,以无接触方式递给了她。她的门口放了一个超市塑料袋,我没有询问这些东西是如何买到的,这个过程一定不容易。当缺乏完善的政策设计和社会支持,感染者需要自行协调很多事情,个人承担的成本、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

这已是小M自测阳性的第三天,她看起来很憔悴,只是简单告诉我,症状在缓解,但还是很累。万幸的是,我迄今感染的3个舍友都属于轻症,她们没有住院治疗,也许是因为年轻,加上生性乐观,没有因为感染而萎靡不振。我已经能听到小C踩着高跟鞋走出房门,在通向厨房的走廊里中气十足地打电话了。

希望3个姑娘都快点好起来。

这些天里,每天我都跟小B交换一下信息,看看我们这层有没有新增。我们开玩笑说,这一层一周的新增病例,比国内一个省都多。

12月17日下午(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和好多中国留学生在“云上”欣赏了英国流行乐组合“西城男孩”面向中国歌迷举行的线上直播演唱会。当他们用中文唱起《平凡之路》,我对北京的思念瞬间控制不住了。他们所处的位置,就在距离我6英里的地方。

有同学在微信群里说,宿舍的网速太卡了,到了2022年,“拼了命”也要去看现场演唱会。

大家都说,换个好点的Wi-Fi路由器吧,拼命还是算了!

张岚心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12月22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