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极客公园（ID：geekpark），作者：郑玥，编辑：卫诗婕，原文标题：《机器人总动员 | 李泽湘和他的门徒》，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那个下午，哈工大深研院外，一位创业者在等他的老师下课。
创业者叫汪滔——今日在消费级无人机行业占据统治地位、估值超过 1600 亿、年营收超过 200 亿的大疆的创始人。那时公司刚刚成立一年，遭遇了危机：离职的人拿着大疆的产品在外面生产销售。汪滔想去告他，律师要价 70 万——汪滔没有钱。
两小时后，老师下课了。老师给了汪滔一笔钱，还引荐了哈工大的第一届研究生，这批学生在大疆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12 年后，这对师徒获得了由 IEEE 期刊评选的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Award（自动化领域内最高奖项），老师的名字叫李泽湘。
2014 年，李泽湘（参与出资）创办了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Park 机器人部落），并凭借部分在大疆的早期股份，在新建的基地中持续投入。
从深圳宝安机场出发，大约半小时车程，便可到达东莞的松山湖区。XbotPark 坐落在这里。2009 年，李泽湘曾想以深圳科技园为圆心，在周围一小时车程内为一些创业公司寻找合适的新腹地，创办创业园区。一路上，他被松山湖的旖旎风光吸引。
如今这里被西方称为“Hollywood of makers”，极客天堂。东莞拥有全面迅速的供应链。松山湖毗邻的几个镇各有不同的供应特点：寮步有最大的二手车城，大朗是最大的毛织城，凤岗是五金城，樟木头是电子城。
东莞政府也给基地提供了最大便利。在基地大楼里，东莞科创局设了一个茶室，每周二主动上门——从工商注册、银行开户、工厂寻址、装修，大小事务一应俱全——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初创公司只专注于“该做的事”。
从高空俯瞰，8 平方公里的松山湖面像一个孕育着生命的母体，它的周围，已孵化实体 60 余家实体，包括 50 多家创业企业和 10 多支创业团队，总产值超过 19 亿。
李泽湘曾发起松山湖 50 公里徒步，这个传统被保留下来，如今基地每年都会组织。他喜欢徒步，热爱爬山，接近他的人形容今年 60 岁的他有赤子之心：“背一个很破的双肩包，白衬衫、工装裤，像一个老师傅，不像科学家。”
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创业者。1999 年，他在港科大任职期间创立的固高科技，仍是目前中国市场份额最大的运动控制器供应商。通过创办固高，李泽湘对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了深刻的认识：“大学研究必须对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才能显现出大学的意义。大学里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学生，而不是论文。”
作为 1978 年的高考应届生，李泽湘曾经留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他继续在伯克利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在 MIT、纽约大学工作并取得教职。“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当年鼓励师生创业的决定，让斯坦福科技园成为硅谷的早期雏形——这对李泽湘影响至深。他因此希望“回国办一所大学”，推广“产学研体系”。
梦想曾在 2011 年经历过一次失败。为了创办一所理想的中国大学，李泽湘曾自发加入南科大（中国南方科技大学），两年后，他与港科大另外两名教授宣布退出，并在《南方周末》发起一封联名信《要改革，不要口号》，言辞颇为激烈，直指南科大的教育改革问题。
十几年间，几番和高校的合作后，今年，他主导筹建的“深圳科创学院”接收首批学生，李泽湘仍然在推动他心中的新工科教育体系构建。他说，“创业是可以学的。”
最早在港科大的实验室，李泽湘开设了一门课程，并将其与需要做 8 个月的机器人比赛相结合。那就像微缩版的创业。课堂上，学生们学习有关团队合作、系统设计等方面的种种知识。课堂外，李泽湘带着学生到深圳的华强北买零件、制作印制电路板、做模块设计、进行机械加工。过程中，学生们接触到了深圳整个产业的生态环境和制造业供应链。
前不久，极客公园与李泽湘进行了长谈。在企业家、学者、投资人等诸多身份里，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定义为“老师”。
