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还是“好话说尽”：“我们努力避免这种伤害，调查每一个可信的事例，对每一个无辜生命的丧失表示遗憾。”但这些逝去的生命，已经再也无法醒来。
《纽约时报》披露美军造成平民伤亡的档案
《纽约时报》称，自己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了五角大楼一个“隐藏档案”中的1300多份文件。通过查阅这些文件以及现场调查，《纽约时报》发现美军自2014年来的空袭行动，一直受到严重情报缺陷，仓促定位的影响，造成数千名平民和儿童的死亡。
其中一例，发生在2016年的叙利亚托克哈（Tokhar）小镇。当时，美国特种部队声称他们发现了三个“伊斯兰国”（ISIS）集结地，空袭后宣布击毙了数十名“恐怖分子”。美军公布的调查结论是，7到24名“混在武装分子”中的平民被杀害。
但《纽约时报》查阅文件后发现，其实被袭击的建筑是几个家庭的“庇护所”。这次袭击，共造成120名平民被杀害。
根据军方的统计，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ISIS的空袭中，已有1417名平民死亡。而自2018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的空袭行动已造成至少188名平民死亡。但《纽约时报》发现，平民死亡人数要高得多。
至于原因，《纽约时报》称有的是因为文化差异、武器精度以及附带伤亡等。但根源上，是美军的逻辑：只要对平民的伤害风险和军事利益进行适当权衡，并获得上级指挥系统的批准，打击就可以进行。
美军自己的档案总结称，伤害平民的一个原因是“认知偏差”。例如，美军侦查到有人赶往袭击地点，就会偏向于认为他们是ISIS恐怖分子，而不是平民救援人员。另外，骑摩托车的人，往往会被认为是“列队行动”，是即将发生袭击的“特征”。
今年8月，美军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1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澎湃影像图
第二种原因，是文化差异。例如，美军会无视斋月、炎热的气候或激烈的战争，倾向于认为一所房屋内“没有平民的存在”。
还有部分原因，是美军无法保证武器“精准无误”。例如，2016年美军报告称他们在对摩苏尔东部一座房屋的袭击中，杀死了ISIS高级人员尼尔·普拉卡什（Neil Prakash），以及4名平民。但几个月后，普拉卡什在从叙利亚进入土耳其时被捕。
低清晰度或不足的侦查影像，也常常导致空袭的位置偏差，此外也阻碍了外界针对平民伤亡的调查。《纽约时报》审查的1311起平民案例中，军方认为可信的只有216起。很多影像都太短，无法做出伤亡判断。
有时，在袭击前只拍摄了几秒钟的镜头，几乎不足以让调查人员评估平民的存在。而在事后的审查阶段，部分案例根本没有可供审查的录像，这成为了驳回指控的依据。军方声称，这往往是因为“设备错误”，因为没有飞机“观察或记录这次袭击”，或者因为部队不能或不愿找到录像，没有按要求保存它。
有些袭击，造成了范围广阔的二次爆炸。在美国军方承认的所有平民伤亡中，这些案例占了近三分之一，而在《纽约时报》现场调查后发现，这些人占了所有平民伤亡的一半。
2015年6月发生在伊拉克哈维贾汽车炸弹工厂的袭击就是典型案例。根据美军事前的评估，工厂附近只有一个“棚屋”，但实际上周围都是公寓楼。很多无家可归者，躲在附近的废弃建筑里。根据军方调查，当晚有多达70名平民被杀。
不管美军造成这一系列悲剧的原因为何，他们最终还是隐瞒了信息，转移了焦点，也从未真正反思过症结所在。
《纽约时报》称，五角大楼从未能够兑现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承诺。袭击前，信息评估本来就已不足。袭击后，往往是批准袭击命令的人负责审查结果，他们经常使用不正确或不完整的证据，也很少真正前往实地探访调查。
截至目前，军方只公开了少数报告，而这些报告中没有任何人涉及不当行为或被纪律处分，只有一个人“可能违反了交战规则”。美军空袭的幸存者中，只有不到十几人获得慰问金。
这些记录显示，美国军方从未从这些“失败的模式”中吸取教训。
面对美军内部如此大的问题，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回应《纽约时报》时为自己辩护：“即使（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错误还是会发生......我们试图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努力避免这种伤亡，调查每一个可信的事例，对每一个无辜生命的丧失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