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书店出版社（ID：sbph_shsdsj），经上海书店出版社授权转载，口述：丰一吟，撰文：周峥嵘，头图：《一吟十二岁画象》
丰一吟，丰子恺先生幼女，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幼年时在日寇侵华烽火中跟随父母逃难，从武汉投身抗战、桂林再执教鞭，到战后重返江南、台湾举办画展，直至定居上海，迄父亲去世，风云变幻五十载，她始终陪伴在父亲左右，耳濡目染，女承父业；父亲的言传身教，她受益终身，感怀不已。
2021年12月11日，丰一吟先生于13时18分在上海龙华医院因病辞世，享年92岁。为缅怀先生，我们节选了《丰一吟口述历史》部分内容，以此纪念远去的丰一吟先生。
我和爸爸在缘缘堂的一张合影
缘缘堂在我家祖居惇德堂和丰同裕染坊（通称老屋）后面，和惇德堂隔一条梅纱弄。由于梅纱弄是南北向的，所以缘缘堂面对梅纱弄的大门是向东开的。本来走进大门就应该是屋前院子的侧面，但梅纱弄和缘缘堂北面的大井头这两条路所形成的角度大于九十度，造房的工匠为占足地皮，把房子造成了南边宽北边窄。砖墙都已砌好并刷白了，窗框也做好了，就差配玻璃涂漆了。
恰好爸爸从上海回来，看到这样的房型，说：“我不能传一幢歪房子给子孙！”坚决要求拆掉重来。这样，就要大动干戈，重新雇人抬正框架，推倒砖墙重砌，要浪费几百元。但爸爸还是花了些钱到茶馆里请来一些力气大的人完成此事，在石门镇上一时传为奇谈。
缘缘堂布局，主屋南边是一个水泥地大院子，主屋是三开间二层楼的结构。主屋北边是一个泥地小院子，种一排冬青树，一个葡萄棚架下安放了一架秋千供孩子们玩耍。再往北便是三开间的平屋，那是厨房、柴间。
前面说到的那块南宽北窄的三角地，爸爸把它围成一道矮墙，向缘缘堂入口处开一个门。这门内有一条路直通水泥地院子东侧的大门。这条路两旁各种一株碧桃树。那个尖尖的小三角地则用来养鸡养兔。
三开间的主屋，楼上楼下都被隔成前后两间，前大后小。楼上中央的前后房之间设有走廊。西前间给满娘和软姐住，还特地从中隔出一间来供满娘做佛堂用。东后间是盥洗室和厕所，其余都是卧室。
水泥地院子里有两个花坛，种着茂盛的芭蕉和没有结子的樱桃树。爸爸偏爱芭蕉和樱桃，他经常吟诵宋代词人蒋捷《一剪梅》中的句子：“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后来芭蕉倒长得很好，樱桃却枯死了。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突然看见樱桃树上结满了樱桃，我十分惊讶：“我出门上学时还没长呢！”原来是爸爸特意到市场上买来樱桃挂在树上的。
缘缘堂造好后，给我们六个小孩提供了一个安定舒适的环境，有些感受我到现在也依然怀念。比如炎热的夏日，父亲用竹帘盖住院子上方，采了芭蕉叶铺在地上，叶子凉凉的，兄弟姐妹平躺着，透过竹帘的缝隙看到湛蓝的天空。我还记得曾在缘缘堂自编自导自演一些小戏，除了自家的姊妹外，五爹爹的孙女（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丰明珍和我们的堂姐兼老师丰桂也来参加，练市表姐来了也会参加演出，非常热闹！
我和爸爸在缘缘堂花坛前有一张很珍贵的合影。我现在也记不清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从我和爸爸都穿着厚袍子来看，是在冬天。现在我只知道一个细节，因为小时候我难得跟爸爸一起拍照。那天他忽然要我拍照了，那不是蛮好嘛。但当时爸爸的手的姿势为什么这样子，我后来知道了，是我二姐还没去世的时候告诉我的。她说，爸爸的姿势是在招手，要二姐也过去拍，但来不及，快门已按，已经拍下了。
照片上在我身旁的那几棵芭蕉因为到冬天了，枯萎了，但是冬去春来它们还是会长好的，那个樱桃却怎么也长不起来。帮我们拍照的是爸爸的朋友盛学明。
爸爸为我画的几幅画
在爸爸的文章中，提到宝姐、华瞻哥、软姐的次数很多，甚至以他们的形象直接入画，如《阿宝赤膊》《瞻瞻的脚踏车》等，展现童真童趣。前面我已提过，小不点的我在家不怎么受重视。但爸爸曾经写过一篇《标题音乐》的文章，是专门写我小时候的事，仅此一篇，我深感爸爸的爱。