他的学生潘宗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即便大疆如此成功，李也没有一味推崇工科学生创业。“他觉得一个人要有主动思考择业的思维，而不是被生活或者主流推着走。当然，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试一下创业的过程，如果觉得不适合，可以加入别人的公司。”
但是他推崇每个人都有一颗创业的心。在 XbotPark，李泽湘试图营造一种像家庭一样信任、宽容失败的氛围。“他从不轻易否定，我见过这么多师兄弟，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只要学生不放弃，李老师永远是一种支持的态度。”
前采中，李泽湘反复提到一个观点：中国的教育等待一场深刻的变革。他的办公室外挂了一张珠峰攀登图。他说，孵化已经从大本营到前进营地了。教育还在从拉萨去大本营的路上。
就像走夜路，你一个人会很害怕，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起，然后再给你一个手电筒，一个打狗棍，你就不害怕了。我们也在吸引更多人，不断把走夜路的经验传递给他们。
先工程师精神，后商业价值
极客公园：我们今年的 IF 大会请了沃兹尼亚克开场，聊了他心中的工程师精神，您怎么看沃兹？
李泽湘：我博士毕业那年，沃兹跟我同一届参加伯克利电机系毕业典礼，我拿的博士学位，他拿的本科学士学位。但在中间他辍学了，然后创办了苹果，之后又回去把没修完的课修了。但是他好像最后一门课考试没过，系主任说他能创办苹果，说明他还是个不错的工程师，就放了他一马。
极客公园：他是一个典型的工程师吗？你怎么理解工程师精神？
李泽湘：像沃兹这种工程师是非常稀缺的。在我们现在的体系里，往往是为了挣钱做一个马马虎虎的东西，差不多就可以了，挣钱可能是首要的。很少能做一个在工程标准之上的，很极致的东西。达到这个高度的就很少了，实际上汪滔、峻彬、铭钰他们就蛮符合这样一个特点。
极客公园：追求工程师精神和追求商业价值之间有没有冲突呢？怎么理解这二者的关系？
李泽湘：在追求极致的工程标准之上，把一个东西做好，后面慢慢要持续下去，它还必须得有商业的应用。这是一步一步实现的，不是第一步就想到要去挣多少，有多大的商业价值。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纯粹的工程师，你的专业体系搭不起来，是撑不住脚的，迟早都会塌掉，哪怕前期能挣到钱。
极客公园：也有很多没有处理好工程师精神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公司。
李泽湘：波士顿动力的 Marc Raibert 就是我在读大学，还有在 MIT 做博后的老板。他具备很强的工程师特征，很有极致精神。他做的东西很极致，很震撼，但是很遗憾，商业上没那么成功。所以商业化的思路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依然认为工程师先要做出极致的产品，再考虑商业价值。
极客公园：一旦你成为创业者，要面对团队、投资人、股东，面许多顾虑与追求极致之间或许会有冲突，这时创业者应该如何思考？
李泽湘：本质上，工程师在面对复杂性的时候，往往有办法把它简单化。看起来做 maker 和做创业者是两回事，其实都需要运用工程师精神，把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make it happen（使它实现）。需要学习、克服困难、做到极致。
公司本身也是一个产品，需要运用工程思维和工程师精神去打造。这个产品可能会历时几十年，甚至用你的一生去打造它。
极客公园：所以简单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工程师精神并不仅仅是追求工程技术上的极致是吗？
李泽湘：简单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工程师精神并不只是事事都做到极致，也不是简单狭隘的编程能力、工程能力，而是一种思维。这也和很多理科优秀的人能够创造非常了不起的公司有关。
未来 40 年要靠工程师红利
极客公园：我们都看到了沃兹与乔布斯的完美配合，乔布斯身边从来不缺追求极致的工程师，这样的人才充分吗？
李泽湘：硅谷从来不缺这种人。美国硅谷 berkeley 、Stanford 、 MIT 这些一流的大学有很多，确实有一批非常追求极致的工程师。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一个严重的不足。
极客公园：像汪滔一样的中国的工程师充分吗？中国现在工程师数量和质量特点是什么？
李泽湘：我们的教育从体量上很大，每年毕业上千万的大学生，可能三分之一以上都这个理科，一半以上都是理工科。但是真正具备工程师精神和能力的少之又少。
