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 Montgomery：自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已延续了42年，促成了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合作。您是在两国关系紧张的关键时刻作为大使来到华盛顿的。中国对双边关系的优先考虑是什么？您认为科学、技术和创新将发挥什么作用？
秦刚：建交40多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取得历史性发展。虽然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都不相同，我们愿同美方共同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中美科技交流合作曾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国尚未正式建交时，吉米·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先生就曾访问中国。1979年，中美建交伊始，邓小平先生和卡特总统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议。4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协定》框架下相继签订了30多个议定书/协议，涉及20多个子领域，覆盖了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核安全等领域。
我认为中美应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共同管控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合作能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福祉，也能使全人类更好应对充满未知的未来。而阻碍合作，包括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种种限制，将损害双方的利益。
Kim Montgomery：您有30多年的外交经验，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礼宾司司长以及与欧洲事务有关的多个职位。科学、技术和创新在您的外交生涯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秦刚：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十分注重将科技交流合作作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助力构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在驻英国期间，我十分关注英国为什么会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出现牛顿和法拉第等一批科学巨匠，并在我的工作中积极推动中英科技交流合作。在中英研究与创新合作伙伴基金（英方称“牛顿基金”）框架下，双方迄今共同资助200余家中英机构，开展了数百个合作项目。
Kim Montgomery：科学外交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利用科学专业知识为外交目标提供信息。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将科学融入对外关系。科学是如何融入中国当代外交活动的？这是如何受到历史的影响的呢？
秦刚：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如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和为贵”。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476年），有一位伟大的学者——墨子。他积极宣传自己的“兼爱”、“非攻”等理念，投入大量时间研究城池防御技术，目的是阻止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战争。他利用在游戏桌上推演城池防御技术等手段成功说服楚王不再攻打宋国。
当今的中国外交的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我们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航天领域，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航天领域国际合作。进入到空间站阶段，我们将继续加大在空间站功能拓展、空间科学与应用、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我们面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征集有意搭载到中国空间站的合作实验项目。目前，已遴选出来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后续我们还将适时发布第二轮合作机会公告。
Kim Montgomery：50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奠定了基础。在那次和随后的访问中，科学是值得未来合作的领域之一。早些时候，您有幸会见了基辛格博士。您是否讨论了科学参与如何有助于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对当前和未来的美中关系有何见解？
秦刚：基辛格博士是一位资深政治家、战略家，中美关系的破冰者、开拓者，长期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发展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深受中美两国人民的尊敬。
基辛格博士认为，中美冲突没有赢家。双方应该努力构建“坦诚以待”的双边关系，避免相互威胁和发生冲突，共同发挥智慧找到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和平共处的新模式。我对基辛格博士的这一观点深表赞同。
在我们9月的会面中，基辛格博士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冲击，认为中美两国应该通过对话加以管控，并在新兴前沿技术的伦理和监管问题上开展交流合作。
Kim Montgomery：外交行动有助于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加强国内和世界范围的科学能力。这些努力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您能否介绍一下，中国的外交重点是同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科学解决这些共同问题？
秦刚：面对世纪疫情的挑战，中国积极同各方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加强疫苗、药物、检测等方面的国际联合研发合作。目前，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8亿剂疫苗，今年全年将共计对外提供超过20亿剂。中国还同30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我们希望中美能加强抗疫科技合作，助力世界早日彻底战胜疫情。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克服自身经济、社会等方面困难，实施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两国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均为80%以上，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且均需要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实现突破。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作为中美清洁能源研究合作的典型范例，近十年来产出了诸多互惠互利的重要成果。虽然这一项目现在已经终止，但我们希望中美两国能在清洁能源领域找到新的合作模式。
Kim Montgomery：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显著增加了对国内研发和国际科学合作的投资，包括重点关注与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科技项目的南南合作。总的来说，这些国际科学活动对推进中国的外交目标，特别是在全球南方有什么贡献？
秦刚：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互相帮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非常愿意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
根据合作国的实际需求，我们主要采取了3方面举措：一是将我们的成熟和适用技术与合作国分享，进行本土化应用，促进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二是我们与合作国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农业、广播电视、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开展联合研究。三是举办适用技术研修班、推动青年科学家交流等。随着“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实施，中国已支持了8300多名外国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建设了33家联合实验室和5个技术转移平台，与8个国家建立了科技园区合作关系。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中国与科摩罗的疟疾防治合作。科摩罗是位于东非的岛国，其最小的岛屿莫埃利岛（Moheli）是全国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当科摩罗提出与中国就疟疾防治开展合作，两国科研人员经过仔细研究选定中国开发的青蒿素哌喹片（Artequick）作为主要药物。项目实施5年（2008-2013），莫埃利岛实现了疟疾零死亡，疟疾年发病率减少95%。值得一提的是，青蒿素抗疟疾的研究开始于1969年，其发现者正是我国中医药科学家屠呦呦女士，她也因此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Kim Montgomery：你曾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对于那些想要更有效地向外交界和公众传播他们的研究和发现的科学家，您有什么建议？
秦刚：美国在科普方面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AAAS出版的《科学》杂志就做的很有特色，除了高深的科学论文外，杂志每一期都有结合时事的科学小故事，比如量子、黑洞以及人工智能等。
我有一个体会，科学家在向公众传递科学信息时，深奥的概念和数据确实会对科普造成一些障碍。如公众对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的温升控制在1.5和2摄氏度的概念就很难获得感性的认识。应把这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能的情景和实际感受告诉公众，如温升超过1.5摄氏度，“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将很可能每年都会发生。这样就能让枯燥的数字变的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唤起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
Kim Montgomery：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元文化的国家。当旅游变得可行的时候，您会推荐人们去中国旅游，特别是对科技感兴趣的人去哪里？
秦刚：中国是一个广袤多样的国家，有极为丰富的地理和人文多样性，还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
如果你对中国古代科学工程的结晶感兴趣，我会推荐位于北京的古代观象台和四川成都的都江堰。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72年，我曾站在岸边看着都江堰将滔滔江水束缚在河道里，引河水灌溉农田。令人赞叹的是，这个两千年前的科技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人民。
如果你对中国建设的很多现代大型科学基础设施感兴趣，我会推荐位于西南大山中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也被称为“天眼”）、西北戈壁中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以及位于热带海滨城市三亚的遥感卫星接收站。我相信这些地方可以让游客最直观地感受到中国近年的科技发展。
当然，还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旅游城市，这些城市拥有大量的知名大学、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业。
最后，作为驻美大使，我热情欢迎美国民众到中国旅游，这是一个历史与未来碰撞、艺术与科技交融的国度。相信不会让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