这篇文章记录的是我和我家保姆李家姆妈之间的对话。我妈妈生我们几个的时候，没有奶水，基本上都是请奶妈进来喂养，唯有我是“奶出去”的，被送到陈家娘娘家去，直到断奶才被送回家。后来妈妈就请据说曾是祖母的陪嫁丫头的李家姆妈照料我的起居。我俩日夜在一起，感觉她比妈妈还亲。冬天她给我暖被窝，夏天她给我扇扇子，唱眠儿歌。
爸爸为我画的第一幅画就是1931年我虚龄三岁时他画的《眠儿歌》，画面上我侧躺在竹床上，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脑后梳着一个髻的李家姆妈左手拿着扇子，一边扇，一边唱催眠曲。据说李家姆妈常常会唱着唱着就打瞌。手里的扇子停了、歌也断的时候，我总是嚷：“扇呀！唱呀！”现在想来，小娃娃怎么能体谅辛苦了一天的大人呢。
在我们刚搬进缘缘堂的时候，那一年我四岁。有一天我问李家姆妈雨从哪里落下来的，她说是“天上菩萨”落下来的。我又接着问是天上菩萨面盆里倒出来的？她回答“对的”，还夸我聪明。可是当我问她面盆在哪里时，她责备我不该要面盆玩水，打湿了衣服妈妈要骂的。由于她误解了我的本意，我感到很委屈，就号啕大哭起来。爸爸那时在楼下西间的书房里，听到了我和李家大妈全部的对话，爸爸晓得我为什么哭，他从我的哭声中悟到了：这就是标题音乐。这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8月1日《文学》月刊上。
爸爸很少画我，后来抗日战争后期我们逃难到贵州遵义后就开始画了。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一次，我正趴在桌前全神贯注地握着毛笔涂鸦，爸爸看见，就当场画了下来，画上还题了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爸爸对我的鼓励，我一直记在心里。也一直努力照爸爸对我的期望去做。现在我房间里还挂着这幅字。
爸爸还为我画过两幅画，画题虽未标明画中人是谁，其实两幅画都是画的我。一幅是《蔷薇之刺》，一次我去采蔷薇时不小心手给刺了一下，我正在设法拔出来时，被爸爸看见了，他便画了下来。还有那幅《手倦抛书午梦长》也是画的我，是同一时期画的。
爸爸画画，不需要对着我这个人一笔笔地画。他只要看一眼，就能下笔画起来。这是因为爸爸在学校时，一直画素描，画的模特有时是石膏像，有时是人体，他打下了很好的画画基础，以后无论在街上或在屋里，只要对人看一眼，他就能凭记忆画下来。而我呢，在学校里一看见要对着石膏像或者人体画素描，连忙偷偷地溜走，去看京剧了。所以我一直不会画画，只会临摹，惭愧！后来，京剧倒是学会了，不仅喜欢看，还自己唱，甚至登台演出。我成了京剧迷！有负于爸爸的培养！
我唯一一次帮爸爸的画上色
我们在厦门内武庙住着的时候，爸爸忙着为画展画重订的画，他实在忙不过来，有一次突然向我提出：“一吟，你来帮我上色吧。”我吃了一惊，有点犹豫：“我……”爸爸说：“陈之佛先生的工笔画，后来也是叫大女儿帮忙上色的。”我认为那是人家本来就有功底，我觉得自己不行。爸爸一再鼓励我，你不也是艺专毕业的吗？父命难违，我就真的干起来了。
我在艺专学的是应用美术专业，颜料一般是平涂的，比较工细。但如今是给漫画涂色，大概要有漫画的风格。于是我学爸爸那样，上色时有意给某些地方留空，算是“意到笔不到”。爸爸急了：“啊呀，你上色留这么多空白”，我不解地问：“爸爸你不也是这样做的吗？”爸爸说：“留空是件很自然的事，你却是有意留这么多空！”我接着问：“怎样才算是自然呢？”爸爸又是一通解释。见我还是没搞清楚，爸爸自己动手，把不该留空的地方一一给我补上。我惭愧地在旁边看着。
1949年丰子恺和丰一吟在厦门古城西路寓所楼上看远景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一方面我要向拿到画上上色上得不好的人致歉，同时，我有幸和爸爸“合作”了一次，深感骄傲。不知这批画现在身处何方。也许早就在浩劫中毁于一旦，即使劫后余存的，恐怕也很难寻觅了。
父亲去世后，我在广洽法师的鼓励下，开始临摹爸爸的画。我这个人只会模仿，不会创作。模仿有父亲的一个底子，我在上面用铅笔把重要的勾一下。比如说像一般的石头，那无所谓的，那只要稍微勾一勾就行了，山也是稍微勾一勾，但是人需要勾得很仔细。我把底子拿掉了以后，就用毛笔在这个上面画，而且我往往是先画人，如果人画坏了，这个画我就不要了，从头再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书店出版社（ID：sbph_shsdsj），口述：丰一吟，撰文：周峥嵘