过去 40 年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靠的是民工，以及农民企业家。未来的 40 年靠什么？靠工程师红利。
当下的中国产品已经不只追求性价比了，接下来需要真正的创新，需要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产品。这就需要一大批真正具备工程师精神的人才。我们的理工科学生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这个红利，我们的高等教育，大学工程教育需要根本的变革。
所以工程师培养不止是值得关注，而且是我们国家未来 40 年可能最重要，也许是唯一的支柱。
极客公园：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科技发展里，对于工程师的能力的需求是不是也有变化？那什么东西是贯穿其中不会改变的？
李泽湘：不变的是追求极致后，把一个东西做出来的喜悦感。push 工程师的动力不会变。代码别人写 100 行，我用 10 行就解决问题，我可以用最少的零部件实现一个功能。工程师能做得比别人好，能把灵感变成现实，就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极客公园：变化的东西是什么呢？工程师精神这个词的历史含义和当前含义有什么不同？
李泽湘：外部的世界变化了，complexity（复杂性）越来越大。以前工程师可能是自己捣鼓折腾，可能写个 1000 行代码，现在可能你要写个一万、十万行，甚至更多。零部件 PCB（印制电路板）原来两层，现在可能要几十层上百层，还有金属的加工精度提高等等。
现在，你要上火星，做电动车，飞行汽车，无人机，工程的复杂度都比以前变大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单打独斗了，需要一个更大的团队。所以工程师还要考虑如何经营管理一个团队。同时用户体量也不一样了，产品要给更多的人用。以前考虑功能，现在更多要考虑用户和供应链。这些都是在新的变化中对工程师提出的新的挑战。
极客公园：您 92 年回国到现在 30 年了，您如何总结这 30 年内，我们国内的硬件创业？
李泽湘：这 30 年制造业发展有几个重要的阶段。
一是代工时代。最初是低端产品的装配加工，后来围绕着消费电子智能产品，从功能机到智能机到电脑，做国外的苹果，惠普，三星这些高端产品的代工。到今天这还是我们制造业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是山寨时代，上世纪 90 年代到 90 年代末。华强北能买到各种元器件，外面有的东西都能快速山寨。质量差一点，但价格低很多。但这个很快就被苹果给干掉了。随着华强北的租金越来越贵，这些产业也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华强北也变化妆品一条街了。
第三个阶段叫转型时代，一些原来做代工、贸易和销售的，通过在供应链的快速整合，学习和模仿，加上一些微创新，诞生了草根派的创业。
华为，中兴，迈瑞等，都是从贸易开始，一步一步转型。这些创业者创业年纪大概在 40 岁以上。积累了第一桶金以后，在技术上很勤奋地下功夫，资源整合能力很强，学习能力很强，且快。他们也是目前大湾区制造业的标杆。
但他们 40 多岁开始创业，一大家子人指着他，冒险精神可能不足。而 C 端产品对创新的要求很高，失败率也高很多。创新不足，使得 B 端芯片、材料、设备它的创新空间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制造业整体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再接下来，近年大家开始谈论一些学院派的创业者。20 多岁开始，有国际化的视野背景，有擅长的技术，进入 C 端领域，有一些颠覆性的创新。
大疆也好，云鲸也好，创业者的创新能力越来越突出。跟国际同行比，中国创业者以前是朝上看，现在能够平视这个世界。也许因为大湾区的这些供应链资源，中国市场的规模，他们还有几分小骄傲。这是我眼中的中国的未来。
极客公园：我们这次大会在深圳，XbotPark 也在东莞。为什么选择大湾区？这里对硬件创业有何加持？
李泽湘：一个消费电子产品通常会有上百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你可能需要货比三家，就得有两三家供应商吧？一个地方能不能找到 300 多家供应商，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这些供应商他的响应速度有多快。因为今天的传播效率，比如在波士顿谁有个好的 idea，半个小时后可能深圳也就知道了。
所以产品迭代速度至关重要。戴森一款产品迭代 5000 多次，一般的产品至少也迭代上百次，速度快，成本就低。如果能够比别人快 10 倍，成本就是别人的 1/10，质量还能有保障。这些都是你能够胜出的关键要素。
除了上面讲到的，你能在这里找到各种你需要的人才：焊电路板的，管理供应链的，物流的、或者是装配的。这其实就是大湾区最大的优势了，我确实觉得这里更像一个硬件创业的绿洲。所以国外给这里的昵称叫 Hollywood of makers，硬件或者是极客的天堂。
“市场不能等特斯拉 1 万亿美元市值才欢呼”
极客公园：在今天，国内国际都有很大市场，创业者应该站在全球思考，还是应该扎根国内？
李泽湘：大疆是从美国市场切入，在国际上打造品牌，再回中国的市场，出口转内销。云鲸是从中国市场切入，然后再往外走，内销转出口。
今天在中国双循环这样的大背景下，创业者有更多的选择。中国有快速崛起的高端消费群体，有他们独立的判断能力。并不是国外都接受了他们才接受，他自己喜欢就愿意买单。
至于要从国外出发还是从国内出发，更多在于你更了解哪个市场的消费者的特点和痛点，继而选择在哪里发挥你的优势。
极客公园：汪滔说他特别认同乔布斯那句 Ultimately it comes down to taste.（最终由你品位决定）。今天 C 端产品创业者必须面对的审美问题，怎么拆解其中的构成？
李泽湘： C 端的产品是面对消费者的，消费者为什么要这个采购你的产品，会有几个因素。
首先要在功能方面解决他的问题，同时消费者购买东西有时是不理性的。他什么时候会不理性？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有认同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当你看过好的东西以后，你不会再对那些不美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今天的消费者跟三四年前的消费者很不一样。什么产品能够得到他的认同，得到他的喜爱，至关重要。
在内地我们叫设计师的，在苹果它叫做 design engineer（设计工程师）。所以设计师也是工程师，工程师也是设计师。
有一年港科大跟中国美院合作的一个暑期项目，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飞行主题的任务。所以后面有一批美院的学生加入了大疆，对大疆的审美应该有很多帮助。
刚开始大疆做飞控，那谈不上什么美，主要体现功能性。当然汪滔家里也有画家，所以他也有机会把设计艺术跟工程融合。到今天大疆的产品是有口皆碑的，也塑造了大家的审美。
在 XbotPark，科创训练营一直强调，要有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我们跟广美、同济、香港理工、中央美院、清华美院有一系列的互动合作，来培养创业团队。多学科的深度融合，才能做出又好用又美观的东西。
极客公园：iRobot 在整个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历史当中，是开启家用机器人时代和行业的公司，但有人说其他后来者也可以做到一样的水平，你怎么看？
李泽湘：不能这么讲，iRobot 是具备很重要的原创性的。不能在别人定义了产品以后，你只是 me too 或价格低一些。我和汪滔，以及 Rodney Brook 都获得了 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Award，这是这个领域最大的奖励。Rodney 是最年轻的美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是最聪明的 50 个人之一。
但 Rodney 后面又卖掉了（iRobot）股票，辞掉了 MIT 的工作。他敢于放弃他的这些成功，消失了五年，出来创办协同机器人公司，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新的趋势：他在东莞工厂里面看着工人装配时，想到当时是美国的创新、中国的制造再回到美国销售，但是有一天中国制造不再便宜怎么办？所以他做了协作机器人还有 Rethink，尽管 Rethink 最后又失败了。我们也都很有互动，当时好多中国公司都想去收购（iRobot）。
这也是工程师的精神，商业是放在次要点。当然我们希望一个产品能兼具商业的成功，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极客公园：在中国，大家会看市值。
李泽湘：所以这就是我们出不了伟大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以金钱以市值去衡量，而不是看他在技术和产品上的创新。虽然看起来别人都把 iRobot 当反面案例，但从中我们能看到他不一样的东西，是工程师精神在发挥作用。
从社会氛围来讲，在创新的时候，不只是工程师们要努力，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有更支持创新的价值观。你不能等到 Tesla 1 万亿美元市值的时候才去欢呼，你要在他入不敷出、九死一生时就为他欢呼。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追求的。
“我是一个老师”
极客公园：XbotPark 很多都是从大学生创业团队做起，一般的投资机构都不太敢投学生创业，你们为什么这么相信这帮年轻人？
李泽湘：学生团队虽然没有经验，但是有更多想象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他能够走得更远，固执己见的情况要少很多。他们没有太多的惯性或是自尊要维护，失败就失败了，更容易面对现实，所以有句话叫做创业要找这个 fail-fast（感受快速失效，java 集合中的一种错误机制）。
第二，通过协助学院派的创业者去做事，我们能够树立更多的榜样，能够激发出更多的这种人群，毕竟今天这种人群还是极少数对吧？就像美国讲我们 we need many more Jobs（我们需要更多乔布斯），同样我们需要更多学院派的创业者，现在是远远的不够，we need many more（我们还需要更多）。
再一个，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去探索，我们的教育到底该怎么去发展迭代。说句实话，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问题，如何去改革改进？实际上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是检验这个改革的一个最主要，但也不唯一的手段。
极客公园：从学生到创业者如何转化，有什么例子吗？就像波士顿动力 40 多年，到现在也不是个商业上太成功的案例，中间也被来回卖了很多次，你怎么看待它？
李泽湘：比如说这次也来到大会的欧卡智能和本末科技。本末的创始人张笛最早是北理工的本科生，是我到北理工去宣传推广硬科技创业时认识的，他后来来到港科大。他在读书的时候就喜欢折腾，在港科大发明了一个小家伙，一个可以用 javascript（脚本语言）可以实现站立、倒立的机器人。最后卖给一个研究所，挣了几十万。
后来他在松山湖创办了一家小公司。他一直想做一个纯粹的工程师创业，想做一个很酷炫的东西。当然了，他们在不断的折腾中，会逐步在工程师的基础上升华成一个真正会去考虑商业应用的公司。
实际上有不少创业最后不怎么成功，都是由于没能从工程师思维升华到创业者思维。
像波士顿动力做了一个叫好不叫座的产品，很多人惊讶于它工程师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没卖几台产品也没挣到钱。我问创始人你后悔不后悔？他说他不后悔，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首先经历了整个全过程。
他确实一直没有碰到好的搭档。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生教授投奔他，但是最后都没办法，跟他相处下来都离开了。
极客公园：我们通常说商业组织更像行军打仗，为什么强调 XbotPark 是一个 family？
李泽湘：因为创业者要能够快速成长，要把前面的人犯的错误，走过的路，踩过的坑都淌过了。只有在一个很放松很开放，互相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的情况下，好像一个家庭，什么都可以聊，才能够并行试错，同步提升。
极客公园：你更愿意用哪种身份来定义自己？
李泽湘：是个老师。只是从事教育这个动作，有学校的一部分，有校外的一部分，有产业的一部分。根本上来讲，我只是个从业者，希望探索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科创生态体系要如何构造。
极客公园：很多人认为创业者很难被“教”出来，老师能对创业者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李泽湘：有大量的这个数据表明，人的创新能力是能够被激发的。编程，是学，去做硬件，也是学。怎样融资，是学。如何管理，也是学。当然天分悟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具备天分有悟性的人很多，但是绝大部分人的潜能没有被发现，可能就被埋没了。
老师站在一个课堂里，面向学生灌输，这已经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做法了。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已经完全不匹配了。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我认为的老师更接近于一个伯乐，一个激发者、引领者，要创造一个环境，激发这群人，帮助这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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